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十五《國風》，詩壹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壹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包括《周頌》三十壹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
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意謂《詩》三百余篇，均可誦詠、用樂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說法雖或尚可探究，但《詩經》在古代與音樂和舞蹈關系密切，是無疑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於“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地域，除《周南》、《召南》產生於江、漢、汝水壹帶外，均產生於從陜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雅是“王畿”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典範的音樂。《大雅》、《小雅》之分，眾說不同，大約其音樂特點和應用場合都有些區別。《頌》是專門用於宗廟祭祀的音樂。《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是頌的含義和用途。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周頌》）這是其音樂的特點。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除了周王朝樂官制作的樂歌，公卿、列士進獻的樂歌，還有許多原來流傳於民間的歌謠。這些民間歌謠是如何集中到朝廷來的，則有不同說法。漢代某些學者認為，周王朝派有專門的采詩人，到民間搜集歌謠，以了解政治和風俗的盛衰利弊；又有壹種說法：這些民歌是由各國樂師搜集的。樂師是掌管音樂的官員和專家，他們以唱詩作曲為職業，搜集歌謠是為了豐富他們的唱詞和樂調。諸侯之樂獻給天子，這些民間歌謠便匯集到朝廷裏了。這些說法，都有壹定道理。
各個時代從各個地區搜集來的樂歌，壹般認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樂官——太師那裏的。他們顯然對那些面貌互異的作品進行過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現存的《詩經》，語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體，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大體壹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現在異時異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各時代、各地區的歌謠，倘非經過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現上述情況。可以認為，由官方制作樂歌，並搜集和整理民間樂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業之壹，在《詩經》時代是不斷進行著的。
《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後世所見的三百余篇的定本。這壹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壹則先秦文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復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要之，《詩經》的編定，當在孔子出生以前，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只是孔子確實也對《詩經》下過很大功夫。《論語》記孔子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記》的文字，也說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在孔子的時代，《詩經》的音樂已發生散失錯亂的現象，孔子對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於古樂的原狀。他還用《詩經》教育學生，經常同他們討論關於《詩經》的問題，並加以演奏歌舞（見《論語》和《墨子·非儒》）。這些，對《詩經》的流傳都起了重要作用。
《詩經》中的樂歌，原來的主要用途，壹是作為各種典禮儀的壹部分，二是娛樂，三是表達對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看法。但到後來，《詩經》成了貴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學習《詩經》成了貴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養。這種教育壹方面具有美化語言的作用，特別在外交場合，常常需要摘引《詩經》中的詩句，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意思。這叫“賦《詩》言誌”，其具體情況在《左傳》中多有記載。《論語》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以看出學習《詩經》對於上層人士以及準備進入上層社會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另壹方面，《詩經》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義。《禮記·經解》引用孔子的話說，經過“詩教”，可以導致人“溫柔敦厚”。《論語》記載孔子的話，也說學了《詩》可以“遠之事君，邇之事父”，即學到事奉君主和長輩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見（理應也是當時社會上層壹般人的意見），“《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意思就是，《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總體上）是符合於當時社會公認道德原則的。否則不可能用以“教化”。
這裏有兩點值得註意：第壹，就孔子所論來推測當時人對《詩經》的看法，他們所定的“無邪”的範圍還是相當寬廣的。許多斥責統治黑暗、表現男女愛情的詩歌，只要不超出壹定限度，仍可認為是“無邪”即正當的感情流露。第二，盡管如此，《詩經》畢竟不是壹部單純的詩集，它既是周王朝的壹項文化積累，又是貴族日常誦習的對象。所以，雖然其中收錄了不少民間歌謠，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與社會公認的政治與道德原則相沖突的內容。
秦代曾經焚毀包括《詩經》在內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於《詩經》是易於記誦的、士人普遍熟悉的書，所以到漢代又得到流傳。漢初傳授《詩經》學的***有四家，也就是四個學派：齊之轅固生，魯之申培，燕之韓嬰，趙之毛亨、毛萇，簡稱齊詩、魯詩、韓詩、毛詩（前二者取國名，後二者取姓氏）。齊、魯、韓三家屬今文經學，是官方承認的學派，毛詩屬古文經學，是民間學派。但到了東漢以後，毛詩反而日漸興盛，並為官方所承認；前三家則逐漸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傳了。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就是毛詩壹派的傳本。
2、《詩經》的內容
《詩經》中的詩歌，可以確定具體寫作年代的不多。大致地說，《頌》和《雅》產生年代較早，基本上都在西周時期；《國風》除《豳風》及“二南”的壹部分外，都產生於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詩歌的性質來說，《雅》、《頌》基本上是為特定的目的而寫作、在特定場合中使用的樂歌，《國風》大多是民歌。只是《小雅》的壹部分，與《國風》類似。但必須指出：我們在這裏說的“民歌”，只是壹種泛指；其特點恰與上述《雅》、《頌》的特點相反，是由無名作者創作、在社會中流傳的普通抒情歌曲。大多數民歌作者的身份不易探究清楚。假如以詩中自述者的身份作為作者的身份，則既包括勞動者、士兵，也包括相當壹部分屬於“士”和“君子”階層的人物。“士”在當時屬於貴族最低的壹級，“君子”則是對貴族的泛稱。此外仍有許多無法確定身份的人物。所以只能大致地說，這種民歌是社會性的群眾性的作品。
由於詩歌的性質不同，其描述的內容也相應有所不同。下面，我們分別選擇若幹重要的類型加以介紹。
《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於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壹部分於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如《豐年》中唱道：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在豐收的日子裏，人們興高采烈而又隆盛地祭祀先人，希望他們賜給更多的福分。而《噫嘻》則描繪了大規模耕作的情形：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裏。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在廣闊的田野上，數萬名農夫同時勞動，這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同時我們也會想到：在這種強大有力的集體活動中，個人的存在價值是很容易被忽視、被抹殺的。這是在那壹特定的歷史階段和經濟條件下必須付出的代價。
《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是壹組周民族的史詩，記述了從周民族的始祖後稷到周王朝的創立者武王滅商的歷史。其產生的年代大致也在西周初期。《生民》敘述後稷的母親姜嫄禱神求子，後來踏了神的腳印而懷孕，生下了後稷，不敢養育，把他丟棄，後稷卻歷難而不死：“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這段描寫，表現了後稷的神話色彩。後稷長大以後，發明了農業，所種的莊稼都非常茂盛。後來他在有邰（今陜西武功西南）成家立業，建立了周民族的基礎，而他自己就成了周民族的始祖和農業之神。這首帶有神話和傳說色彩的詩歌，反映了周民族的發生觀念和歷史觀念，以及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公劉》敘述後稷的曾孫公劉率領部族從有邰遷徙到豳（今陜西旬邑縣、彬縣壹帶），在豳開辟土地，建屋定居的歷史。其中寫周人在公劉帶領下剛到豳地住下時的情景是：“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壹派歡歌笑語的景象，很是傳神。和《生民》相比，公劉身上已經沒有了神話色彩，而完全是壹個歷史人物。《綿》敘述了公劉的十世孫，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今陜西岐山）直到文王受命為止的歷史，其中寫古公亶父從豳遷徙到岐下，同姜女結婚，在岐下築室定居，從事農業生產，大修宗廟宮室，委任官吏，然後建立國家，消滅夷人，最後是文王受命。敘事條理分明，結構嚴謹，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寫建築場面時，用了許多象聲詞，很有氣氛：“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那盛土、倒土、搗土、削土的聲音，把巨大的鼓聲都掩蓋住了。以上三首史詩，敘述了周文王出現以前的周民族的歷史，大概是西周初年王朝的史官和樂師利用民間傳說寫成的。此外，《皇矣》從太王、太伯、王季敘述到文王的伐密伐崇，《大明》從文王出生敘述到武王伐紂，都記載了周民族的開國歷史，大抵也是出於史官和樂師手筆。
除了西周前期的《大雅》中的這些史詩之外，在西周後期的《小雅》中也有壹些史詩性的敘事詩，如《出車》記周宣王時南仲的征伐玁狁，《常武》寫周宣王親征徐夷，《采芑》、《六月》記周宣王時同蠻荊和玁狁的戰爭等等。如果把這些詩篇有次序地排列起來，那末，西周以前及西周時期的歷史就可以理出壹條線索來了。這些史詩作為敘事之作，其長處在於簡明而有條理。但由於其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記述史實（包括被當作史實的傳說）和頌揚祖先，故於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不甚重視。而且在《詩經》裏面，敘事詩並不多，主要就是以上這些。可見從《詩經》起，就顯示出中國詩歌不太重視敘事詩的傾向。
西周後期至平王東遷之際，由於戎族的侵擾，諸侯的兼並，統治秩序的破壞，形成社會的劇烈動蕩。《大雅》、《小雅》中產生於這壹時期的詩，有很多批評政治的作品，均出於士大夫之手。這大概就是古籍中所說的“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國語·周語》）。在這壹類詩中，有些作者對統治階層內部秩序的混亂和不公正現象提出了指責。如《瞻昂》中說：“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悅之。”《北山》中說：“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犧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從這裏我們看到當時社會關系正在發生激烈變化，有人升浮，有人沈降；有人為“王事”辛苦勞碌而無所得，有人無所事事卻安享尊榮。而詩人則是站在舊有的“公正”立場上，希望糾正這壹種不可避免的混亂。更多的政治批評詩，表達了作者對艱危時事的極端憂慮，對他們自身所屬的統治集團，包括最高統治者強烈不滿。如《十月之交》，據《毛詩序》，是“大夫刺幽王”之作。詩人從天時不正這壹當時人認為十分嚴重的災異出發，對統治者提出嚴重警告。其中寫道：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峷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這是壹幅大動蕩、大禍難即將發生的景象。令詩人痛苦的是，當時的人竟然都不去阻止，依然醉生夢死地悠閑過活。但同時，作者並不敢自豪無畏地同他所屬的集團公然對抗，而是小心翼翼，對自己的處境充滿恐懼，生怕不能見容於眾人：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這並非單獨的例子。又如《正月》，作者同樣對朝政十分不滿。“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其意如鄭玄說：“今此之君臣，何壹然為惡如是！”但同時他又極為害怕：“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如《雨無正》，作者對“戎成不退，饑成不遂”，“周宗既滅，靡所止戾”的危急局面憂心如焚，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的態度十分怨憤，但同時又畏懼地說：“維曰於仕，孔棘且殆。雲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雲可使，怨及朋友。”既怕得罪天子，又怕結怨於朋友，“仕”就是這樣危險和艱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詩人們盡量要避免同他們所屬的集團的直接沖突，或者說，他們總是感受到集團力量的威迫。看起來，詩人們強烈地表示對於國家命運和民眾生活的關心，而批評其他人缺乏這種關心，這是壹種矛盾；但另壹方面，這種關心，本質上也就是關心統治秩序的安定，是整個統治集團公認（不管能否做到）的正確立場、道德原則。他們所批評的，正是對這種立場和原則的背離。當他們發現（或認為）大多數人都已背離了這種立場和原則時，便既感到迷惘和悲憤，又感到恐懼，而決不敢張揚純屬個人的態度，使自己處於同集團對抗乃至決裂的地位。以上所舉的例子以及大、小《雅》中其他同類詩歌，可以說開創了中國政治詩的傳統。詩中所表現的憂國憂民的情緒，以及總是首先要站立在“正確”的也就是社會公認的道德立場上才能進行批評而避免張揚個人的態度，對後代的政治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國風》中的民間歌謠（包括《小雅》中壹部分類似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內容比純粹出於社會上層的《雅》、《頌》廣闊得多，生活氣息也更為濃厚。十五《國風》，以《豳風》的年代最早。其中《七月》壹篇，是極古老的農事詩，壹般以為產生於西周初。與《周頌》中的農事詩不同，它以相當長的篇幅，敘述農夫壹年四季的勞動生活，並記載了當時的農業知識和生產經驗，像是記農歷的歌謠。詩的作者，像是壹個奴隸管理人，或者如壹些學者所說，他是壹個奴隸家庭的家長，率領壹群農夫和自己的妻子兒女為“公”和“公子”工作。不拘哪壹種，其本人的身份，也屬於奴隸，只是地位稍高些。所以詩中既嗟嘆農夫的辛勞，又將此作為農夫應盡的義務，並為“公”和“公子”熱情祝頌。詩的價值，在於相當忠實而細致地描繪了從氏族公社轉化來的氏族奴隸制的社會情狀。我們從詩中看到，農夫們既要在田中耕作收獲，又要種桑養蠶，紡麻織絲，乃至練習武功，打獵捕獸；農閑時還得到城堡裏去修理房屋，就是在寒冬裏也不得閑，要鑿取冰塊藏入地窖，供“公”及“公子”們夏日裏享用；壹年到頭，周而復始。他們吃的是什麽？“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大抵是苦菜、野果、葫蘆、麻子這壹類東西。壹切好物事，全歸主人所有。“言私其豵，獻豜於公”，打來的野豬，大的歸“公”，小的才歸自己；“我朱孔陽，為公子裳”，織染成朱紅色漂亮的衣料，是給“公子”做衣衫；處女也歸“公子”：“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只有在新年時節，“公”會讓人宰了嫩羊，把農夫們召去。於是眾人“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和“公子”不但享受了農夫們的勞動成果，還驅使他們為自己高呼萬歲。這首詩不僅在社會學、歷史學、農業學方面是極可貴的資料，從文學史來說，也是後代田家詩的濫觴。
《國風》中也有相當壹部分政治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詩。這些詩有些是針對特定的人物事件的，有的則帶有普遍意義。總體上說，這些詩較多反映了社會中下層民眾對上層統治者的不滿。如著名的《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這首詩，以前很多人都解釋為勞動者對剝削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的責問，這恐怕不太確切。應該指出，在《詩經》的時代，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左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孟子》），在社會的壹般認識中，原是名正言順，天經地義。在物質上、精神上都受到嚴重奴役的奴隸們，能否清醒地否定當時社會所公認的這壹種原則，本身是個問題；即使有人認識到並表現出來了，這樣的詩也不可能被諸侯和周王朝的樂宮照樣容納，成為貴族子弟日常誦詠學習的對象。《毛詩序》解此詩，謂“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應該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詩人還是從社會公認的原則出發，認為“君子”居其位當謀其事，“無功而食祿”就成了無恥的“素餐”——白吃飯。末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諷刺的筆法。事實上，“君子”們屍位素餐，倒是普遍的現象。以他們聲稱的原則諷刺他們的行為，這首詩已經很深刻，不必再加以拔高，以至脫離了原意。《相鼠》也是類似的作品：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儀”是統治者自身制訂的行為規範，而統治階層的成員，沈湎於荒淫作樂的生活，又往往破壞了這種規範，於是詩人對他們發出尖銳的詛咒。但同時也要看到，這首詩之所以寫得如此尖銳而激烈，乃是因為作者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首先站在維護“禮儀”的立場，這也是社會所承認的“正確”的出發點。再如《碩鼠》，也是相當深刻的政治諷刺詩。詩中把統治者比作貪得無厭的大老鼠，感到忍受不了這幫家夥的沈重壓榨，想要逃到壹塊“樂土”中去。從詩中“無食我黍”等句來看，作者是擁有自己的土地財產的，其身份可能是下層貴族或其他自由民吧。這種反對過度剝削的意見，也是明智的統治者所願意認可，並認為值得警戒的。
前面說《小雅》中壹部分詩歌與《國風》類似，其中最突出的，是關於戰爭和勞役的作品。我們就把這類詩同《國風》中同樣主題的詩放在壹起介紹。《小雅》中的《采薇》、《杕杜》、《何草不黃》，《豳風》中的《破斧》、《東山》，《邶風》中的《擊鼓》，《衛風》中的《伯兮》等，都是這方面的名作。與敘述武功的史詩不同，這些詩歌大都從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表現他們的遭遇和想法，著重歌唱對於戰爭的厭倦和對於家鄉的思念，讀來倍感親切。其中《東山》寫出征多年的士兵在回家路上的復雜感情，在每章的開頭，他都唱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他去東山已經很久了，現在走在回家路上，天上飄著細雨，襯托出他的憂傷感情。他壹會兒想起了恢復平民生活的可喜，壹會兒又想起了老家可能已經荒蕪，迎接自己的也許是壹派破敗景象：“果贏之實，亦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但是，即使是這樣，他也覺得還是老家好：“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壹會兒又想起了正在等待自己歸來的妻子：“鸛鳴於垤，婦嘆於室。……自我不見，於今三年。”然後又想起妻子剛嫁給自己時那麽漂亮，三年不見，不知現在如何了：“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全詩通篇都是這位士兵 在歸家途中的心理描寫，寫得生動真實，反映了人民對和平生活的懷念和向往。這首詩對於後來的詩歌也有壹定影響。如漢樂府民歌中的《十五從軍征》，寫壹個老兵從軍隊裏歸來，卻見到老家已經破敗，親人已經去世，其構思可能曾受到此詩的啟發。《小雅》的《采薇》，表現了參加周王朝對玁狁戰爭的士兵的苦惱，他不能回家，不能休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整天想的就是早日回家。但眼看著日子壹天天過去，回家之事卻毫無指望，因而獨自黯然神傷，“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最後終於盼到了回家的那壹天，他走在回鄉途中，天空飄著紛紛揚揚的雪花，身體又饑又渴，心裏充滿悲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他去當兵的時候正是春天，楊柳迎風搖曳，似乎在為他送行，又似乎表示挽留；他回到家鄉的時候正是冬天，雪花霜霏飄灑，似乎在表示歡迎，又似乎表示冷漠。這四句，壹直受到後代文人的高度評價，如晉代謝玄就認為這是《詩經》中最好的詩句（見《世說新語·文學》）。後世詩歌中所表現的以折柳贈遠行之人的風習，似乎最早就是淵源於此詩，因為此詩最早將楊柳與遠行組合到了壹起，使人產生了楊柳留人的印象。應該說明：《詩經》中這壹類作品，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反戰詩”。因為詩中雖然表達了對於從軍生活的厭倦，對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戀，卻並不直接表示反對戰爭，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詩中的情緒也是以憂傷為主，幾乎沒有憤怒。這是因為，從集體的立場來看，從軍出征乃是個人必須履行的義務，即使這妨害了士兵個人的幸福，也是無可奈何。這壹特點，在《衛風·伯兮》中看得更清楚：伯兮齃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樂，首如飛逢。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這首詩是以女子口吻寫的。她既為自己的丈夫感到驕傲，因為他是“邦之桀（傑）”，能“為王前驅”，又因丈夫的遠出、家庭生活的破壞而痛苦不堪。詩人所抒發的情感，既是克制的，又是真實的。
在《國風》中，最集中的是關於戀愛和婚姻的詩。在《詩經》時代，在某些地域，對男女交往的限制還不像後代那樣嚴厲，由此我們在這些詩中看到年輕的小夥和姑娘自由地幽會和相戀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壹個打獵的男子在林中引誘壹個“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勸男子別莽撞，別驚動了狗，表現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風·靜女》：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壹對情人相約在城隅幽會，但是當那男子趕到時，那女子卻故意躲了起來，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躕”，那女子這才出來，又贈給那男子壹根“彤管”——究竟是什麽東西現在已不清楚，但反正在此具有愛情信物的意義，那男子不禁驚喜交集，因為這“彤管”是心上人送給自己的，所以他覺得真是分外美麗，不同尋常。但畢竟，從總體上說，社會的約制是在逐漸嚴格起來，戀人們對自己的行動，也不得不有所拘束。《鄭風·將仲子》寫道：將仲子兮，無逾我裏，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仲子”是她所愛的情人。但她卻不敢同他自由相會，且不準他攀樹翻墻。只因父 母可畏，並在後面重疊的二章中，提出“諸兄”可畏，“人之多言”可畏。有如此眾多“可畏”的力量，戀人們又能怎麽樣呢？於是我們在《國風》中看到許多情詩，詠唱著迷惘感傷、可求而不可得的愛情。在 後人看來，這也許是壹種含蓄的微妙的藝術表現，但在當日，恐怕主要是壓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陳風·月出》）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壹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秦風·蒹葭》）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漢廣》）壹切詩歌的藝術風格都不是無緣無故地形成的。明朗熱烈的風格，必是情感自由奔放的產物；含蓄委曲的表達，總是感情壓抑的結果。在文學發展的初期，即人們尚未自覺地追求多樣藝術風格的時代，尤其如此。
《國風》中還有許多描寫夫妻間感情生活的詩。像《唐風·葛生》，壹位死了丈夫的妻子這樣表示：“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她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也有男子，急切地要把妻子拋棄。在那種婦女毫無地位的時代，棄婦的命運更令人悲哀。《邶風》中的《谷風》，《衛風》中的《氓》，是最著名的兩首棄婦詩。《谷風》是壹個善良柔弱的女子的哀怨淒切的哭訴，說自己如何辛辛苦苦為丈夫持家，千難萬難度過貧苦的日子，家境好起來，人也衰老了，於是丈夫另有所歡，把自己趕出門去；自己離開夫家時，如何難分難舍，因為割不斷對往事的追憶留戀。詩中所描寫的，是壹個賢惠忍讓的中國婦女的典型。《氓》敘寫了壹個女子從與人戀愛到結婚到被拋棄的痛苦經歷，壹件件事情依次寫來，脈絡非常清楚。先是有壹個男子笑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