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唐詩，原本是範疇明確邊界清晰的，如許文玉的《唐詩綜論》、胡雲翼的《唐詩研究》、蘇雪林的《唐詩概論》、楊啟高的《唐代詩學》、王士菁的《唐代詩歌》，直到陳伯海的《唐詩學引論》都是有關唐壹代詩歌的研究，視野完整或者說對象完整，論述也完整。我曾經說過，做唐詩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計與宋詩的糾纏”。但做宋詩研究的人與唐詩的糾纏太多、太深的緣故，孤立地談唐詩似乎也就缺乏壹個比較的視角。因此最註重唐詩學科建設意義的《唐詩學引論》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歷史爭議，也要就唐宋詩比較的學術意見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錢鐘書《談藝錄》開篇第壹節就是“詩分唐宋”，明確提出“詩分唐宋乃風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別”，他有壹段很著名的話稱：“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態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錢先生這段話概念很清楚：唐詩不必出於唐人，即唐人寫的未必就是唐詩；宋詩不必出於宋人，即宋人寫的也未必就是宋詩。——唐詩宋詩應以審美質性來劃分，即以“體態性分”來判別，所謂“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所謂“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這個詩學審美意見影響極大，流播極廣，將唐詩的時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說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詩學理論上的壹種極有價值的審美見解（德國的席勒與清代的吳雷發均有類似的意見），“美學”上固然有突破的意義，而在“歷史”上的雷池卻仍無法跨越。——唐詩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歷史規定性。我們看錢先生的《宋詩選註》，就沒有選收壹首唐朝人的詩歌，盡管他談過杜甫、韓愈、白居易、孟郊都寫出過真正的“宋詩”，開出宋調之先河。
嚴格意義上的“唐詩”，無疑即見於《全唐詩》與《全唐詩》的各種“補編”（包括《全唐詩逸》、《補全唐詩》、《補全唐詩拾遺》、《全唐詩補逸》、《全唐詩續補遺》和《全唐詩續拾》等）裏的詩——全唐的詩的數目亡佚的無疑要大大超過存世的，在辨識上似乎也應撇去《全唐詩》始作俑收錄在這些書裏的五代詩。從唐人孫翌第壹部編選唐詩的《正聲集》開始，《南薰集》、《河嶽英靈集》、《中興間氣集》、《才調集》等著名的“唐人選唐詩”以來，歷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元好問《唐詩鼓吹》、高?秉《唐詩品匯》、胡震亨《唐音統簽》、鐘惺、譚元春《唐詩歸》、王士礻真《唐賢三昧集》、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到孫洙《唐詩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編的《唐詩選》，再到葛兆光選註的“中國古典詩歌基礎文庫”的《唐詩卷》，千余年唐詩精華不斷被人甄選推揚，唐詩的精魂血魄已沈潛於中華民族的靈魂裏，融化在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成為壹個古老詩國的光輝燦爛詩歌遺產的頂峰與典範。以至於魯迅先生要說，“我以為壹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國的文化巨匠的成長幾乎無不受到過唐詩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時代·我的童年》裏就說到他的母親，“她完全沒有讀過書，但她單憑耳濡目染，也認得壹些字，而且能夠暗誦得好些唐詩。在我未發蒙以前，她教我暗誦了很多的詩。”——這又可見出中國民間唐詩之深入人心，這也正是《唐詩三百首》這樣的普及讀物，不斷有“新註”，又不斷有“新編”的原因了。
當然我們應看到從唐代以來對唐詩的認識是有壹個歷史過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詩似乎更應該引起我們研究的興趣，我們要更多看壹看唐人對唐詩的地位的認識與理解、唐人審美趣味的承續與演化、唐人對唐詩人成就的評價及其依據的文化價值、哲學內涵的思考。這裏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詩，包括唐人選詩評詩的實踐扼要指出三點：壹、唐人選唐詩各家標準差異很大，宗旨也大異其趣。有的對唐詩（盛唐為主）評價很高，如殷＠③的《河嶽英靈集》；有的批評甚峻，如元結的《篋中集》；有的樹“察風俗之邪正”，“審王化之興廢”為選評準則，強調政治諷喻“系國家之盛衰”，如顧陶的《唐詩類選》；有的以韻美調新、風情宛然為藝術追求，宣揚“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鬥美”的審美趣味，如韋谷的《才調集》。這裏可以見出唐人對唐詩的認識差異很大，文學主張與審美趣味各呈其詞，頗有壹種百花齊放、眾聲喧嘩的自由局面。二、編選範圍五花八門，有的主要甄選壹個時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選大歷詩人的。前期的幾種選本往往將唐詩與六朝詩編在壹起，以為壹脈承傳。也有的企圖目觀全唐，嘗試集大成打通壹代詩歌。目光壹路朝放大走，壹路朝精細走，呈現多元的認識判斷，唐詩史的歷程初具界碑。三、在詩人取舍上更是目斷心審，標準林立。最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幾種重要的選本都不選杜甫。如果說《篋中集》因局格太狹窄，主張太偏激，不選杜甫可以理解的話，殷?《河嶽英靈集》的不選杜甫似實難理解。從他完備且明確的理論主張，如“神來、氣來、情來”的創作意識，如“既多興象，復備風骨”、“既閑新聲，復曉古體”，稱美建安氣骨又不忘太康宮商的審美標準來判斷，不選杜甫更是不可思議。他的選詩以盛唐為主，也確實反映了盛唐詩歌的氣象風貌，他甚至有意識地要通過詩歌評選和理論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學主張。然而他竟沒有註意到杜甫，或者說竟放棄了杜甫！殷?選詩時密切註視詩壇動態發展，敏銳地探捕新星，薦拔佳篇，而且認真分析尋索同時代詩人的風格特點。再如果說殷?之不選杜甫還有其客觀條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時進入詩壇不久，詩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發達等等，那麽，晚唐人韋谷的《才調集》不收杜甫，則更令人無法解釋。《才調集》十卷，規模宏大，選詩壹千首，初、盛、中、晚齊全，而且還選了和尚和婦女的詩，卻不選杜甫。而且此書明顯是承接韋莊《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與韋莊同在西蜀先後做官，應該是信息資料上可以溝通接續的。《又玄集》三百首，選了杜甫，《才調集》壹千首卻不願選杜甫，而且從審美主張上他能獨具只眼地選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選杜甫。這跟後來的千家註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語，這壹點應引起我們足夠的學術興趣。——總的來說，唐人眼中的唐詩與我們今天理解中的唐詩有很大差異，這個差異或正是我們今天的唐詩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時代人的認識與評介或許更有人文層面上的研究意義和歷史文化及其接受領域上的判斷價值。
唐以後的詩基本上籠罩在唐詩的影響下。五代十國五十年，與晚唐往往看作壹體，與宋初又混沌接續，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間，宋人學白居易，學李商隱，學韋應物，學張籍，學賈島，又移步到學韓愈，學杜甫，沿王禹?、梅堯臣到歐陽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蘇軾與黃庭堅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詩體制。所以嚴羽說：“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靈、江湖派又掀起回歸唐詩的大潮，學賈島、姚合，學晚唐的風氣，壹直綿延到南宋的滅亡。元詩不甚發達，無論是元詩四大家，還是劉因、姚燧、楊維楨、薩都剌等都在壹片宗唐學唐的潮流裏沈浮，學李杜，學白居易，學韋應物、學李商隱，尤其是元末的壹股學李賀旋風，仙燈鬼火，大放異彩。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說：“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元詩的學唐近唐，大多趨於“?縟綺麗”的壹路。胡應麟所謂“元人詩如縷金錯采，雕繪滿眼”。——元人學的唐也在“中晚”，不過不同於宋季學的“中晚”，壹條趨走的是李賀、李商隱綺麗之路，壹條追尚的是賈島、姚合“清苦”之風。或許正是出於反撥歸正的心理，元之後的明代，從高?秉到前後七子重新打出嚴羽的“詩必盛唐”的旗號。南宋的嚴羽曾心懷憂患地指出：“唐詩之說未唱，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謂當以盛唐為法”，“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的明確口號。——明前後七子“詩必盛唐”不僅總結了嚴羽的理論經驗，也總結了元詩學唐的創作實際。由於他們的誠摯提倡與逼真實踐，明詩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盡管傀儡裝束、膚廓皮相，卻是唐詩傳承史中最輝煌的壹段。
清初的詩人與學者，顯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亂提口號，師心自重，鬧哄哄的詩壇局面使他們多了個心眼，不肯輕易跟著別人走。但大的樣板卻只有兩塊：唐與宋，正如錢鐘書所說，沒有第三條道路。到了那個時候，無論是誰，“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於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膠著狀態，宗宋的黃宗羲、呂留良、吳之振、葉燮拼命拉擡宋詩的地位，顧炎武、朱彜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則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吳喬、賀裳、馮班等壹批小批評家則又花言巧語鼓勵引誘學晚唐。王夫之幹脆說宋壹代無詩，他評選古詩、唐詩、明詩，獨不取宋詩（因為元壹代在異族統治之下，他幹脆也壹筆抹去了元詩）。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著人們的審美旨趣和批評情緒，詩壇人物多少有些情緒化的表現，理性思維氣氛淡薄。難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作者論及這個局面時要說：“尊唐抑宋，未為不合。而所謂宋詩，皆未見宋人得失，漫肆譏彈，即所謂唐詩，亦未造唐代藩籬，而妄相標榜”。到了乾嘉時，唐宋詩之爭才趨於調和——恰恰本於人心思想的趨於平和——詩壇上可以各自宣明旨義，不必漫肆譏彈。沈德潛主唐音，講求溫柔敦厚；翁方綱喜宋調，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靈為歸的；趙翼則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互相不見傾軋與攻擊。但沈德潛有兩句話還是相當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學上的原因：“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這段話與錢鐘書先生的“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有些貌似，但錢說更多有壹點雙峰並峙的意味，而這種雙峰並峙的具體闡釋無疑要以繆鉞《論宋詩》中“唐宋詩之異點”之“論其大較”壹段名句為代表。總括而言，唐人的詩更多壹點主動性的感情發抒，自主且真率；更多壹層心靈的自然流蕩，澄凈而明朗；更顯出壹種自由的獨特風格，唐人評判外部世界的意見主觀單純，往往帶有唯美的意緒。宋詩及宋以後的詩不免多壹層模仿的味道。王闿運《論唐詩諸家源流》（《王誌》）說：“三唐風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見，故不復模古。”而宋人則不免被認為是最要模古的，後來的宋詩派更是有意標榜宋人處處是學著唐人的，好用唐詩的標準來評判宋詩，好以唐詩的模式來比附宋詩。如陳衍在《宋詩精華錄》卷壹的“按語”裏，以唐詩發展的過程階段來套宋詩發展的脈絡線索，仿嚴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說來規畫初盛中晚的四宋說，不僅四期壹壹對應，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壹壹對應。——不管這種刻意模古是否道出歷史真相，也不管宋詩的面目是否被人誤解，宋詩以及宋以後的詩實際上已被主流的詩學批評家們人為地與唐詩的形體血脈粘連在壹起，而唐詩與唐以後詩的魂魄氣骨、精神風貌的區隔卻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詩學術與唐學術
張潮《秋星閣詩話》小引雲：“李唐之世，無所謂詩話也。而言詩者，必推李唐。……夫唐人無詩話，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詩話以北宋歐陽修《六壹詩話》為始作俑。唐壹代無詩話，但不能說唐壹代沒有詩歌的理論建設，沒有有關詩歌的“學術”。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詩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壹、為做詩做好各種充分的準備工作——各種文學類書的編纂；二、為做詩定出細密的格式、法則——各種詩格、詩式的編撰。
類書，是介乎文學與學術之間的（或者說是混合了兩者的）壹種做文做詩的參考書。體制上以語詞、文句、典故、事實、妙語鐫策匯編為主，所謂“英詞麗句，以類相從”，所謂“事類聯屬，便於采擷”。這種類書有唐壹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產品為夥：《文思博要》、《累璧》、《瑤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覽》、《事類》、《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瓊林》、《筆海》等等。如今存世名聲最大則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和白氏《六貼》（大部分都亡佚了）。聞壹多在《類書與詩》（《唐詩雜論》）說它是“太像文學的學術和太像學術的文學”，“不過是《兔園冊子》的後身，充其量也不過是規模較大品質較高的《兔園冊子》”。這壹類文學參考書或者做詩實用手冊，從中央編的大部頭巨型類書到民間比如敦煌發現的《珠玉鈔》、《隨身寶》之類的微型“兔園策”，在壹個相當廣泛層面上凝聚了壹支自覺的詩人創作隊伍，因而在實踐上大大推動了詩歌創作的繁榮興旺。難怪聞壹多嘲笑說：唐初是個“大規模征集詞藻的時期”。“詞藻”——英詞麗句的巨量鑲嵌——也便成了壹個時期詩歌創作的主要內容與形式特征。病態的文藻與浮華不僅給初唐的詩壇帶來了畸型的繁榮，而且為有唐壹代的詩歌創作的世俗化普及大開了方便之門，尤其為那些天分不高、才氣不足且被壹個時代的做詩潮浪卷了進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詩歌作者鼓足了做詩的信心。——唐詩研究者有的已經發現了這種“兔園冊子”深刻地影響到較高層次文人的創作（後來的李商隱還精心自制“兔園策”，如《金鑰》、《雜纂》、《蜀爾雅》等，為自己做詩時隨心調用故典鐫策而預為之備），而且不自覺中規範與牢籠了壹批詩人的詞語選擇與表達形式，為詩歌創作唱酬、聯句、應對、測試的機械化、公式化、標準化鋪設了便道，不管這種類書“指導”詩歌的理論意義如何，它已是唐詩學術的壹種，對唐詩的創作發生了獨特的影響。
第二點便是詩格、詩式的大量撰作。明胡應麟《詩藪·雜編》中存錄了壹批名單：“唐人詩話，入宋可見者：李嗣真《詩品》壹卷、王昌齡《詩格》壹卷、皎然《詩式》壹卷、《詩評》壹卷、王起《詩格》壹卷、姚合《詩例》壹卷、賈島《詩格》壹卷、王睿《詩格》壹卷、元競《詩格》壹卷、倪宥《龜鑒》壹卷、徐蛻《詩格》壹卷、《騷雅式》壹卷、《點化秘術》壹卷、《詩林句範》五卷、杜氏《詩格》壹卷、徐氏《律詩洪範》壹卷、徐衍《風騷要式》壹卷、《吟體類例》壹卷、《歷代吟譜》二十卷、《金針詩格》三卷。今唯《金針》、皎然、《吟譜》傳，余絕不睹，自宋已亡矣。”——“詩格”、“詩式”、“詩法”均是討論詩歌體式、法度與規則的“金針”，實際上也是傳授寫詩的基本格式與形式的要訣，王夫之斥為“畫地為牢”。——先是為社會大眾服務，像函授的詩學教程，“三家村”知識分子最得益。後來詩賦取士，又理所當然成為壹種“高考參考資料”，刻意為公式化、標準化操作服務。等皎然因《詩式》而獲榮名，壹批有誌通外學、修文辭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門。此類“詩格”、“詩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詩式》不僅著眼在形式法則、聲病偶對的探討，而且涉及到創作論、藝術論、審美特征的討論，如“取象”、“取境”，已經在詩歌理論上頗有建樹與開拓，對晚唐五代乃至兩宋的詩格理論發生過巨大影響。——當然對有唐壹代詩歌創作產生推動作用的則主要還是初盛唐的著作，這些著作從上官儀的《筆劄華梁》開始，較有積極影響的如崔融《新定詩格》，王昌齡《詩格》、元競《詩髓腦》、皎然《詩式》多因日本釋空海的集大成《文鏡秘府論》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謂“唐人卮言，盡在其中”。張伯偉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壹書，校輯考釋甚為精詳，對“詩格”形式的歷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評判也甚客觀。——客觀來說，詩格、詩式與類書“兔園策”壹樣，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為唐詩的創作繁榮、唐詩發展高潮作了準備工作、後勤工作、服務工作。——嚴格地說，它們談不上理論建設，更無所謂學術建樹。壹為征集詞藻，壹為規範形式，當然征集詞藻的還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規範形式的也偶備審美經驗的傳授。從某種形式的意義上來說，這兩者或可以構成唐詩的理論建樹與學術規模。盡管它們是如此的簡陋、粗糙，與唐詩實際上取得的巨大成績遠不相配，也幾乎沒有人肯承認兩者之間的直接因果關聯。——唐詩的繁榮與它的學術建設、理論指導是壹個悖論。
唐詩的學術建設與理論指導更多的融化在時代實踐中政治的引導和文化的誘導。我們知道，有唐壹代，由於初盛的幾個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壹些諸如開科詩賦取士、禮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詩到開元年間已是十分繁榮。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壹位臣子的手詔中還專門強調“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誌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采詩之官，補朕之闕”（《舊唐書·崔日用傳》）。——玄宗本人便是壹個酷愛文藝、酷愛美的皇帝。“開元天寶的時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榮。開國以來壹百年不斷的太平已造成了壹個富裕的、繁榮的、奢侈的、閑暇的中國，到明皇時代，這個閑暇繁華的社會裏遂自然產生出優美的藝術與文學”（胡適《白話文學史》上冊）。我們看看《舊唐書·音樂誌》裏記載的玄宗如何熱心提倡和指導音樂藝術——音樂直接關系到有唐壹代樂府詩的發達，而樂府詩的發達與衍變正是唐壹代詩歌興旺繁榮的關鍵。（註：胡適在《白話文學史》第十二章《八世紀的樂府新詞》中說：“盛唐是詩的黃金時代，但後世講文學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詩所以特別發展的關鍵在什麽地方。盛唐的詩的關鍵在樂府歌辭。第壹步是詩人仿作樂府。第二步是詩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的精神來創作新樂府。在這三步之中，樂府民歌的風趣與文體不知不覺地侵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的各方面，遂使這個時代的詩在文學史上放壹大異彩。”）《音樂誌》還記載，玄宗親自創作樂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樂譜”。——這同唐太宗親自寫詩與宮廷大臣唱和酬答壹樣都有壹種躬為表率的作用。——唐詩的繁榮原因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帶頭實踐無疑是壹個重要的因素。他們的文藝才性與實踐作品雖不是第壹流的，但為第壹流的詩人與詩的誕生鋪開了紅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時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臺。
唐詩在初盛唐乃至整壹代的繁榮發達又引出壹個與唐代整個思想文化學術的關系。盡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後擡高佛教，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卻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觀念，並且不反對嚴重鮮卑化了的藝術形式（音樂歌舞）。故在主流形態的文化生活層面上真有壹派三教並興、百花齊放的局面。魏晉六朝以來的文學傳統（尤其是樂府文學的傳統）垂直影響或者說嚴重熏染了壹大批士大夫知識分子，隨著南北文風融合的完成，意識到了的審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們的文學審美才性，文學的興趣、繪章雕句的習慣幾乎貫穿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進士入仕途還得備習詩賦，《文選》幾乎是最熱門的壹部必讀書，莘莘學子固然案頭必備，士大夫官員也必須時時溫習，用心揣摩。在官場的應酬中，有文學的修養素習才能瀟灑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裏的尊仰與朝廷的敬重。比如張說為宰相時曾把王灣《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壹聯親手題在政事堂，讓朝中文士作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選》本身即是文學的壹部集大成的參考書，壹個文學經典的樣板。“選學”是炙手可熱的學問，理所當然也成了壹種正宗學術。朝廷在剛剛流行的李善註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呂延祚等五位大臣合註《文選》，以求完備新穎。文學的學術化又拉動了學術的文學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處都彌漫著追逐文學的濃烈氣氛。壹個直接的結果是人人都寫詩，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識分子自不必說，林泉隱逸、巖樵漁父、和尚道士、閨閣名媛、娼妓宮嬪也都寫詩，響應壹種上下合流的時代精神，陶醉在這個詩化的時代之中，唐壹代文化格局幾乎就沈浮在詩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們註意的是，唐代的史學高度發達，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學又恰恰是文學味最濃重的。初唐官修的幾種重要斷代史都染有非常濃重的文學氣味，綺藻麗句、文學的筆觸隨處可見。聞壹多說：“只把姚思廉除開，當時修史的人們誰不是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藝——尤其是《晉書》的著者！”這話雖偏激壹點，但觸到了壹個史的詩化的問題，即史學敘述中調動文學手段的問題。其實，這壹種我稱之為“史的詩化”的現象上可追溯到《史記》、《漢書》，而尤以範曄的《後漢書》最為典型。司馬遷著《史記》，抑止不住內心的文學描寫的沖動，詩的才性與激情不自覺中流蕩而出，壹部《史記》直可當文學書來讀，故魯迅先生有“無韻之《離騷》”之贊頌。兩《漢書》也是文采飛揚的，班固、範曄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學當行，作史時忍不住時時調動文學手段，使嚴峻的史的敘述染浸上濃重的詩的情調。至初唐的幾位史家更是踵事增華，不惜要“借作史書的機會來叫賣他們的文藝”了。這種風氣與趨勢到盛唐的劉知幾出來大聲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剎住，而且是永遠的剎住了。劉知幾的《史通》在史的理論上把中國詩化史學的傳統截斷了，從此以後歷史與文學嚴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筆直書，精煉簡核，不敢再有文學的夾羼染繪，連潤色都很少見到了。甚至歐陽修這樣的大文學家修史時也嚴格按照了劉知幾的規矩，不敢涉入文學壹步。
劉知幾在那個時代幾乎是唯壹的壹位守住學術陣地、拒不肯讓文學浸漫過來的純粹學者。他在《史通·自敘》中說：“予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詩賦”是時代習染，及壯，則明確對詩賦說“不”！“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學術的家學淵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揚雄以來不為雕蟲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劉知幾自身與盛唐文學風氣劃清了界限。劉知幾的例子是很有認識意義的，他的著述立場與學術態度在盛唐以後是不可能再有的。開元以後，天下士人“恥不以文章達”，詩賦取士的制度確立並固定化之後，攻詩賦、擢科舉是壹代人心所向，是壹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劉知幾雖把文學驅除出了史學領地，但在壹個詩與文學光焰萬丈的時代裏，史家守住自己的貞節的同時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唐壹代的學術（包括史學）在精神上已被詩賦沖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淡，雖然成果累累，但在整個時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壹代學術大抵有兩端：史學與佛學。史學最稱發達，成果十分豐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李延壽等正史作者之外，還有撰“國史”的吳兢、韋述、柳芳、令狐?亙、於體烈等名家。《貞觀政要》（吳兢）、《東觀奏記》（裴庭裕）、《順宗實錄》（韓愈）都是重要的“國史”專書。特別值得稱道的當然是劉知幾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國第壹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後世所謂“九通”、“十通”之首。開元間修撰的《唐六典》、《大唐開元禮》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禮類專書。唐壹代通俗史事類雜著筆記也相當紛繁，著名的如《通歷》（馬總）、《大唐創業起居註》（溫大雅）、《明皇雜錄》（鄭處誨）、《安祿山事跡》（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辯機編纂的《大唐西域記》也應列入山川地域史誌的範疇，此書已開了釋僧撰屬的先河。
唐代的佛學相當繁盛，著名的佛學家，有學術性著述可考並聲名顯赫的就有玄奘、窺基、神秀、慧能、神會、法藏、湛然、宗密、懷讓、馬祖、懷海等等。唐代的佛學固稱輝煌，但內典佛藏、方外奧義畢竟不是嚴格意義的中國學術，也不是純正形而上範疇的哲學思考。唐代哲學壹般不稱發達，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主要詮釋官方的經典見解，陸德明《經典釋文》也只是儒典的壹般音韻、訓詁的著作。儒學在佛學（也包括道學）的重重壓迫之下，幾無成績可言。那是胡適所謂“印度思想哲學泛濫的時代”，儒學的復興要等到兩宋才開始醞釀並最終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響所及有中唐韓愈的排佛，但韓愈的主要哲學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翺的《復性書》也並無嚴格意義的學術推進。而對哲學問題深感興趣（也困擾半生）的劉禹錫、柳宗元們卻用心在宏觀的天人關系的探索與尋繹，《天論》、《天說》、《天對》固有壹些深辟的見解，閃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於中國哲學的發展影響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說》旨在調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經”，自立壹“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強的。——有唐壹代在洶湧奔騰的詩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學術的音響總覺空杳渺遠，學術的景色顯得暗淡無光。
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賦相對沈寂，連新近出版的《中國文學通史·唐代文學史》都幾乎沒提到）。這個時代盛產詩人與詩歌，壹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拼命寫詩，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闊步前行，——整整壹個時代，詩是生命的原旨，詩是文化的正色，詩是學術的主調。幾乎整整壹代人高張著感性的風帆，噴薄著生命的熱力，內心激湧著詩的沖動，筆下鋪展開錦繡玉綴，只認創作，不思其他。詩人們關於時代的對話，同行間技藝與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審美的實踐，功名進取成功的矜誇、失敗的怨屈，詩幾乎是唯壹的媒介。讀讀《高氏三宴詩集》、《斷金集》、《元白繼和集》、《三州唱和集》、《劉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陽唱和集》、《吳蜀集》、《三舍人集》、《漢上題襟集》的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