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作角度來看，安史之亂前的元宵詩，其內容大多是祝頌、吉祥之語或直接表現節日風光，肆意表達歡暢的場面。這是對人間現實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執著。壹種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熱情和想象，滲透在盛唐文藝之中。但安史之亂後的中晚唐元宵詩雖然熱鬧不減從前，有時甚至還超過以往，然而已透露出壹些盛極而衰的氣息了：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擾自笙歌徹曉聞。（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喧喧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壹人愁。(白居易《長安元夕》)
月夜燈光滿京都，香車寶葷隘通衡。身閑不睹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李商隱《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
透過王建?如今不是時平日?的譏諷，白居易的?愁?和李商隱有燈不得觀的?恨?，可以感覺到時代的變遷在詩人心中留下的投影。
初盛唐士子的誌向是建設壹個強盛的帝國，時至中晚唐，這個理想便不得不降低標準，變成渴望中興，重振祖威，乃至挽救日見衰頹的國運了。那些憂心國事的士人，不得不更多地批評時弊，揭露腐朽，鞭撻黑暗，因為值得歌頌贊美的政績實在太少了，而他們熱情的諫譯卻愈來愈被漠視，被置之不理。於是洋溢於盛唐士人詩文作品中昂奮軒揚的豪邁情調和陽剛之美，漸漸地變成了悲憤的呼喚、悲槍的沈吟甚至是悲哀的哭泣。
同樣的元宵節，安史之亂前後詩人們的表現方式也有所不同亂前的詩人喜歡寫外在的熱鬧場面，而亂後的詩人們則註重內在的主觀感受，這壹點從上面所列舉的詩歌也可以看出。
此外，從總體上看，亂前的元宵詩作者喜用五律或五言排律來表達火樹銀花的場面，而亂後的元宵詩人則多用七律或七絕來抒發自己的情懷。據統計，亂前的五言詩是七言詩的壹倍多，而亂後的情況正好相反，七言詩差不多是五言詩的壹倍。其原因何在呢？
蘇味道、崔液、陳子昂、陳嘉言、王維、孫逛生活在武則天、唐明皇執政之際，其時正是詩風行五律定型成熟期間，詩人們受此影響也在情理之中，而且這種體裁也適合歌功頌德。
而到了中唐以後情形就不壹樣了。較之於安史之亂前的元宵詩，以王建、白居易、李商隱為代表的中晚唐元宵詩人擴大了詩的容量，豐富了詩歌的內涵，少了壹些***性，多了壹些個性，從中不但可見詩人元夕獨特的心境，而且還可以從中窺見時代給詩人心緒的影響。
毋庸置疑，唐代元宵詩雖然如壹般節俗詩題材詩歌壹樣有遵時敷衍之作，有些作品視點單壹，意象雷同，但其中也不乏壹些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詩篇，而那些運用對比手法表達詩人心緒的詩篇尤為引人註目。
白居易《長安元夕》：
喧喧車騎帝王州，羈病無心逐勝遊。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壹人愁?和徐凝((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諸公》：
宵遊二萬七千人，獨坐重城圈壹身。步月遊山俱不得，可憐辜負白頭春。?白居易和徐凝詩人都是中唐詩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在正月十五寫出了兩幅畫面：三五之夜，明月春風，外面車馬喧囂，萬人行樂，而詩人卻壹人枯坐，獨抱濃愁。通過對比，熱鬧背景下壹種蒼涼孤獨的意緒彌漫在整個畫面之上。
當然，這種蒼涼孤獨壹方面是由於自身?白頭?、?羈病?而引發的感慨，而其深層原因恐怕還是傷時憂國，有壹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味道。
但這層意思需要讀者去領會去咀嚼，作者並未直接表達，而中唐的另壹位詩人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則非常幹脆:?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極力渲染元宵氣氛之熱烈，而?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兩句掉轉筆鋒，聲若洪鐘，在今昔對比中給那些歌男舞女們當頭棒喝，有壹種振聾發聵的藝術力量。千載之下，猶可感覺到詩人那強烈的責任感和愛國心。
晚唐的李商隱以朦朧而包孕密致的七律詩著稱於世，但他的七絕《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同樣寫得十分精彩：?月色燈光滿京都，香車寶葷隘通衙。身閑不睹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京城有燈可想而不可及，故有?恨?;同長安城的豪華氣派相比，鄉間賽紫姑實在顯得有點寒摻、俗陋，故以之為?羞?，既?恨?且?羞?，李商隱這壹年的元宵節實在是過得不怎麽樣，?身閑不睹中興盛?壹句多少表達了自己處江湖之遠而懷廟堂之憂的情慷。唐代這類元宵詩給人們的藝術回味是永遠的。
?生作長安草，勝為邊地花。?這是唐末卿雲《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中的壹聯。遁入空門的壹位僧人尚且對長安如此留戀，更何況其他渴望建功立業的士子文人呢？
於是唐代元宵詩中除了大量出現?長安?壹詞外，還出現了很多長安城的代名詞：金殿、京都、帝京、帝王州?真是?長相思，在長安?。雖然?美人如花隔雲端?，但是唐代詩人多是時代與社會的熱戀者，盡管這種愛實際上是壹廂情願，是壹種?輾轉反側，痞寐思服?的單相思，時代給了他們粉紅色的夢想，卻又把他們推到了黑色的懸崖下面，使他們生活在無奈和痛苦之中。
壹座長安城負載了多少文人士子的理想、青春、白發和太息?不管怎樣，執著的追求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是他們身上的可敬品格，這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壹貫品格，它己經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壹個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