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詩歌，壹反兩漢幾百年間文人詩歌重形式、輕內容的傾向，真能“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達到了情文並茂和文質相稱的要求。這可從以下幾方面說明：
（1）曹操在詩歌中鮮明地表達了他的哲學思想。如《精列》：“厥初生， 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意思是說：亙古以來，自然界創造的萬事萬物都有壹個從發生、發展到消亡的過程。人也這樣，有生必有死。象聖人周公和孔子都死了，禹葬在會稽也變成壹póu＠⑴黃土了。既然如此，誰還能超越這個規律呢？所以聰明人是不為生死耽憂的。在《度關山》中，曹操強調人的作用說：“天地間，人為貴。”在《步出夏門行》中，曹操寫道：“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認為人的壽夭，不是全由老天爺決定的；只要人們註意身心健康，保持樂觀精神，也能使壽命延長。顯然，這些都是用詩的語言表達的樸素辯證法和樸素唯物主義的思想。
（2）曹操在詩歌中充分地體現出他的政治主張。如《對酒》篇， 描繪了壹個政令嚴明、生產繁榮、“民無所爭訟”的太平盛世，寄寓了他的政治設想。他提出的“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的社會規劃，在當時是被部分實現了的。
（3）曹操真實地描繪了現實生活，創作了許多富有時代精神的詩篇。 如《薤露行》、《蒿裏行》等篇，都被後代詩評家如鐘惺、沈德潛等人稱做“漢末實錄”，起了壹代“詩史”的作用。
以上說明：曹操詩歌的審美價值，首先是跟它先進的哲學思想、政治主張和深刻的社會內容聯系在壹起的。曹操許多優美的詩篇，綜合了那個時代的審美經驗，在歷史上曾有助於人們對真、善、美的追求。我們不能根據《三國演義》中那個被醜化了的曹操形象去評價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曹操，正如我們不應該用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曹操去否定《三國演義》中那個成功的曹操形象是同樣的道理。當然，歷史上那個真實的曹操也有錯誤以至反動的壹面，如鎮壓過黃巾大起義，殺了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孔融、楊修等，喜歡玩弄權術……。但瑕不掩瑜，他在統壹中國北方和發展生產、安定社會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不應該被抹殺的。他在詩歌審美活動中的優異成績，也同樣是應該受到重視的。
二
曹操的詩歌，不愧為“建安風骨”的代表作。所謂“風骨”，盡管近人有各式各樣的解釋，但都不否認它是指壹種既有充實內容，又有強烈感染力的質樸、剛健、清新、明朗的藝術風格。就審美範疇說，它屬於壹種剛性的崇高美，或又稱壯美。
《步出夏門行》寫於公元二○七年曹操北征烏桓的途中。它壹如曹操的其它詩篇，都是“借古樂府寫時事”⑸的。它雖在戎馬倥傯之間寫成，卻立意深遠，筆力遒健。在組詩開頭相當序曲的《艷》中，曹操抒發了他身經碣石心懷天下的豪情，為全詩定下了慷慨激越的基調。
組詩的頭壹首《觀滄海》，歷來被人們推為中國山水詩的創始之作。它說明那個時代的人們已把大自然作為審美對象，他們的審美感已大為豐富。但這首詩的卓越之處不只在此。更難能可貴的是曹操在這首詩中把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融而為壹，通過對大海吞吐日月星辰那種壯麗景色的描寫，抒發了他統壹祖國的雄心壯誌。在曹操的筆下，景物都寫得生氣勃勃。沈德潛說曹操詩“時露霸氣”⑹，是有幾分道理的。所謂“霸氣”，指的正是曹操誌在統壹的襟懷。妳看：海水動蕩，山島矗立；樹木蔥蘢，百草蒼翠。祖國山河顯得何等雄渾，何等有生命活力！在蕭瑟的秋風中，洪波湧躍，壹浪高似壹浪。這又是何等頑強的鬥爭精神！“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這四句更是氣象壯闊，想象宏奇。誠如沈德潛所說：“有吞吐宇宙氣象。”⑺魯迅說得好：曹操的“膽子很大，文章從通脫得力不少，做文章時又沒有顧忌，想寫的便寫出來。”⑻做文章如此，寫詩歌也是這樣。曹操敢於抒寫自己的政治抱負，在詩歌中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點精神是令人贊賞的。
末壹首《神龜雖壽》乃千古傳誦之作。它顯示了曹操在政治上樂觀進取的昂揚鬥誌。曹操雖然認識到生總要轉化為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但他同時認為：在客觀規律許可下，人的主觀能動性還是很大的。“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形象地表達出人生有限而壯誌無窮的辯證思想。全詩直抒肺腑，不假雕繪。它用質樸的語言，組成“氣韻沈雄”的詩句。怪不得《世說新語》記東晉王敦每逢酒後便吟此四句，禁不住以如意擊節贊賞，連唾壺也被敲缺了。
三
前人評曹操的詩歌時，多強調它的質樸和古直。在崇尚駢儷、追慕浮華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曹操的詩歌未受到應有重視是不奇怪的。但連獨具只眼、自稱重“自然英旨”的鐘嶸在《詩品》中也把曹操詩屈居下品，這就不能不使後人感到是千古憾事了。
魯迅對曹操的詩文作出了準確而又全面的審美判斷。他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中說：“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壹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就是文章要簡約嚴明的意思。”曹操敢於撇開陳言濫調，革除典雅的陋習，也如魯迅所指出：“力倡通脫”，“是壹個改造文章的祖師”。這無論就散文方面說，或就詩歌方面說，都是恰切的。下面試舉壹二例說明：
曹操的《薤露行》和《蒿裏行》都是用挽歌敘寫時事的。它完全擺脫了樂府古題的陳舊約束，直接反映了漢末動亂期間廣闊的社會生活。它用質樸而又形象的描繪，有力地控訴了軍閥混戰的種種惡果。方東樹在《昭味詹言》中評《薤露行》說：“此詩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音節詞旨，雄恣真樸。”評《蒿裏行》說：“真樸、雄闊、遠大。”如《蒿裏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這是壹幅多麽真樸而又令人觸目驚心的悲慘畫面！“生民百遺壹，念之斷人腸！”再從畫面中引出必然的慨嘆。寫到此，詩人已毋須另費筆墨，而人們渴望祖國安定、統壹的心願就昭然揭出了。這是何等質樸、古直，又何等真實、生動！
《苦寒行》是寫曹操在公元二○六年春征伐袁紹余黨高幹時行軍路上的情景。全詩用鋪墊的手法，寫得壹層深似壹層。起首寫道路的艱難，山谷的淒涼；兼之以野獸出沒，風雪交加。無怪乎詩人要“延頸長嘆息”，心情為之“怫郁”不安了。後半進壹步寫水深橋斷，日暮途迷，加上人饑馬餓，無處棲宿。在這樣困難的境況下，曹操統率的大軍沒有退卻，相反還“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詩中所描繪的淒涼景物，正好反襯出詩人的豪邁心情。讀者透過詩中壹些悲苦的字面，能清楚地觸摸到詩人壹顆剛毅、火熱的心。方東樹《昭味詹言》說它“沈郁直樸，……尋其意緒，無不明白；玩其筆勢文法，誦之令人意滿。”他所謂“直樸”，也就是古直和質樸的意思。
綜上所述，可見曹操詩的質樸、古直，實乃壹種造詣高超的藝術手法。明代王世貞說曹植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比不上他的父親。為什麽呢？就由於曹植的詩詞藻過於華麗，缺少他父親作品中那種質樸、古直的樸素美的緣故⑿。
四
在曹操的詩歌中，情和景是不斷變化的，往往能於悲涼中覺其豪放；空間和時間也是不斷轉換的，常給人以壯闊、邃遠之感。曹操擅長於用虛表實、舉少總多、因小見大、化靜為動等方法，以充分抒發自己的審美遐想。如膾炙人口的《短歌行·對酒當歌》就用了許多合乎藝術辯證法的手段，表達了詩人思賢若渴的迫切心情。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壹開頭，詩人就因眼前景物起興，用虛表實，慨嘆人生的短促和年華的消逝。詩由寫景變為寫情，由對空間的描繪轉為對時間的回顧。從表面看，似乎曹操在詩裏提出了壹個異常消極的主題，甚至給後世許多悲觀之士引為口實；而實際上剛好相反：全詩洋溢著高昂的情緒，蘊藏著應該及時努力的思想。它通過微吟、低唱的形式，傾吐出慷慨激烈的心曲。魏源說：“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⒀陳沆《詩比興箋》指出：“此詩即漢高《大風歌》思猛士之旨也。”漢高祖劉邦思得猛士以守四方，曹操想求賢才以定天下，他們的思想基調確是很相似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八句詩中有六句引自《詩經》。以古喻今，自不免啟人思接千載之上。“青青”寫色，“呦呦”寫聲。詩中有色有聲，便頓覺鮮艷、活潑多了。從表面看，曹操的話只有“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兩句，但它通過借古以諷的手法，舉少總多，聯類無窮，宛轉而清晰地吐露了深摯的情意。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yàn＠⑷，心念舊恩。”“掇”壹作“輟”，我同意作“掇”是。在這裏，詩人奇想天外：明朗的月亮，什麽時候能把它摘到手呢？後來李白“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詩句應即由此脫胎。這兩句寫得委實精采！它除了顯出詩人不失赤子之心想“上九天攬月”外，還作為壹種比興手法，因小見大，暗寓賢才何時求得、理想何時實現等豐富含義。詩人因求才不得而憂，又因賢才到來而喜。這壹憂壹喜、忽憂忽喜的矛盾心理，正完滿地表現了思賢若渴的主題。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詩人融情入景，因擡頭見月明星稀，遂頓生孤寒寂寞之感。接著又化靜為動，以烏鵲南飛喻人才外流。詩人憐賢才的無所依托，渴望其歸己。最後，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做比方，引“周公吐哺”作楷模，表明自己求賢不懈的耿耿赤忱。
這首《短歌行》立意深遠，風格別致。它集抒情、寫景、敘事、說理於壹爐，而能相互發熱增輝。全篇音韻鏗鏘有力。韻腳或八句壹換，或四句壹轉，既搖曳生姿，又錯落有致。真能給人以無窮的審美享受。
五
曹操畢竟是地主階級的政治家、文學家。由於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他有許多和人民對立的思想。他的抱負和願望只能是為鞏固地主階級專政效力。他不可能真正表達勞動人民的感情，因此在他的詩中，人民只能是作為受難者的形象出現。他的理想，他的審美觀念，連同他的歡樂和哀傷，都深深地烙上了封建統治者的印痕，顯然包含著他“立功”“創業”的自私打算。在他的作品中（特別是晚年），有時確不免也流露過壹些人生無常的慨嘆和虛無求仙的幻想。
曹操的詩歌在藝術上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就正如它在思想上不可能沒有謬誤壹樣。
曹操的審美標準無疑把政治放在首位。由於這樣，他有時為了圖解政治的需要，就不惜舍棄對藝術的追求。如《短歌行·其二》《善哉行（三首）》等篇，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壹味說理的概念化傾向。這樣做，不只降低了詩的藝術水平，同時也就損害了詩的社會效果。象某些誨之敦敦而使人聽之昏昏式的哲理詩，又怎能給廣大讀者以審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