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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化中的玉

“玉”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個奇怪而神秘的存在,許多精美的玉的遺物產生在遙遠的年代,它們的出現激發了我們的思考。如發現於東北的五六千年之前的紅山文化中的玉雕龍,它通體墨綠,神采飛揚,號稱“中華第壹龍”,也可以說是玉器最早的傑作;又如出土於江浙的五千年以前良渚文化中的神器玉琮,它外方內圓,外部雕刻作獸面紋,莊嚴肅穆,頗有威勢,其琢磨精致,紋飾華麗,被視為絕品,其豐富的內涵,仍在耗費著研究者的頭腦。然而,制作這些玉器的時代,還沒有金屬工具,堅硬的玉石是如何被解剖加工的、又是被什麽樣工具打磨完成的?令人費解。史學家把金屬、文字、城池等看作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標誌。然而,按此劃線,“第壹龍”“玉琮”等都是野蠻時代產物,這是不是有些滑稽?野蠻人能夠制作如此精密細膩、流光溢彩、富於人文精神的作品?因此,我有點同意有人主張的:設置中國歷史分期的標誌,應該把使用和制作玉器成熟與否考慮在內。的確我們從晶瑩明亮,極具神韻的“中華第壹龍”上看到了文明的曙光。玉器的成熟不僅標誌著生產、工藝的發展程度,也標明精神文明所達到的水平。

在中國,玉器是古代優美的禮樂文化的重要媒介。那時國家處在雛形狀態,它由家族、宗族發展而來,上下階層的矛盾還不甚尖銳,其規範社會的方法,主要是用禮樂。禮用以分別貴賤長幼,建立政治秩序;“樂”原指樂器,引申為音樂、快樂等。快樂發自內心,音樂歌舞形諸於外,它是古代社群團結凝聚最重要的手段。對此,《樂記》概括說“樂統和,禮辨異”。“禮”太過,則社群之間溝通不暢,易於分裂,這就需要“樂”來協調;“樂過則流”,會導致禮制解體,秩序混亂,這樣就需要“禮”來救濟。禮樂行之有度,及時互補,在儒者看來這就是既有秩序紀律,又有心情舒暢的和諧社會。禮樂相比,“樂”更帶有目的性,因為它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的追求。

 玉是禮樂的媒介,禮是由祭祀引申出來的,而禮字的原始字形就是壹個器皿中放著兩串玉以祭上天;最早的樂器當屬打擊樂,而玉磬是上古的重要的樂器之壹。玉雖然不等於禮樂,但行禮奏樂都離不開玉,它是必不可少的中介。祭祀時,禮能聯絡神人,上達天聽;清脆激越的玉磬,不僅渲染著莊嚴肅穆的氣氛,更能溝通人們心靈,使人們在禮樂的雍容揖讓中對生命的存在產生幾分感悟……

 禮樂文化中玉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特別對貴族來說,玉器貫穿了他們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君子必須佩玉。《禮記》說“君無故,玉不去身”。 這個“玉”就是玉佩。政治活動中玉佩更不可少,因為不同形狀玉器有不同的政治功能。荀子就說過“聘人以圭,問士以璧,召人以瑗(孔大邊緣較窄圓玉),絕人以玦(半圓形有缺口的玉飾),反絕以環”。這裏玉佩仿佛是個政治符號,在諸侯聘問要用圭,訪問國事用玉璧,召取臣子用瑗,放逐絕決用玦,召還用環。這些也正是禮治的體現,用器物表達心意、少了許多面對面的尷尬。

 日常生活中,君子佩帶的是組佩,由玉珩(組佩中的橫玉)、玉璜(半璧)、玉琚(工字形玉佩)、玉瑀(珠形玉)、沖牙(組佩中最下端的壹端粗,壹端尖銳類似獸牙玉)等組成。這些表面上沒有政治功能的佩叫做“德佩”,它是約束佩帶者行為的。周代貴族日常生活也要遵守禮儀的規範,賈誼有所謂“居有法則,動有文章”。行走要疾徐有度,不能亂跑亂跳。組佩帶在腰上,壹走動,組佩上的珩、璜、琚、瑀、沖牙等相互撞擊,丁冬作響;如果步履合度,玉聲清脆,自然會受到輿論的贊揚。《詩經》中不乏這類的詩句,如《終南》秦人贊美秦國君:“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秦侯驅車而至,衣履儼然,佩玉鏗鏘,舉止合禮,圍觀者發出由衷的贊嘆。今人很難理解的,只是簡單的走步,古代貴族就把它搞得如此復雜,因為那時人們相信通過對外在行為的規範可以達到調整其內在道德品質的作用,所以“禮”才對許多細小的行為做出極為具體的規定。玉佩能規範人行為,自然就能提高人的道德修養,這就是為什麽稱“德佩”的緣由。

 由此,玉被賦予道德涵義。儒家倡導的“仁”“智”“義”“信”“忠”五德都在玉上有所體現。《禮記》說玉有君子的五種品德:其質地溫潤而有光澤,似君子之仁;縝密堅強,似君子之智;有廉棱而不傷人,似君子之義;紋理由內至外,似君子之信;瑕瑜互不掩飾,似君子之忠。兩千多年來中國人推崇玉、喜愛玉、佩帶玉是由此作為心理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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