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刺史謝上表
公元822年，年過半百的白居易來到美麗的杭州任刺史，官場失意的他在看到西湖山水時，精神為之壹振。到杭州的當天，他就迫不及待地寫了《杭州刺史謝上表》，從此開始了偉大詩人與美麗山河的千古絕戀。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績多不勝數，但其中最突出的是疏通六井和築西湖湖堤。他首先疏通的是李沁四十年前開鑿的六井，其次便是整治西湖，築建白堤。
杭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去年七月十四日蒙恩除授杭州刺史，屬汴路未通，取襄陽路赴任，水陸七千餘裏，晝夜奔馳，今月壹日到本州，當日上任訖。上分憂寄，內省庸虛，仰天感（壹作戴）恩，?地失次，臣某中謝。臣謬因文學，忝廁班行，自先朝黜官以來，六年放棄，逢陛下嗣位之後，數月徵還，生歸帝京，寵在郎署，不逾年擢zhuó知制誥，未周歲正授舍人，出泥登霄，從骨生肉，唯有壹死，擬將報恩。旋屬方隅不寧，朝廷多事，當陛下旰gàn食宵衣之日，是微臣輸肝寫膽之時，雖進獻愚衷，或期有補，而退思事理，多不合宜。臣猶自知，況在天鑒，忝非土木，如履冰泉。
合當鼎鑊之誅，尚忝藩宣之寄，才小官重，恩深責輕，欲答生成，未知死所。唯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恤人庶，下蘇雕瘵，上副憂勤。萬分之恩，莫酬壹二，仰天舉首，望闕馳心。葵藿之誌徒傾，螻蟻之誠難達，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擢zhuó基本字義
1.
拔：～發（fā）難（nán）數（shǔ）（喻罪惡多得像頭發那樣數不清）。
2.
提拔，提升：～升。～用。～第。
旰gàn基本字義
1.
晚，天色晚：～食宵衣（天晚才吃飯，天未亮就穿衣起床，多用以稱諛帝王勤勞政事）。
錢塘湖春行
[唐]白居易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他開始意識到不“待時”而動的固執追求可能會適得其反，反而使兼濟理想無法實現。“在認識到自己從政思想和方式的偏狹之後，白居易對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途徑作出了重大調整，不再執著於直接輔佐君主，而采取了更靈活務實的方式。”[4]外任的想法也不是憑空而來的。忠州歲月，探求生民之計的實踐，使白居易得到豐富的治郡經驗。意識到當壹個有實權的地方官吏，才能在某各地方實現自己的理想。此期所謂的“思想流變”，主要是指由宏觀地兼濟天下到具體地兼濟壹方，認識到在朝任官，難掌實權，難以在朝廷實現自己的從政理論體系，於是重新振作起來，自求外任地方的機會，將愛民政治理想變為實際的行動和利民的具體成果。自請外任得準後奏章中寫到：“惟當夙興夕惕，焦思苦心，恭守詔條。勤恤人庶”《杭州刺史謝上表》。
論白居易兼濟思想的後期流變
□ 白興光
摘 要：提出“流變說”重新審視白居易思想、創作及政績，力求準確地把握他壹生思想流變的狀況及過程。白居易身逢中唐壹朝的淡季，在此時獨能始終堅持兼濟天下的理想。由於政局和處境的不斷變化，在被貶江州之後，他的兼濟思想內部也開始出現了流變，有意針對政治處境的不斷變化而改變“兼濟天下”的方式，將兼濟理想變為實際的行動和愛民利民的具體成果。長慶二年自請外任之舉，仍是其積極用世的壹種表現，是實現兼濟理想的壹種途徑。他於地方任上屢屢施行仁政,且憂國憂民思想也貫穿詩歌創作的始終,更加難能可貴!
關鍵詞： 白居易思想；兼濟；後期流變
白居易思想壹直為學術界所關註，學者們壹般以元和五年、元和十年和長慶二年界定思想分期1,認為他的兼濟思想轉變於“卸任拾遺之際①”、“江州之貶②”、“自請外任③”這些時期。本文認為任何人為的割裂都是不科學的。白居易既是壹個想兼濟天下的政治文人，又是壹個兼顧人生卻側重於藝術追求的詩人。雙重的角色定位使他既近於兼濟天下，同時又近於獨善（兼顧人生）,因此對他後期思想的定性應該將政治局勢的變化和詩人處境相結合，將其詩文作品與仕途的作為相結合。白居易壹生的兼濟思想宛若壹條江河，時而若奔馬直瀉、驚濤怒吼，時而淙淙流淌、平緩前進，卻都向著兼濟天下的目標而去。依筆者之見，只有用“思想流變理念”重新審視其思想與創作情況，才能準確地把握白居易壹生思想流變的狀況及過程。所以闡述其思想變化並找出兼濟獨善這兩條思想線索的流變過程，要比刻意地對思想進行分期更具研究價值。兼濟思想是貫穿白居易壹生的主要思想，被貶江州之後，兼濟思想內部開始出現了流變，有意針對政治處境的不斷變化而改變 “兼濟天下”的方式。我擬從元和十年起，嘗試來談白居易兼濟思想的後期流變過程。
壹、窮困江州，未墜兼濟之誌
元和初年，初入仕途的白居易就形成了以《策林》為中心的政治思想體系，為實現“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他拿起批判現實主義的詩歌武器,向權奸和劣紳們開火。他積極幹預政治，與宦官、舊官僚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他疾惡如仇，直言進諫，所進的“數千百言中，皆人難言者”（《新舊唐書，本傳》），試圖通過統治階級的改良來復興唐朝並實現自己的兼濟理想，此期的思想特征表現在“直面邪惡，鋒芒畢露”。元和五年諫官改宮官，他依然滿懷希望，寫作諷諭詩幹預時政。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率先上書請捕賊雪恥,終被朝廷以“越職言事”與“詩文不孝”為借口，貶為江州司馬。這對白居易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名垂千古的《琵琶行》在抒寫琵琶女不幸的同時，將自己政治失意和貶謫之恨傾瀉而出。但這僅僅是詩人暫時情緒低落的表現。至此白居易基本上停止了諷喻詩的創作，但這並不意味著白居易放棄了兼濟天下的政治理想。白居易在逆境中對被貶的原因進行了反思：“握兵於外者,以仆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仆介獨不附己而忌;其余附麗之者,惡仆獨異,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與楊虞卿書》），“以此得罪,可不悲乎！”認定江州被貶是必然要發生的。他意識到自己有必要轉變壹種方式來實現兼濟的理想，但究竟用何種方式，他還在不斷求索。
江州之貶的打擊並未潑滅白居易兼濟天下的政治熱情，在謫居江州的境況下，白居易時刻準備著“待時而起”，從《偶然二首》中可看出，他沒有放棄對憲宗的期望，依然視憲宗為英主，他相信只要憲宗在位，自己就仍然有希望，皇帝會有醒悟的壹天，會重新重用自己。這種兼濟天下的政治熱情在他的詩文創作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高高此山頂，……通達楚與秦。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乘者及負者，來去何雲雲。我亦斯人徒，未能出囂塵。七年三往復，何得笑他人”（《登商山最高頂》），雖然表達了不得擺脫囂塵的自嘲，卻展現出對功名事業的熱情。“所恨淩煙閣，不得畫功名”（《題舊寫真圖》），雖然流露出得不到垂青的怨憤，卻未放棄對功業的追求。“迢遞麒麟閣,圖功未有期”（《贈寫真者》）等詩句都表現出對建功立業的深深渴望。元和十年，元稹與作者先後都遭到貶謫，但白居易深信，只要堅持下去，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歷史是會作出公正的結論的。“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放言五首〉其壹》），“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七年期”（《其三》）。就表現了詩人始終如壹的堅定的信念。江州司馬三年白居易並未主動遠離政治，對司馬壹職是盡職盡責的，在他即將離任赴忠州，對他總結在江州任上的生活時：“壹誌憂惶，四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忠州刺史謝上表》）。這位耽於山水的司馬直到上任後第二年秋天才有時間遊觀近在咫尺的廬山。[1]謫居期間他作的《登郢州白雪樓》、《東南行壹百韻》等詩中壹再表現出對淮西叛亂和朝廷的關註。“聞停歲仗軫皇情, 應為淮西寇未平。不分氣從歌裏發, 無明心向酒中生。愚計忽思飛短檄，狂心便欲請長纓”（《元和十二年淮寇未平詔停歲仗憤然有感率爾成章》）。作品義憤填膺，詩裏詩外都充溢著詩人壯心不已的用世誌向，這顯然不是壹個思想陷於消極的詩人所能寫得出的。當他聽到在憲宗的指揮下淮寇初破的消息時，在《聞李六景儉自河東令授唐鄧行軍--》中對自己的不能參與建功感到遺憾，十分羨慕參戰的故友。
因此我們必須看到之前處於“通達”時期，而今處於“窮困”時期，在白居易心中，積極進取的思想在命運突轉中仍然是壹以貫之的，並未有本質性的變化。①1
二、忠州歲月，探求生民之計
江州秩滿，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忠州好惡何須問，鳥得辭籠不擇林”（《除忠州寄謝崔相公》）。量移忠州雖然不合理想，但是刺史乃壹郡之長，官職品階倒上升不少。
受命之後，白居易既興奮又欣慰，欣喜之下寫道：“遺簪承舊念，剖竹授新官。鄉覺前程近，心隨外事寬。生還應有分，西笑問長安”（《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為感君恩須暫起，爐峰不擬住多年。久眠褐被為居士，忽掛緋袍作使君” （《廬山別草堂三絕句》）。白居易是帶著希望去的，“常聞仗忠信，蠻貊可行矣。自古飄沈人，豈盡非君子？況吾時與命，蹇舛不足恃。長恐不才身，復作無名死”（《初入峽有感》）。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818），白居易來到忠州，這是他主政壹個地方的開始。唐代的忠州又名南賓郡。忠州城築在山腰上，市井蕭疏，民生貧匱，僅僅抵得上壹個小村鎮。又由於接近南方國境，境內多山，物產不豐，滿目淒涼，遍野饑民。常是犯人貶謫之所，並且當地許多官吏有所謂“蠻兒巴女”之說，從而歧視當地人民。但白居易敬愛當地人民，來到這裏之後，下決心要改變這壹切。
他以腹懷的《策林》作為自己治郡的理論基礎。他改善郡政，簡政安民。首先是“勸農”，使州民努力生產；其次是“均賦稅”，按生產率納稅，打擊不納稅的土豪劣紳；再次是“省事寬刑”，盡可能地減少人民差役和減輕刑罰。同時，詩人還率先躬行引導人民開山辟路、植樹造林，“每日領童仆，荷鋤仍決渠。劃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樹低數尺，大樹長丈余。封植來幾時，高下齊扶疏。養樹既如此，養民亦何殊？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雲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雲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移此為郡政，庶幾氓俗蘇”（《東坡種花二首》），這首詩表現了其明確治郡方略並自述了種樹和政治管理的關系。
白居易為忠州的開發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兩年後，取得了明顯的效果。環境大大改善，山區小縣呈現出政通人和的景象，為忠州人民帶來了實際利益。“且喜賦斂畢，幸聞閭井安。豈伊循良化，賴此豐登年”（《徵秋稅畢題郡南亭》）。可以見到他努力從政、利厚民生的成績。
他在江州困居三年，雖歷經坎坷、挫折和磨難，可為天下百姓造福，“兼濟天下”之誌卻始終不渝。貶謫的傷口逐漸愈合，他壹如既往地為實現兼濟理想而努力。在忠州領郡壹方的處境下，探求生民之計，將兼濟天下政治理想變為實際的行動。在後來的地方官任上屢屢施行仁政。離開忠州時寫下：“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樹禽魚盡有情”。此期的“思想流變”是白居易政治思想體系第壹次付諸於實踐，即為當地的老百姓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情。實踐使他認識到人民的痛苦和需要，認識到在地方任上是能夠實現其兼濟理想的。這對白居易後來主動要求外任產生了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