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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完整的漁父形象最早見於《莊子》和《楚辭》。《莊子·漁父》和《楚辭·漁父》的作者，據前輩學者考證，大概是生活在戰國時期的楚人，為莊子後學和屈原，故而楚文化因子已滲入他們的血脈之中，根深蒂固。他們的學術觀點、處世原則雖不盡相同，塑造的漁父形象卻並無二致，其***同特點主要是作為人生誘導者角色而出現。
《莊子》漁父的假設誘導對象是孔子，《楚辭·漁父》的假設誘導對象則是屈原本身。這種假設主客對話的寫法是《莊子》、《楚辭》常用手法，也是當時壹種流行文風，劉知幾《史通·雜說下》：“自戰國以下，詞人屬文，皆偽立主客，假相酬答。”說明的就是這種現象。
《莊子》漁父和《楚辭》漁父的身份無疑都是隱者，都是對假設誘導對象的積極入世進行批評，表現了道家壹派的思想傾向。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雲：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話有壹定的道理。《莊子·漁父》主要描寫漁父如何訓導孔子，通過漁父與孔子及其弟子的對話，批評孔子危其本真，遠離至道：“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正。烏呼遠哉!其分以道也。”孔子是隱士們經常批評和勸導的對象，如在《莊子·人間世》等篇中所載孔子遊蔡時遇到的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荷蓧丈人等，都和漁父壹樣是以隱遁者的身份批評孔子的入世和執著，極力勸說孔子脫離塵世歸隱山林。孔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之舉被漁父斥為多事，告戒他要順應自然“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才可以“無所累矣。”如此這般漁父還怕孔子不知悔改，又用“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最後將“絕力而死”的小寓言故事相開導。《楚辭·漁父》主要描寫漁父勸導屈原要像道家觀念中品格高尚、智慧高超的聖人壹樣“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對屈原因“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而慘遭流放所造成的內心巨大痛苦不以為然，並質問屈原：“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竭力勸導屈原遵循道家“和光同塵”的處世原則，擺脫塵世間壹切不必要的煩惱。
《莊子》漁父和《楚辭》漁父作為人生誘導者角色是完全的主動行為，這壹特點在兩篇《漁父》的開頭與結尾處表現得非常明顯。《莊子·漁父》開篇即描寫孔子正率領弟子“遊乎緇幃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其樂融融。漁父棄船登岸不邀而至，曲終招弟子對話，以吸引孔子前來求教。《楚辭》中的漁父似乎專門等在澤畔對屈原進行勸誘。故而當屈原“頗色憔悴，形容枯槁”失魂落魄地行吟於江邊時，漁父主動上前相問：“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然後便開始實施教誨。另外，兩篇《漁父》的結尾也大致相同，都是漁父徑自劃船而去，《莊子》漁父“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楚辭》漁父“莞爾而笑，鼓柂而去”。不過，被誘導者對二人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孔子是將漁父視為體道的聖人，禮敬有加，“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並對不解其意的子路進行壹番教訓：“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將漁父視為道的象征。在《莊子·漁父》中漁父是主體，是為宏揚道家思想服務的；屈原對漁父的勸誘則是全然不顧，而且對勸其“和光同塵”的觀點嚴加反駁：“安能以察察之身，受物之汶汶者乎？，表示“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在《楚辭·漁父》中屈原是主體，描寫的是兩種對立的人生觀。由此可見，漁父是完全的主動行為，他們不邀而至，不辭而別，同時又不受被誘導者態度的影響。《莊子》漁父不因孔子的誠心受教而給予他再次相見的機會，只是對其勸言：“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絕情而去。《楚辭》漁父在屈原不聽勸告之後，並無絲毫怒意，只是莞爾壹笑，高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飄然而逝，頗具隱者之風。
《莊子》和《楚辭》中的漁父都被賦予了極強的神秘色彩，成為介於神仙和普通人之間的壹種特殊角色。他們生活在山野澤畔，居無定所，悄然而至，飄然而逝，常人很難見其蹤影，儼然壹世外高人。除此之外，同屬於楚文學範圍內的《吳越春秋·伍子胥過江》中的漁父也是這樣壹個神秘隱者形象。從漁父乘船由下方溯水而上，到拒絕伍子胥贈劍，最後竟然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整個過程非常神秘，甚至令人感覺有些許詭異，始料不及。不過，此時漁父作為隱士和世外高人的角色還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自身的生存狀態還沒有得到完滿地顯露。如《莊子》漁父搖船而至，《楚辭》漁父似乎就等在水邊，伍子胥過江中的漁父出現的時機更是恰到好處，但他們具體的生活環境如何，用什麽手段進行捕魚，這壹切都沒有明示。
至唐宋時期，漁父繼續作為隱士和世外高人形象而出現，這是漁父原型的進壹步發展。唐宋時期尤其是唐宋詩詞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具有壹定的獨立性，而且對漁父的生活狀態、捕魚手段都有了確切的描繪，和先秦時期的漁父形象相比有不同的特點：
第壹，主要展示漁父本身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對世人的教誨誘導則變成暗線伏流，退居次要地位。與先秦時期不同，唐宋時期大量的詩詞作品都是描繪漁父逍遙自在的生活，而且作者和創作對象融為壹體，漁父即作者，作者即漁父。
唐宋時期較早以漁父為題進行創作的文人應屬張誌和。張誌和自號玄真子，曾待詔翰林，後隱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張誌和***寫有《漁父詞》五首(亦稱《漁歌子》，《漁父》詩壹首。據史載，《漁父詞》五首為唐代宗大歷九年張誌和拜謁湖州刺使顏真卿時所作，頗受好評，當時頗真卿、和凝、李珣、歐陽炯、陸羽等眾多文人紛紛效仿並加以應和 。後不久，傳入日本，得到嵯峨天皇的極力贊賞，並在欣喜之余創作了《和張誌和漁歌子五首》，[1]為日本填詞之開山鼻祖。《漁父詞》五首中最著名的是：“西塞山前白對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詩中所塑造的那位身披蓑衣，頭戴箬笠，斜風細雨中的垂釣者和柳宗元《江雪》[2]中的寒江獨釣者，堪稱千古壹絕，逐漸凝化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漁父形象的壹種定格，得到普通認可。為了便於吟唱，蘇軾、黃庭堅曾先後用其原句增寫為《浣溪沙》《鷓鴣天》。對此，劉熙載曾有過評價：“張誌和《漁歌子》西塞山前壹闋，風流千古。東坡嘗以其成句用入《鷓鴣天》，又用於《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猶未若原詞之妙通造化也。”[3]這壹評價十分中肯。後人所創作的《漁父》詩詞，包括嵯峨天皇的和詞，無論是在用句和意境上，基本上沒有超出張誌和這首“西塞山前”。張誌和《漁父詞》五首及《漁父》詩壹首所塑造的漁父形象是壹致的，描繪的都是漁父怡情山水逍遙自在的生活狀態和安詳快樂的心境，還有大自然美麗無比的景色，尤其是那首：“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青草湖面，壹輪明月上下映照，陣陣漁歌前後呼應，搖動著“釣車子，橛頭船”穿行在風浪水波之間的“巴陵漁父”比神仙還要快樂。難怪宋代詞人周紫芝對此艷羨不已：“好個神仙張誌和，平生只是壹漁蓑。和月醉，棹船歌，樂在江湖可奈何。”[4]從張誌和的《漁父詞》中可以看出漁父即是作者自詡，漁父的生活狀態即是作者生活狀態的自我寫照或對這種生活狀態的向往和追求；從周紫芝的和詞中也可以看出後人實際上也是將漁父視作張誌和的化身，故而漁父即是作者，作者即是唐宋詩詞作品所塑造的漁父形象。這壹特點在李珣《漁父詞》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李珣筆下的漁父完全是壹個隱居山林，不與官府合作的文人形象，從作品中對漁父形象具體生活狀態的描繪即可透視這壹時期文人的生活狀態和心靈追求。自古以來中國文人尤其是詩詞創作者除了與書典密不可分之外，總是和酒連在壹起，沒有酒，詩詞似乎缺少了韻味，“若無詩酒，則山水為具文”，就好像“若無佳麗，則花月皆虛設”[5]壹般。文人離開詩酒，就像人間沒有了美女壹樣，山水失色，花月皆成虛設。所以，作為文人化身的漁父形象具體的生活狀態就是置身於美麗的山水之間，讀書、醉酒、垂釣。如，李珣《漁父詞》：“水接衡門十裏余，信船歸去臥看書。“輕爵祿，慕玄虛”，典道漁人只為魚。”漁人如果不為魚，就不會是純粹的漁人，那麽以漁人自詡又為了什麽？輕爵祿，慕玄虛，遠離仕途歸隱山林，盡享山水之樂才是真正目的。對此，他的另外兩首《漁父詞》表達的更為明確：“避世垂綸不紀年，官高爭得似君閑。傾白酒，對青山，笑指柴門待月還。”“棹驚鷗飛水濺袍，影侵潭面柳垂條。終日醉，絕塵勞，曾見錢塘八月濤。”[6]信船垂釣，對酒邀月閑來翻書，遁跡江湖怡情山水，不記人間歲與年，這完全是作者自我生活的寫照。無論如何也無法將這樣壹個逍遙自在如人間神仙的漁父形象，與在風口浪尖討生活的真正的漁父聯系在壹起。正如清人張潮所言：“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緇黃也。”[7]真正的漁夫樵子，僧人道士，雖身處名山大川，但他們或為生活困擾，疲於奔命；或為求道成仙，苦心修行，難得清閑與雅興去觀賞旖旎無限的美好風光。
唐宋詩詞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大多都是對隱逸山林的生活心向往之，以寓情山水為人生壹大樂事，“好攄杯，堪寓目，身閑心靜平生足。酒杯深，光影促，名利無心較逐。”[8]時光短暫，人生短促，詩人面對賞心悅目的自然風光，遠離權勢名利的紛爭。心情平靜安閑，達到壹種自我滿足，這是唐宋時期漁父形象的主流，占主導地位；而對世人的教誨誘導則變成暗線伏流，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相反，倒是世人出面對漁父進行勸誘。不過，不是勸誘他們當隱士，而是召喚他們回到現實中來。據傳說，張誌和隱居江湖後，唐肅宗曾踢給他奴婢各壹人，奴稱漁童，婢稱樵青，“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柂；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裹煎茶。”[9]而其兄張松齡俱怕弟弟放浪形骸不知返家，在越州東郭替他建築房舍，井應和其作《漁父歌》十八首以誘其回心轉意，其中壹首《和答弟誌和漁父歌》：“樂是風波釣是閑，草堂松徑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10]意思甚為明確，張誌和“樂在風波不用仙”，張松齡便勸他“樂是風波釣是閑”，不能作為人生大事；張誌和“斜風細雨不須歸”，張松齡便告訴他“狂風浪起且須還”，不能在外久留。黃庭堅因“憲宗時，畫玄真子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之事，續張松齡之意，作《鶴鴿天》：“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底是無波處，壹日風波十二時。”[11]黃庭堅勸說張誌和返回朝廷，因為人世間不可能沒有風波，久留湖上是危險的。宋高宗趙構，曾到會稽見到黃庭堅所書張誌和漁父詞十五首，戲同其韻應和十五首，其中壹首：“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沖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意思和張松齡、黃庭堅壹樣，都是勸誘張誌和重新入仕。
第二，先秦文學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其年齡段相對而言是比較確定的，壹般都是老者；而唐宋詩詞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其年齡段則是比較模糊的。《莊子·漁父》對漁父的相貌是這樣描寫的；“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發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從“須眉交白”即可明確得知，這是壹個年過半百的老者。《楚辭·漁父》對漁父的相貌雖然沒有明確描寫，但根據王逸所言：“《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湘江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12]據前輩學者考證，屈原放逐湘江之間的時間是在頃襄王十三年以後，屈原此時的年齡大概50歲左右。屈原曾官任三閭大夫，地位顯赫，雖被流放，常人亦不敢對其隨意冒犯。故而敢於對屈原進行訓誡的漁父年歲壹定很老，最起碼要年長於屈原。另外，《楚詞直解》對漁父壹詞的解釋是：“楚地對老年人的尊稱。漁父，打魚的老人。”[13]《吳越春秋》卷三所載伍子胥過江中的漁父從稱呼上分析也應該是壹個老者，當漁父將伍子胥渡過江後、子胥曰：“請丈人姓字。”丈人，是古時對老人的尊稱。《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這裏的丈人是老者無疑，並且是壹個隱居世外的老者，他將孔子譏笑壹番後把迷路的子路領回家，殺雞做飯，盛情款待，而且還教兩個兒子來做陪客。有兩個已經能夠陪客的兒子，此人壹定不會太年輕。由此可以推論，《楚辭》和伍子胥過江中的漁父也都是老者。唐宋詩詞中漁父的年齡卻無法確定，只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壹句，似乎可以猜測。其他都沒有這方面的有關描述。另外，唐宋詩詞作品中的漁父大多數是作者自詡，由作者年齡來比照漁父的年齡，也是壹種方法。但這壹問題過於復雜，需專文論述。
第三，先秦文學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沒有交代其具體的捕魚方式，而唐宋詩詞中的漁父，則往往是垂釣者。如張誌和《漁父歌》：“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為家西復東”，“釣臺漁父褐為裘，兩兩三三舴艋舟”，《漁父》詩：“八月九日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卻把漁竿尋小徑，閑梳鶴發對斜暉。”歐陽炯《漁父》：“擺脫塵機上釣船，免教榮辱有流年。無羈絆，沒愁煎，須信船中有散仙。”[14]和凝《漁父歌》：“煙冪冪，日遲遲，香引芙蓉惹釣絲”等等，這些詩句所描繪的漁父都是垂釣者形象。為什麽唐宋文人會偏愛於垂釣，而不是出航撒網或采用其他更為實用的捕魚方式？原因大概有兩個：壹是出於審美觀照的要求，二是由於傳統垂釣情結對文人心態的壹種映照。唐宋詩詞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大多是作者的自我寫照，垂釣只不過是他們寄情山水體驗人生的壹種表現方式，而非真正的謀生手段。就如同莊子寧可垂釣濮水亦不願應楚王之邀去做宰相，濮水垂釣所代表的只不過是莊子的壹種態度而已，並非真正目的。對垂釣者而言，山澤水畔，風清日暖，駕壹葉扁舟，披壹身細雨，槳聲欸乃，漁歌悠揚，這是壹種多麽優美的人生體驗。它所表現的是壹種與文人身份相符的悠閑瀟灑之美，這種美在大風浪中張網捕魚或赤足裸臂涉水撈魚的情境中是無法產生的，設想讓手無縛雞之力的柔弱書生去與風浪搏鬥，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恐怕只有狼狽而非優美。所以，僅從審美角度而言唐宋詩詞中的漁父大多以垂釣者形象出現是符合審美規律的。此外，唐宋詩詞中所塑造的漁父形象是隱逸之士的代表，隱逸之念自古有之，老子主張功成身退，《莊子·刻意》曾經寫道：“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尤其是秦漢之後，封建君權空前強化，文人士大夫對仕途險惡為官不易有了更為深切的體會，再加上魏晉時期，戰亂紛仍，隨時會有性命之危，“隱逸山林”便成為文人士大夫遠離官場以求心靈清靜和保全性命的最佳避難所。唐宋時期，受佛教與禪宗思想的影響，隱逸之風更盛，不過此時人們的隱居目的也更為復雜。大多數人是為了“逍遙自在”，無意仕途而真心歸隱，但其中也不乏向往做“山中宰相”和走“終南捷徑”的人。這種情況古已有之，早在《論語·季氏》中孔子就說過：“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之言雖有些過於偏頗之虞，卻說明了隱居在理論上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宋人陳景元也發過同樣的感慨，他在為《莊子·徐無鬼》篇作註時說：“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為仕途之捷，遂無真隱矣!”由此可知，“避世垂綸”的漁父也許並不想終生垂釣，“莫道漁人只為魚”，手中的釣桿莫不是終南捷徑的壹根拐杖，“出處從來自不齊，後車方載太公歸”[15]自從姜太公渭水垂釣，釣得大魚周文王，由文王親自駕車請回宮後，直鉤垂釣便成為眾多隱逸之士羨慕和追求的最高目標。故而無論是對“每垂釣不設餌，誌不在魚也”的張誌和，還是渭水之濱學做漁父，但“釣人不釣魚”[16]的白居易等唐宋文人來說，臨水垂釣已成為內心深處壹個難解的情結，壹個暗藏的希冀。
反正總結就是 超脫曠達、恬淡自適的文化內涵。
避世隱逸的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