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詩,以告訴於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憫之也。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詩故也。
陳奐指出:“‘君子’指在位之人。作此詩,歌以告哀於君子,此倒句也。《正義》謂‘作者自言君子’,似非詩恉。‘君子作歌’與‘吉甫作頌’不同也。”這類問題似乎不應歸結到孔穎達的理解力上去,從全詩疏文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孔氏極力將庶民與君子之間的界線消融,但其最後卻肯定了“非君子不能作詩”,認為全詩均為君子觀民情所作,說明詩乃“緣政而作”的精英觀念仍是其所要表達的重點。
二是“詩人救世”。《詩大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正義》疏日:
《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覬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誌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嘆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己之誌,哀嘆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誌微。
意即《詩三百》是救治時政疾病的良藥。如同人之疾病有輕重緩急,醫之者以重輕急緩應之壹樣,時政之病,如果典刑尚存,可以改過,詩人進諫之意就急切;若淫風盛行,世不可改,詩人進諫之意就微弱,僅嘆息閔世而已;到國家亡形已現,詩人就不再進諫,轉為賦己之誌。總之,詩人乃以匡時救世之心作詩。
在此基礎上,《正義》又強調了詩的兩點作用,壹為“持人之行,使不失隊(墜)”。《詩譜序疏》雲:
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雲“詩負之”,註雲:“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雲:“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淡為心,思慮為誌。詩之為言,誌也。”《詩緯·含神霧》雲:“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誌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誌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壹名而三訓也。
此訓“詩”之名,《正義》勾稽典籍,得出三層含義。以時間順序羅列材料,《周禮》最早,故《內則》列於首位。《春秋說題辭》和《詩緯》都是漢代緯書,前者“詩之為言”與《詩大序》“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接近,可能《正義》認為其直承子夏觀點,故列次位。《詩緯》為漢代緯書,時間較晚,且釋意又有變化,遂列最後。先秦時期,詩擔負著禮儀制度教化的重任,故言“承”。漢初註意到作詩之人的存在,詩乃詩人誌之所現,故雲“誌”。“持”進壹步認識到詩對讀者的影響。劉勰雲:“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認為詩之“持”乃要端正人們的性情,《詩》之“無邪”也符合這壹意義。但《正義》認為詩之“持”不在“情性”,乃在“持人之行,使不失墜”,這也是詩之三訓中《正義》突出強調的壹個。“情”與“行”的轉換,表達了兩個時代對詩的不同理解,意義深刻。
二為“文刺前朝,意在當代”。《大雅·抑》壹詩,《序》認為是“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箋》釋“自警”為“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正義》疏《箋》曰:
武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
《序》未言衛武公何時作此詩,《箋》亦不言。《史記·衛世家》載,衛武公在宣王十六年即位。那麽厲王時其僅為諸侯庶子,“未為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因此,《正義》依附《國語·楚語》和韋昭的觀點,認為衛武公年九十五始作《抑》。但此時作詩,距厲王時已遠,刺之直接意義似乎不大。孔穎達遂又圓通之,指出正經美詩可以由後王時人作,追美前王,那麽刺詩也可以由後王時人作,以追刺前王。詩雖刺前世之惡,含意卻是為還沒有發生的事情作戒鑒,故《抑》詩的價值和意義就可以概括為“文刺前朝,意在當代”。孔穎達如此詳盡論證衛武公作詩時間及意義,其目的首先在於堅持“非君子不能作詩”的觀點,由於君子指在位之人,故衛武公作詩壹定是其在位之時方可。其次是要表明詩之作用“意在當代”,就《抑》之創作看,這是實際情況。但孔穎達還有另壹層含義,那就是其註疏的現實意義,也是依“意在當代”觀念進行。
由上所述可見,孔穎達的“詩緣政”說是壹個結構極為縝密的理論體系。它以“非君子不能作詩”和“詩人救世”來支撐“緣政”說,又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和“文刺前朝,意在當代”來考察詩言政之作用。既有理論的提出,又有理論的檢驗。這與其時代背景有重要關系。
《正義》之前,有關詩之本質有著兩個體系的不同論說,即“詩言誌”和“詩緣情”。先秦時期,詩與政教不分,無論“獻詩陳誌”、“賦詩言誌”、“教詩明誌”(采用朱自清的概括),還是諸子言論大都與政治有密切關系,這壹時期世人普遍認為詩之作用乃在“言誌”。但從《詩大序》起,“詩言誌”說開始發生變化,引入了“情“的成分,整個漢代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基本都呈現這壹特點。南北朝時期,情的地位又有上升,此時的論詩文章,已經很少再用“言誌”這個詞。“情”的地位不斷揚升,最終失去控制,詩歌創作領域以描寫艷情為主的宮體詩開始泛濫。這壹汙跡斑斑的風氣直到《五經正義》修撰之時仍然盛行。這種情況下,孔穎達率先在經學系統內對這壹風氣進行抵制。抵制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倡導恢復“詩言誌”傳統,然而魏晉六朝並沒有徹底放棄“言誌”之說,因此僅僅倡導“詩言誌”並不能從根本上否定六朝習氣,於是孔穎達非常極端地提出了“詩緣政”的觀點,將整部經書置於超出“言誌”的政教高度進行闡釋註疏,並為之精心構建壹套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