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關於曹植的評論很多，不少史學家（如陳壽、沈約）、文學家（如左思、謝靈運、庾信）都提到他的創作，贊揚“植之華采，思若有神”、“陳思文才富艷”、“東阿擒翰則華縱春葩”；肯定其作品內容充實：“頗有憂生之嗟”、“辭義慷慨，旨在其中”；感情飽滿：“書翰傷切，文詞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
文學史上以曹丕稱帝為界，把曹植的壹生分作前後兩期。由於社會、個人、家庭等原因，使其作品在前後期創作中，有迥然不同的風格。其前期創作貫穿著強烈的慷慨激昂的格調，充滿建功立業的熱情，與整個建安風格壹脈相承；但現實的險惡使他後期的創作，不得不插入壹種委婉曲折的抒情筆法，傳達無奈失落的情調，感慨人生無常，生命短暫。
前期與後期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前期詩歌可分為兩大類,壹類表現他貴介公子的優遊生活，壹類則反映他"生乎亂、長乎軍"的時代感受。前壹類作品如《鬥雞》、《公宴》、《侍太子坐》等,描寫遊樂宴享之事,內容比較空虛浮泛。另壹類作品有《泰山梁甫行》、《送應氏》等。《泰山梁甫行》描寫了濱海地區人民的困苦生活，"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從這些樸素而真實的描寫中，可以體味到詩人對下層百姓所懷有的同情。《送應氏》二首，送別好友應□，作於建安十六年隨軍西征途經洛陽時。詩中除敘述友情外，著重寫了東漢皇都洛陽在戰亂以後"垣墻皆頓擗，荊棘上參天"的殘破荒涼景象以及詩人的內心激動，反映了漢末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社會大破壞，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詩中寫到"中野何蕭條，千裏無人煙"，同曹操"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蒿裏行》）、王粲"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七哀》之壹）等描寫相壹致。
此外，《名都篇》寫京洛少年的"騎射之妙，遊騁之樂",前人以為有譏刺之意,但從內容看，當是作者生活的自我寫照。他的《白馬篇》則寫"幽並遊俠兒"的高強武藝和報國立功的壯誌，以"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