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歲的商景蘭嫁入了山陰祁家。其夫祁彪佳是著名藏書家祁承之子，壹位在仕途上少年早達、在學術上精通文墨的風雅之士。這對少年夫妻在各方面都十分契合，自兩人結合至乙酉（1645）彪佳自沈殉國，他們壹***享受了25五年幸福的婚姻。這種琴瑟和諧的情形令後世的文人們羨慕不已，將兩人喻為“金童玉女”。
清軍很快南下，明朝的半壁江山也難以保全。身為女性的商景蘭，對家庭的關心可謂與生俱來，所以當崇禎已自縊於北京，清兵對中原虎視眈眈，她屢次勸祁彪佳請辭，更傾向於夫妻倆歸守家園，繼續從前的美好生活。但清人以書幣聘祁彪佳出仕為官，種種情勢相逼之下，祁彪佳終於在1645年的閏六月初五日自沈於寓山住所梅花閣前的水池中。而商景蘭美滿的婚姻生活也就因此變故而突然中止。
祁彪佳之死與明朝的滅亡而至，商景蘭深刻體會到了故國的淪喪與伴侶的死別的悲痛，常將這些感情訴諸筆端。像“千裏河山壹望中，無端煙靄幕長空”《苦雨》、“獨倚欄桿何所怨，乾坤望處總悠悠”《中秋泛舟·其三》、“曉來無意整紅妝，獨倚危樓望故鄉”《九曲寓中作》這樣的詩句，所流露出的蒼涼之感與故國情思令人動容。她寫下了著名的《悼亡》詩：贊頌祁彪佳的堅貞不屈，是流芳百世的壯舉。在第二首《悼亡》的開頭，表露出失偶的悲淒。
在商景蘭三十多年的寡居生活中，遭受了多次沈重打擊：康熙六年壬寅（1662），三女德瓊亡故；同年次子班孫因涉浙中通海案遠放寧古塔；長子理孫因此事郁郁而亡；班孫三年後逃歸，卻削發為僧，最終於康熙十二年癸醜去世。慘劇與禍事接連發生，所以在1676年，晚年的商景蘭回顧自己壹生的經歷時，不由發出“未亡人不幸至此”《琴樓遺稿序》的感嘆。
在生活中遭受了種種不幸，商景蘭的文學創作活動卻沒有停止，在她的帶動下，還形成盛極壹時的女性家庭創作群體。據《靜誌居詩話》所載：（祁）公懷沙日，夫人年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孫、班孫，三女德淵、德瓊、德宦，及子婦張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樹，芍藥之花，題詠幾遍。經梅市者，望若十二瑤臺焉。可見祁氏門中女性文學活動之興盛，商景蘭也頗以為樂。正是商景蘭對於文學自覺的追求與引導，使得她和她的女媳們的文學才華得以提升，其聲名也遠播開來，為當時男性詩人所激賞，嘉興“負詩名數十年”的黃媛介等閨秀才女也紛紛慕名造訪，吟詩唱和，引為閨中知己。她們壹家的詩歌活動，開創了清代閨閣中聚會聯吟的風氣。
在商景蘭留存於世的詩詞作品中，最為世人關註和稱賞的是她的《悼亡》詩。這首詩屢屢被詩評家和史家們提及，成為商景蘭詩歌的代表著作。
《悼亡》詩是商景蘭悼念她為明王朝殉節的丈夫祁彪佳所寫的詩歌，是兩首五言律詩，這樣寫道：其壹：公自成千古，吾猶戀壹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總相成。其二：鳳凰何處散，琴斷楚江聲。自古悲荀息，於今吊屈平。皂囊百歲恨，青簡壹朝名。碧血終難化，長號擬墮城。
在中國古代，悼亡文化由來已久。但是“悼亡詩”自潘嶽以來主要成為男性文人悼念亡妻的載體。歷為世人所稱道的悼亡詩有西晉時潘嶽的《悼亡詩》三首、元稹的《遣悲懷》、蘇軾的《十年生死兩茫茫》，賀鑄的《鷓鴣天》等等。作品撼人心魄的力量來自細膩的情感，來自對往事纏綿的追懷，更來自封建時代男性對伴侶的難得的深沈忠貞。
所謂悼亡，古代專指紀念亡故的夫人或者如夫人而言，國在為古代婦女地位不如今日可與男子平等，且受“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束縛，在丈夫亡故之時，也多不過是哭上壹回、撒幾滴眼淚以示其悲情，少有用詩悼亡的。雖然古代才女也不少，用《悼亡》作詩題的，也只有明末才女商景蘭追悼丈夫祁彪的《悼亡》詩作，可說是唯壹的例外。
《詩經·唐風》中的《葛生》便是壹位女子為悼念亡夫而作，為後世悼亡詩的源頭。之後，曹魏時丁妻有《寡婦賦》，唐代裴羽仙有《哭夫二首》，明代女詩人薄少君有《悼亡詩》百首、商景蘭有《悼亡》，均表現了對亡夫深切的思念和沈痛的哀悼之情。詞作者中也不乏這樣的情況。宋代女詞人孫道絢30歲喪夫守寡，40歲時寫悼亡詞《醉思仙》，表達對亡夫的沈痛追懷和對自我華容漸衰的哀憐。“嘆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可謂壹片至情。李清照中年喪夫，她後期的大量詞作如“吹蕭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壹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孤雁兒》等，莫不彌漫著孀居的孤苦和對丈夫的思念。更有甚者，是為亡夫自殘和殉情的女子。梁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夫亡，父母公婆勸其再嫁，她執意不從，截耳置盤中為誓，並寫下《連理詩》、《孤燕詩》表達對丈夫矢誌不渝的愛情。唐代名妓關盼盼受尚書張建封寵愛並納為妾，尚書歿，盼盼獨居並作《燕子樓三首》哀悼和自傷，白居易贈詩譏其不死，乃不食而卒。在她們的深悲裏，不僅有真情的湧流，還有其在傳統文化浸染中生成的對男性主人堅貞專壹、至死不渝的節操。
在對男性的絕對尊從和依附下，古代婦女沒有獨立自我的生存意義和人生價值，她們的文學活動多因婚戀愛情和家庭生活的不圓滿而引起，所以“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相比男性創作，她們不重詩歌藝術的刻意經營，只求內心情感的真誠訴說和宣泄。市井釵鬟、才媛淑女、仕宦閨閣、娼妓道姑、嬪妃宮娥，雖然身份和處境不同，但同是作為男權統治下的女性，對主宰自己人生命運的男性的“思”與“怨”是她們***同的情感。它貫穿於各種文體、各種身份的女性創作，成為中國古代女性文學中最為普泛的存在形態。
學會用詩文寄托情感的女性文人也開始寫作悼亡詩。由掃葉山房刊印的《閨秀詞話》就指出“悼亡詩多名作，而婦人悼亡詩絕少”。自女性手筆，沿襲的卻是和男性文人悼亡詩壹路的手法，蘊傷感哀痛於別後的淒涼景況和往日生活的追惜中。
可商景蘭卻不這樣寫。在組詩《其壹》中，八句句句都鏗鏘有力，四聯對對都是斬釘截鐵的相反。沒有淒愴、沒有纏綿，沒有對往日生活的細膩回憶，沒有對失去愛人後景況和心境的描摹，有的只是壹個女性自我對存亡、對“君臣大義”、對“兒女人情”的體認和選擇。在《其二》中，盡管作者用了淒美的意象，諸如失散的“鳳凰”、斷咽的“琴聲”，更多的卻是傳統中正，帶者歷史氣息的“青簡、碧血”，以及“荀息和屈平”，感情依然是沈郁的、含而不露的。悼亡詩壹向走的是婉約的脈路，那麽，商景蘭就是壹反常規的“豪放派”。而這種反叛不是有意為之，是作為封建社會上流知識女性心曲的直接表達。可以想象，作為舉案齊眉、相濡以沫的恩愛夫妻，商景蘭在和其夫《遺言》詩時焉能沒有激潮澎湃的感情在胸中湧蕩，只是這種情感在訴諸筆端時經過了自身知識修養和理性的過濾，顯得更為淡定罷了。
想要真正理解商夫人景蘭的悼亡詩，須與祁公彪佳的遺言原詩聯系起來，不妨贅錄於此：遺言1：時世至此，論臣子大義，自應壹死。凡較量於緩急輕重者，未免雜以私意耳。試觀今日是誰家天下，尚可貪浪余生，況死生旦暮耳。貪旦暮之生，致名節掃地，何見之不廣也。雖然，壹死於十五年前，壹死於十五年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深心遠識者，不在於溝瀆自經。若余斫斫小儒，唯知守節而已。臨終有暇，書此數言，系以壹詩，質之有道。
運會厄陽九，君遷國破碎。顰鼓雜江濤，幹戈遍海內。我生何不辰，聘書遒迫至。委質為人臣，之死誼無二。光復或有時，圖功審機勢。圖功為其難，殉節為其易。我為其易者，聊盡潔身誌。難者待後賢，忠義應不異。余家世簪纓，臣節皆罔替。幸不辱祖宗，豈為兒女計。含笑入九原，浩氣留天地。
作為明王朝的臣子，在面臨王朝大廈即將崩塌，祁公毅然決然選擇了自沈於自家後花園的湖底，贏得了身後不朽的贊譽。由他士大夫的身份決定的，“余家世簪纓，臣節皆罔替。幸不辱祖宗，豈為兒女計。”道出了他心中的最強音。恰恰這兩句成為商夫人回應的指向。在商夫人看來，“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作為女性，在以殉“節”而死的“貞節烈女”大量湧現的封建末期，商景蘭以成熟的人生見地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在她看來，無論是君臣大節，還是兒女人情；無論是丈夫的死還是自己的生，都是壹種“貞節”。到此，恩愛夫妻的價值觀在這裏得到了高度的同壹，而商景蘭詩歌開闔的語意結構也在收尾處得到了歸並。
在祁公離世後，他作了壹首《和祁世培<絕命詞>》，後半截寫道：“余曾細細想，壹死誠不易。太上不辱身，其次不降誌。十五年後死，遲早應不異。願為田子春，臣節亦罔替。但得留發膚，家國總勿計。牽犢入徐無，別自有天地。”
商景蘭選擇不死，實在是因為不能為無益之死；她要完成妻子、母親的社會角色賦予她的使命與職責，完成祁公對她“區處家事，訓誨子孫，不墮祁氏壹門”的囑托。在她看來，“兒女人情”是支撐她活下來的理由，在晚年所寫的《琴樓遺稿序》中，她也強調了這壹點：“乙酉歲，中丞公殉節，余不敢從死，以兒女子皆幼也”。事實證明，商夫人確實完成了這個重大的使命——在她的支持下，兒子為反清復明拋頭顱灑熱血；在她的率領下，女兒兒媳以詩歌吟詠人生、寄托家國之痛······其實正如祁公所說“殉節為其易”。千磨萬難，備受熟嘗。商景蘭在夫亡子難的境況中苦寒守節、吟詠人生；都向世人訴說死比生更加艱難，更加忍辱負重。無論是死是生；他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在“上天降下的試金石”面前顯示了“真情與真面”，顯示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選擇生、以隱忍卻堅強的方式應對生活中的壹切苦難，或許更是宇宙間的大剛強與大智慧。
總之，商景蘭的《悼亡》詩是對其夫祁彪佳《遺言》的回應，是壹個貴族婦女對貞節的理解、對生命的承諾。《悼亡其壹》中是壹個獨立、睿智的商景蘭，《悼亡其二》裏是壹個含蓄、深情的商景蘭——商景蘭在其悼亡詩中向世人顯示了她最真實也最傲人的風姿，她就象她最鐘情的那輪天上的皓月，終夜皎潔，灑向人間都是情。《悼亡》詩是商景蘭生命和詩歌創作的壹個分水嶺，從這首詩創作後，她的生命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詩歌內容和風格也有了轉變。從精神價值和文學價值兩個層面，我們看到了《悼亡》詩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