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詩歌,壹反兩漢幾百年間文人詩歌重形式、輕內容的傾向,真能“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達到了情文並茂和文質相稱的要求。這可從以下幾方面說明:
(1)曹操在詩歌中鮮明地表達了他的哲學思想。如《精列》:“厥初生, 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意思是說:亙古以來,自然界創造的萬事萬物都有壹個從發生、發展到消亡的過程。人也這樣,有生必有死。象聖人周公和孔子都死了,禹葬在會稽也變成壹póu@⑴黃土了。既然如此,誰還能超越這個規律呢?所以聰明人是不為生死耽憂的。在《度關山》中,曹操強調人的作用說:“天地間,人為貴。”在《步出夏門行》中,曹操寫道:“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認為人的壽夭,不是全由老天爺決定的;只要人們註意身心健康,保持樂觀精神,也能使壽命延長。顯然,這些都是用詩的語言表達的樸素辯證法和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2)曹操在詩歌中充分地體現出他的政治主張。如《對酒》篇, 描繪了壹個政令嚴明、生產繁榮、“民無所爭訟”的太平盛世,寄寓了他的政治設想。他提出的“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的社會規劃,在當時是被部分實現了的。
(3)曹操真實地描繪了現實生活,創作了許多富有時代精神的詩篇。 如《薤露行》、《蒿裏行》等篇,都被後代詩評家如鐘惺、沈德潛等人稱做“漢末實錄”,起了壹代“詩史”的作用。
以上說明:曹操詩歌的審美價值,首先是跟它先進的哲學思想、政治主張和深刻的社會內容聯系在壹起的。曹操許多優美的詩篇,綜合了那個時代的審美經驗,在歷史上曾有助於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我們不能根據《三國演義》中那個被醜化了的曹操形象去評價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曹操,正如我們不應該用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曹操去否定《三國演義》中那個成功的曹操形象是同樣的道理。當然,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曹操也有錯誤以至反動的壹面,如鎮壓過黃巾大起義,殺了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孔融、楊修等,喜歡玩弄權術……。但瑕不掩瑜,他在統壹中國北方和發展生產、安定社會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不應該被抹殺的。他在詩歌審美活動中的優異成績,也同樣是應該受到重視的。
二
曹操的詩歌,不愧為“建安風骨”的代表作。所謂“風骨”,盡管近人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但都不否認它是指壹種既有充實內容,又有強烈感染力的質樸、剛健、清新、明朗的藝術風格。就審美範疇說,它屬於壹種剛性的崇高美,或又稱壯美。
《步出夏門行》寫於公元二○七年曹操北征烏桓的途中。它壹如曹操的其它詩篇,都是“借古樂府寫時事”⑸的。它雖在戎馬倥傯之間寫成,卻立意深遠,筆力遒健。在組詩開頭相當序曲的《艷》中,曹操抒發了他身經碣石心懷天下的豪情,為全詩定下了慷慨激越的基調。
組詩的頭壹首《觀滄海》,歷來被人們推為中國山水詩的創始之作。它說明那個時代的人們已把大自然作為審美對象,他們的審美感已大為豐富。但這首詩的卓越之處不只在此。更難能可貴的是曹操在這首詩中把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融而為壹,通過對大海吞吐日月星辰那種壯麗景色的描寫,抒發了他統壹祖國的雄心壯誌。在曹操的筆下,景物都寫得生氣勃勃。沈德潛說曹操詩“時露霸氣”⑹,是有幾分道理的。所謂“霸氣”,指的正是曹操誌在統壹的襟懷。妳看:海水動蕩,山島矗立;樹木蔥蘢,百草蒼翠。祖國山河顯得何等雄渾,何等有生命活力!在蕭瑟的秋風中,洪波湧躍,壹浪高似壹浪。這又是何等頑強的鬥爭精神!“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這四句更是氣象壯闊,想象宏奇。誠如沈德潛所說:“有吞吐宇宙氣象。”⑺魯迅說得好:曹操的“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⑻做文章如此,寫詩歌也是這樣。曹操敢於抒寫自己的政治抱負,在詩歌中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點精神是令人贊賞的。
末壹首《神龜雖壽》乃千古傳誦之作。它顯示了曹操在政治上樂觀進取的昂揚鬥誌。曹操雖然認識到生總要轉化為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他同時認為:在客觀規律許可下,人的主觀能動性還是很大的。“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形象地表達出人生有限而壯誌無窮的辯證思想。全詩直抒肺腑,不假雕繪。它用質樸的語言,組成“氣韻沈雄”的詩句。怪不得《世說新語》記東晉王敦每逢酒後便吟此四句,禁不住以如意擊節贊賞,連唾壺也被敲缺了。
三
前人評曹操的詩歌時,多強調它的質樸和古直。在崇尚駢儷、追慕浮華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曹操的詩歌未受到應有重視是不奇怪的。但連獨具只眼、自稱重“自然英旨”的鐘嶸在《詩品》中也把曹操詩屈居下品,這就不能不使後人感到是千古憾事了。
魯迅對曹操的詩文作出了準確而又全面的審美判斷。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壹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曹操敢於撇開陳言濫調,革除典雅的陋習,也如魯迅所指出:“力倡通脫”,“是壹個改造文章的祖師”。這無論就散文方面說,或就詩歌方面說,都是恰切的。下面試舉壹二例說明:
曹操的《薤露行》和《蒿裏行》都是用挽歌敘寫時事的。它完全擺脫了樂府古題的陳舊約束,直接反映了漢末動亂期間廣闊的社會生活。它用質樸而又形象的描繪,有力地控訴了軍閥混戰的種種惡果。方東樹在《昭味詹言》中評《薤露行》說:“此詩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音節詞旨,雄恣真樸。”評《蒿裏行》說:“真樸、雄闊、遠大。”如《蒿裏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這是壹幅多麽真樸而又令人觸目驚心的悲慘畫面!“生民百遺壹,念之斷人腸!”再從畫面中引出必然的慨嘆。寫到此,詩人已毋須另費筆墨,而人們渴望祖國安定、統壹的心願就昭然揭出了。這是何等質樸、古直,又何等真實、生動!
《苦寒行》是寫曹操在公元二○六年春征伐袁紹余黨高幹時行軍路上的情景。全詩用鋪墊的手法,寫得壹層深似壹層。起首寫道路的艱難,山谷的淒涼;兼之以野獸出沒,風雪交加。無怪乎詩人要“延頸長嘆息”,心情為之“怫郁”不安了。後半進壹步寫水深橋斷,日暮途迷,加上人饑馬餓,無處棲宿。在這樣困難的境況下,曹操統率的大軍沒有退卻,相反還“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詩中所描繪的淒涼景物,正好反襯出詩人的豪邁心情。讀者透過詩中壹些悲苦的字面,能清楚地觸摸到詩人壹顆剛毅、火熱的心。方東樹《昭味詹言》說它“沈郁直樸,……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誦之令人意滿。”他所謂“直樸”,也就是古直和質樸的意思。
綜上所述,可見曹操詩的質樸、古直,實乃壹種造詣高超的藝術手法。明代王世貞說曹植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比不上他的父親。為什麽呢?就由於曹植的詩詞藻過於華麗,缺少他父親作品中那種質樸、古直的樸素美的緣故⑿。
四
在曹操的詩歌中,情和景是不斷變化的,往往能於悲涼中覺其豪放;空間和時間也是不斷轉換的,常給人以壯闊、邃遠之感。曹操擅長於用虛表實、舉少總多、因小見大、化靜為動等方法,以充分抒發自己的審美遐想。如膾炙人口的《短歌行·對酒當歌》就用了許多合乎藝術辯證法的手段,表達了詩人思賢若渴的迫切心情。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壹開頭,詩人就因眼前景物起興,用虛表實,慨嘆人生的短促和年華的消逝。詩由寫景變為寫情,由對空間的描繪轉為對時間的回顧。從表面看,似乎曹操在詩裏提出了壹個異常消極的主題,甚至給後世許多悲觀之士引為口實;而實際上剛好相反:全詩洋溢著高昂的情緒,蘊藏著應該及時努力的思想。它通過微吟、低唱的形式,傾吐出慷慨激烈的心曲。魏源說:“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⒀陳沆《詩比興箋》指出:“此詩即漢高《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漢高祖劉邦思得猛士以守四方,曹操想求賢才以定天下,他們的思想基調確是很相似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八句詩中有六句引自《詩經》。以古喻今,自不免啟人思接千載之上。“青青”寫色,“呦呦”寫聲。詩中有色有聲,便頓覺鮮艷、活潑多了。從表面看,曹操的話只有“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兩句,但它通過借古以諷的手法,舉少總多,聯類無窮,宛轉而清晰地吐露了深摯的情意。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yàn@⑷,心念舊恩。”“掇”壹作“輟”,我同意作“掇”是。在這裏,詩人奇想天外:明朗的月亮,什麽時候能把它摘到手呢?後來李白“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詩句應即由此脫胎。這兩句寫得委實精采!它除了顯出詩人不失赤子之心想“上九天攬月”外,還作為壹種比興手法,因小見大,暗寓賢才何時求得、理想何時實現等豐富含義。詩人因求才不得而憂,又因賢才到來而喜。這壹憂壹喜、忽憂忽喜的矛盾心理,正完滿地表現了思賢若渴的主題。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詩人融情入景,因擡頭見月明星稀,遂頓生孤寒寂寞之感。接著又化靜為動,以烏鵲南飛喻人才外流。詩人憐賢才的無所依托,渴望其歸己。最後,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做比方,引“周公吐哺”作楷模,表明自己求賢不懈的耿耿赤忱。
這首《短歌行》立意深遠,風格別致。它集抒情、寫景、敘事、說理於壹爐,而能相互發熱增輝。全篇音韻鏗鏘有力。韻腳或八句壹換,或四句壹轉,既搖曳生姿,又錯落有致。真能給人以無窮的審美享受。
五
曹操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文學家。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有許多和人民對立的思想。他的抱負和願望只能是為鞏固地主階級專政效力。他不可能真正表達勞動人民的感情,因此在他的詩中,人民只能是作為受難者的形象出現。他的理想,他的審美觀念,連同他的歡樂和哀傷,都深深地烙上了封建統治者的印痕,顯然包含著他“立功”“創業”的自私打算。在他的作品中(特別是晚年),有時確不免也流露過壹些人生無常的慨嘆和虛無求仙的幻想。
曹操的詩歌在藝術上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就正如它在思想上不可能沒有謬誤壹樣。
曹操的審美標準無疑把政治放在首位。由於這樣,他有時為了圖解政治的需要,就不惜舍棄對藝術的追求。如《短歌行·其二》《善哉行(三首)》等篇,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壹味說理的概念化傾向。這樣做,不只降低了詩的藝術水平,同時也就損害了詩的社會效果。象某些誨之敦敦而使人聽之昏昏式的哲理詩,又怎能給廣大讀者以審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