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失恃，本是很憂傷的事，而“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這種憂傷。從後來汪精衛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他心靈的憂傷。
“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壹生，只是沈浸在‘憂勞’兩個字裏。家計的艱難，以及在家族內所受的閑氣，如今還壹幕壹幕的時時湧現在我的眼前”。（註：見《汪精衛自述》，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並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家貧，雖老猶為客於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家事，米鹽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才，說話時極註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後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壹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壹般地說，頑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長兄長嫂的面前總覺得拘束，不那麽親密無間，兄嫂也只能容納馴良恭順的弟妹。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遊幕粵北樂昌，是個道學先生，“望弟成龍”的思想很濃厚，對弟弟的管教極嚴，不稍假詞色，使汪精衛有動輒得咎之感。（註：見黃美真等《汪偽十漢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壹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著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再看看汪家的文化氛圍。
汪家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弟。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壹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壹家沿著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壹名秀才；同科還有二兄兆＠①和壹個侄兒，名列二、三名。壹家兩代三秀才，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家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再次，汪精衛的壹段教館經歷對其壹生影響也很大。
中秀才之後，二兄病死，汪精衛家庭困窘難熬，只好到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家當“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裏當塾師，對東家必須小心謹慎，循規蹈矩；對學員必須擺出正統儒士的壹套道貌岸然的樣子。教館的生涯是很為難的，真是“課少父母嫌懶惰，功多弟子結冤仇”，這樣的生活，磨練得人的性格馴順懦弱。
上述諸方面條件鑄就了汪精衛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另壹方面則是汪精衛天資高，自幼聰明穎悟，五歲入私塾，八歲“已養成好讀書的習慣”，“壹生國學根基，得庭訓之益為多”，學習應制文字，先生謂“其文氣磅礴縱橫，許為旋轉乾坤之偉器”（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壹開始就功名利達，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費生，1905年參加創建同盟會活動，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有機會走上社會上層。可是，幼年時家庭與經歷留下的個性印記在壹生中總是隱隱作痛。
那麽如何理解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時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多次失敗，革命遭受重重困難。同時革命派內部陶成章、章炳麟也與孫中山產生了矛盾分裂。
孫中山是個堅韌不拔的革命家，面對困難，指揮若定。1910年2月在美國洛杉磯召開長堤會議，孫中山做出決定，暫時中止不成熟的起義活動，改為厚蓄實力。（註：見王俯民《孫中山詳傳》，廣播電視出版社版，第470頁。）對陶、章則揭穿其謬誤。
汪精衛沒有正確看待形勢，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緒，在革命困難時，易走向極端，企圖通過暗殺來解決問題，所以就有了謀刺載灃的行動。這其實是從懦弱自卑的個性特點出發做出的走向另壹極端的冒然的抉擇。
謀刺載灃事件之後，汪精衛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發展。
汪精衛因謀刺不成被捕，本當按律判處死刑，後來卻被判處終身監禁。武昌起義後，清廷被迫釋放政治犯，汪也獲釋。其在獄中寫有詩壹首：“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壹快，不負少年頭”。但因晚節不保，此詩已無人記誦！
汪死裏逃生，幸獲自由，出獄後原來的個性特點卻更加強了。
壹是人的生命畢竟只有壹次而已，絕處逢生，難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復失，滋長戀生怕死的情緒，壹想到被捕，就出現“莫向燕臺回首望，荊榛零落市寒煙”的心境。
二是對清室難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每當回憶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家。（註：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第26頁。）
三是他仍是壹個革命者，擁護孫中山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於是，他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出現低沈消極的情緒，詩中出現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語句，產生了妥協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衛與楊度組織“國事***進會”，不再跟清廷鬥爭，轉向調和；接著組織“進德會”，自命清高，不講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厭倦國內的革命活動。“二次革命”期間，汪回國主張調停雙方，向袁委曲求全，放棄革命職責。“二次革命”過後，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發展，進入他自己所謂的“小休時期”，幾度浮遊歐美，“從事文學工作，壹時詩作譯作極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鬥爭、放情山水的詩作。國內政治風雲變幻，孫中山正在與袁世凱作殊死鬥爭，汪在法國未曾與聞，晃若隔世。其消極消沈，由此可見。直至1917年孫第壹次護法，汪才回國歸隊，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孫召，再回國參加孫領導的第二次護法，才打破消極局面，重新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洪流。
總之，謀刺事件後，汪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有所發展，成為他在以後革命過程中的後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