1871年5月28日，凡爾賽反動軍隊攻陷了巴黎公社的最後壹個堡壘——拉雪茲神甫公墓。革命失敗了，全城開始了大屠殺，無數烈士橫臥在血泊之中。面對著這壹片白色恐怖，英勇的公社戰士、工人政府的委員、群眾愛戴的詩人鮑狄埃?1816—1887 ，懷著滿腔沸騰的熱血，奮筆疾書，寫下了這首氣壯山河的歌詞。
這首詩歌原名《國際工人聯盟》，刊登在1887年出版的鮑狄埃的詩集《革命歌集》中。詩歌集出版後的第二年，法國北部工業重鎮裏爾市的工人合唱團，委托工人業余音樂家狄蓋特為這首歌譜曲，三天之後歌曲完成。1888年7月底，裏爾市的壹次工人集會上首次演唱了這首歌曲，不久就傳遍了整個北部工業區。1899年，法國***產黨在裏爾召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會上有德國代表出席。裏爾反動的國家主義者企圖利用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煽起群眾對德國人的宿仇來達到破壞大會的目的。國家主義者與群眾發生了公開的沖突。他們唱著《馬賽曲》來蠱惑人心，而群眾則針鋒相對，唱起了《國際歌》。唱《國際歌》的人越來越多，聲音越來越響，最後以汪洋大海之勢徹底淹沒了《馬賽曲》。這壹事件轟動了世界，從此，《國際歌》便威震海外，成為壹首無產階級不朽的戰歌。
1920年中國首次出現由瞿秋白譯成漢文的《國際歌》。1923年由肖三在莫斯科根據俄文轉譯、由陳喬年配歌的《國際歌》開始在中國傳唱。1962年譯文重新加以修訂。這首歌曲用分節歌形式寫成。高潮在副歌的最後壹句，這是歌曲的主題所在，也是全世界所有譯文都按音譯的壹句：“英特納雄耐爾壹定要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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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三與《國際歌》
1996年10月10日是我父親——《國際歌》中文譯者——蕭三誕辰100周年。重新熟悉蕭三的生平和詩文，近乎翻古的感覺。好像真的回到本世紀初，跟著他重新“走”了壹遍他那漫長曲折的路。事事感到揪心，常常受到心靈的震撼。對蕭三和他同時代戰友，對他們人格和信仰的力量，對他們追求真理的執著，心裏空前地肅然起敬。
蕭三那壹代前輩，他們為著民族和人類解放的理想，是融化在血液中、吸進骨髓的。蕭三與《國際歌》，不僅僅是中國文人翻譯法國革命詩作的關系。
蕭三在青少年時代受到毛澤東的深刻影響：他們是同窗好友，相處10年，他們壹起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壹起參加“五四”運動，壹起通過李大釗初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壹起推動留法勤工儉學高潮。1920年5月，蕭三作為“新民學會”會員赴法。
1922年6月蕭三與其他進步留學生成立“旅歐中國少年***產黨”（即***青團），並於9月改名為“中國***產黨旅歐支部”。1922年秋冬之交，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和蕭三等5人又加入了法***。也正在這裏，在《國際歌》的祖國法國，蕭三和他的戰友第壹次聽到、唱到“原汁原味”的這首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歌。蕭三為它折服、激動，那時已產生把它翻譯成中文的心願。
1922年冬，蕭三懷著對十月革命聖地的向往，只身從巴黎經柏林千裏迢迢來到了莫斯科。
1923年暑假，蕭三約陳喬年壹起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記得那時我們譯壹句詞，配壹句譜，積累而成三段正歌與副歌的整個譯詞，由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大學中國班的同誌練習唱會了。”蕭三後來寫道。
蕭、陳當時不知道，他們翻譯的嘗試並不是最早的，更不是唯壹的。更早的有李大釗，還有另外兩個我至今未查清楚人名的譯者。幾乎與蕭、陳在國外譯歌的同時，1923年6月15日國內的《新青年》第壹期發表了瞿秋白的譯詞。然而上述譯詞皆未傳開。蕭三後來回憶道：“從秋白同誌的譯詞來看，他完全是根據俄譯再意譯為漢文的。我們則主要是根據歌詞的原文法文並參考俄譯而意譯為漢文的。”隨著“東大”學會唱《國際歌》的同誌們先後回國派赴各地工作，這個譯詞也就被帶回來唱開了。這就是從第壹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起在全國各地唱出了這個譯詞的《國際歌》的由來。
蕭三回國後，被中央派往湖南任省委委員兼***青團省委書記，並與那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毛澤東久別重逢。此後，他參加了壹系列國內革命鬥爭，因得病後病勢加重，1927年到了海參崴。
蕭三這次離開災難深重的祖國，心情十分沈重。和他並肩戰鬥多年、成了生死之交的許多卓越的革命家和忠貞的***產主義戰士，都先後被捕，紛紛壯烈犧牲，成了他心靈上終生不愈的傷口。如謝文錦、李大釗、趙世炎、汪壽華、羅亦農、向警予，還有曾與蕭三壹起翻譯《國際歌》的陳喬年……這個名單可以無止境地列下去。
蕭三在海參崴被困壹年多，此間壹次嚴重腦震蕩，給他留下終生後遺癥。因誤傳“病故”，於1928年7月在瞿秋白、蔡和森、王若飛等同誌的主持下，在莫斯科開六大的中***代表團為蕭三舉行了“追悼會”。後知“死而復生”，把他接到了莫斯科。蕭三花了好幾年工夫，才從三等殘廢狀態中找到出路，登上國際文壇。
在蘇聯期間，許多在壹起並肩戰鬥過的同誌不幸犧牲的消息陸續傳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是高唱著《國際歌》英勇赴死的。這壹次次噩耗，像刀子壹樣紮在蕭三的心上，也不斷呼喚、激蕩他心中的“國際歌”。此時《國際歌》對於蕭三已不只是革命的戰歌，它已被他親密的戰友和烈士的鮮血滲透、溢滿，“有著紅旗壹樣的意義”，也已經是他自己的心聲，又有如自己心臟的跳動。
抗日戰爭爆發，蕭三歸心似箭。回到延安，與毛澤東等老戰友重逢，使他活力倍增。他運用革命與詩人的全部經驗，重新修改《國際歌》譯詞。在《國際歌歌詞修改說明》壹文中寫道：“陳喬年同誌為中國***產黨、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的利益，英勇地犧牲了。他譯出的《國際歌》詞至今為中國人民大眾歌唱著。但是直到現在，每次開大會時，人們常常只唱歌詞的第壹章，第二章、第三章很少有人知道，這是不好的。再則那時我們譯得也頗不周到，如因為太少音樂常識，有些配得不妥。現在正值慶祝十月革命22周年紀念時，特將從前譯的三章歌詞重新按照原文修改壹遍（第壹章因已唱出，很少變更）。現在沒有喬年同誌合作了，這是很可悲痛的。我們在這裏紀念他！在修改過程中，曾獲得我國著名音樂家呂驥、冼星海等同誌及歌詞寫得很好的塞克等同誌的顧問與贊助……希望國人全部地、壹致地唱出來！”這個譯詞壹直唱到60年代初。
然而歷史漩渦中戰士的命運常常是把握不定的。也許正因為“影響之大”和“我國少有”（林默涵語），蕭三在黨內、國內不時遭到莫名的非難。在中蘇公開分裂的60年代初，居然涉及到《國際歌》譯詞。蕭三至死對自己的譯文仍未滿意，沒有停止過追求完美、反復推敲和修改訂正的努力。此外，他多次提出，為了紀念陳喬年，“譯者”要補署他的名字，因為他畢竟最初參加過翻譯的。不料，1962年間，中國音協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聯合公布“由有關專家加以修改和訂正”的新的《國際歌》中譯本（從那時至今全國唱的就是這個譯本）。理由是“歌詞中有些字句，原來翻譯得不夠妥切”。修訂工作沒有邀請蕭三，他顯然連“有關專家”都不是了。此外非但未增補譯者陳喬年的名字，而且把原有的蕭三也去掉了。
1967年6月至1974年10月，蕭三與他的中國籍德國妻子葉華“壹地苦相思，人世稱稀罕”，互相隔離同在秦城坐牢。蕭三70歲“進去”，77歲他生日那天，倆人壹起戴著“蘇修特務分子”的帽子釋放，又經街道管制5年後，於1979年徹底平反。而後奮力寫作，直到1983年2月去世。
蕭三說，革命的運動產生革命的詩歌。反過來，革命的詩歌又影響、推動革命運動。在我國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漫長歲月裏，《國際歌》起了戰鬥的宣言和革命號角的作用，表現了工人階級的偉大抱負和氣壯山河、扭轉乾坤的豪邁精神。革命隊伍內外大家唱這支歌，多少革命者在自己生命的最後壹刻昂首挺胸唱這支無產階級的正氣歌與贊美歌，把自己的鮮血灑在刑場。
蕭三盡了畢生的心血不斷修訂完善他們的譯作。他同時是死難烈士的代言人。
讓我們壹起來紀念他們。[轉自鐵血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