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ong of Hiawatha/海華沙之歌
By Henry W. Longfellow （1807-1882）
盡管有人說此詩的素材“主要來源於斯庫爾克拉夫特的著作，作者缺乏直接的生活體驗；詩的韻律完全模仿芬蘭史詩《卡勒瓦拉》”[1]，但是沒有人能懷疑這是壹部氣勢磅礴、情感跌宕，有時也頗具幽默的史詩，當然，比起荷馬的《伊利亞特》，無論在篇幅，還是細節描寫，尚不足與之並提，整個詩篇浪漫氣息有余，但“中氣”稍遜壹籌，“愛倫·坡和惠特曼兩個人都有保留地說過，朗費羅有豐富的才能，可是他的詩沒有韻味，因為詩中的含意已由辭匯和韻律囊括盡了”[3]。
但它仍是不失為壹部偉大史詩，這部關於北美印第安人民族英雄的史詩，甚至影響了近代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 1841-1904)，在他的《e小調第九交響曲》中，人們可以聽到人類靈魂的***同回響，那就是對故鄉的思戀和愁緒[2]。
故鄉，不只是人類微賤之軀的棲息之所，它還是人類的精神家園。當海華沙帶著族人，迎接白人（paleface）上岸，囑咐族人要善待這些遠道而來的客人，或許他已經預感到他的族人日後的命運。所以在他經歷過他的朋友——音樂家Chibiabos與大力神Kwasind的死亡，經歷“饑餓”的災難和明尼哈（Minnehaha）——他的妻子的離世，到看到白人踏上他們的土地，直至最後的告別離去（消失、死亡），實踐了他父親對他的預言，到了那西方風域，成為西北風——吹向故鄉的風。
朗費羅與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 ）是同班同學，在美國文學史上皆是屬壹屬二的人物，朗費羅的詩歌在1990年代以前，在國內也是頗受推崇的，但近年來似乎已聲息俱微。這裏做壹個並不對稱的比較，朗費羅的詩與霍桑的小說進行比較，盡管兩人的文學的浪漫主義色彩濃厚，但是霍桑的文字，顯得更為清新幽深，意境深邃，比如紅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以及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在這壹點上，僅就朗費朗的海華沙之歌而言是無法企及的，這也大概就是愛倫·坡（Edgar Alan Po，）所說的為什麽他的詩沒有韻味的所在，這是否與朗費羅後來受到法國自然主義作家左拉（Emily Zora）的影響，還無從考究。
但《海華沙之歌》的開頭和結尾的幾章是近乎完美的，至少結構上是如此，是頗具古希臘悲劇色彩的，比如海華沙父親神諭般的預言，到最近他無可逃避的死亡的命運，這是近乎古希臘悲劇人物的***同特點。
在讀過海華沙之歌之後，再讀郭沫若的《女神》，似乎又再多壹比較的角度，《女神》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備受推崇，但讀後感覺，他的時代意義大於其文學意義，其波瀾壯闊的戰士情懷，已淹沒了文學情緒，特別要註意的是，《女神》寫於1920年代，在那個時代的文學，無論是徐誌摩的詩，林語堂的小品文，還是胡適的冷靜政論或魯迅的尖銳小說，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女神》確實具有壹種別樣的氣息——淩風而至，逆風飛揚的精神氣質，或許只有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論》才具有的壹種情懷和氣息。
In all ages
Every Human heart is human
朗費羅曾經寫過這樣的詩句，這是詩人創作時應具有的情懷，而讀者閱讀時亦應具有同樣的symp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