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壹個文學的自覺時期，曹丕《典論·論文》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純文學理論的著作開始產生。《典論·論文》對文學的價值問題、作家的個性與作品的風格問題、文體問題、文學的批評態度問題都有涉及。它總結了建安文學的新特點新經驗，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開創了盛極壹時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之先聲。
魏晉南北朝之前，我國古代文論總體上處在壹種不自覺的發展階段。先秦諸子的文論，大多為只言片語，文學觀念尚未獨立。兩漢文論也沒有完全從學術中分離出來。即使是壹些較有影響的序文，如《毛詩序》《楚辭章句序》等，大多針對某壹部具體作品，如《詩經》、《離騷》等進行闡說。而《典論·論文》則把文學作為壹種獨立的現象加以研究，而且其研究視野涉及到文學批評中許多基本原則問題。這是魏晉文論研究出現的新現象，它是魏晉文論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極有說服力的標誌。
當然，要說明曹丕《典論·論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提及《典論·論文》的內容及其所研究的文學問題。首先，關於文學的價值。所謂文學的價值，在曹丕看來，就是文章的實際功用。曹丕在《論文》裏從統治階級立場有意識地提高文學的地位。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不像漢朝的帝王把作家當作“倡優”，把辭賦比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並且鼓勵文人們更積極地創作，希望他們不要“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這是很有遠見的。他這壹論點集中而鮮明地表現了建安時代作家的創作自覺精神，對文學的發展也起了壹定的促進作用。
其次，關於文氣問題。曹丕所說的“氣”，包含有兩層意思，壹指文學作品的風格，二指文學家的氣質。在作者方面，“氣”指他的氣質才性；表現在作品中，就是文學風格。曹丕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劉，巧茁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裏所說的文氣，是壹個古人的不確切的詞語，很難下壹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他以清濁為形容，以音樂的引氣巧拙為比喻來看，“氣”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東漢清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濁，所謂“孔融體氣高妙”，“公斡時有逸氣”(《與吳質書》)，就是指他們的文章中表現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講文藝重視清高、俊逸，和後代批評家所說的“建安風骨”的觀念正是相通的。氣的概念雖然不確切，但是他所探索的問題卻接近我們所說的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問題。文氣觀點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學向個性化發展的趨勢。
其三，是對於文學體裁的劃分。曹丕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在這裏曹丕提出了“本同末異”、的主張，本：指壹切文章的***同性。末：指不同文體的特殊性。曹丕還將當時流行的文體分成“四科八類”，並提出“雅”、“理”、“實”、“麗”作為各自的最突出的特點，為各種體裁文章的創造和批評找到了壹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而“詩賦欲麗” 的提出尤為重要。“麗”是審美概念，曹丕已認識到純粹意義上的文學必須是美的，這與傳統儒家把詩作為倫理道德教化工具的觀點，是壹個極其重要的轉變。更顯示了建安文學漸向詞采華麗發展的新風尚。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本末結合起來研究的看法，是曹丕第壹次提出的，它特別重視不同文體的特點，推進了文體研究的發展。文體研究的深入，說明文學創作活動進入了自覺的、純文學狀態。
其四，是關於文學批評者的態度。曹丕認為，當時文壇存在兩種典型的錯誤態度：壹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只看到自己的長處，“謂已為賢”；二是：“貴遠賤近，向聲背實”。這是壹種崇尚虛名，盲目尊古的錯誤傾向。
曹丕反對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並用“審己以度人”的態度分別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種體裁文章創作上的長處和短處。為什麽這些作家會互有長短呢?曹丕也作了進壹步的探索，他認為壹方面是因為文體各有特點，壹方面是作家的才華性不齊。
曹丕這篇《典論·論文》，標誌著我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進入了壹個新的時期。他不是單純根據個人主觀愛憎來評論文章，而是有意識地去探索並企圖解決文學發展中的壹些***同的問題。盡管他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答案還比較簡單，但是他啟發後來的作家批評家們繼續探索解答這些問題的先驅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後來的陸機、劉勰、鐘嶸正是沿著他所開拓的道路繼續前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