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從遠古到秦漢時期
這個時期是揭陽縣開始建置，並管轄有歷史上最廣地域的時期。
揭陽得名於五嶺之壹的揭陽嶺（五嶺：壹說是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陽嶺、揭陽嶺；另壹說是大庾嶺、越城嶺、萌諸嶺、崎田嶺、都龐嶺），最早見諸史乘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任囂、趙佗南平南越後，設南海、桂林、象三郡，在南海郡今潮汕地區、梅州市和閩南壹部分的區域內設揭陽戍區，這是潮汕建制的萌芽。所以饒宗頤教授說“稽潮事最古可徵者，當肇於嬴秦之戍揭嶺”。（1）至秦末，諸侯紛紛叛秦，時達南海郡慰任囂病危，其論析天下及嶺南之軍事政治，以為嶺南可以立國，遂勸趙佗擁兵自立。任囂死後，趙佗依言行事，割據嶺南，於公元前204年自建南越國，並派史定任揭陽令，於是這裏才有了政權建制，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於原來揭陽的地域建置揭陽縣。隸屬南海郡，潮汕地區開始有了直屬中原王朝的政權建制，這壹建制壹直延續到晉義熙九年（413年）分揭陽置義安郡止，所以今天我們談晉以前揭陽的歷史，就是談今潮汕及周圍地區的歷史，這段時期尤其是秦以前揭陽地域的社會怎樣，文獻記載資料很少，我們只能借助考古資料來了解。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至今，壹代代的考古工作者和文博工作者在粵東這片古揭陽地域做了不少考古勘查和發掘工作，發現了壹大批考古文化遺址和遺物，透過這些信息資料，我們可以窺察到古揭陽的社會風貌：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韓江出海口的南澳島象山發掘了壹批打擊石制品，形制細小扁薄。據考古學家曾騏教授推斷，年代為距今8000年左右。（2）這是迄今發現的粵東地區最古老人類文化遺存，在今揭陽玉湖關爺石遺址也發現有壹些角巖打制小石片，曾騏教授認為其打技術與象山細小石器相近。說明早在8000年前，已有先民在粵東這片土地上生產和生活。當然，隨著今後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或許會發現比象山遺址更古老的遺存，那麽古粵東的歷史也將提前到8000年以前。
潮安陳橋貝丘遺址，池湖貝丘遺址以及與之相近的揭陽地都洪崗遺址，年代是距今5000—6000年，從這些遺址中發現的大量豬、牛、魚等動物骨骼和貝殼情況看，這個時期的先民主要是通過從事漁獵和捕撈來獲取生活資料，而許多骨刀、骨錐、骨○及骨針等磨制骨器的發現，說明這裏的先民已較多地使用骨器。而在普寧廣太鎮綿遠村虎頭埔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生產遺址，通過發掘，發現有基本同期陶窯17座密集在壹處，充分顯示了大約4000年前這裏的陶瓷工業的發達程度。
到目前為止，在粵東史前考古中發現最多、分布最普遍的是浮濱類型的考古文化遺存，已發現的不下數十處，從地域上看，主要分布在粵東榕江、韓江與閩九龍江、晉江四大流域。而榕江流域是浮濱文化遺存分布較為密集的地方，它在揭陽縣（指今揭陽）境內就有5個遺址群，已發現的遺存33處，（3）這大概是榕江流域到秦漢時期成為粵東地區的區域中心的預示。據考古學家邱立誠教授推斷，浮濱文化的年代相當於商於西周時期。（4）豐富的浮濱文化遺存反映了粵東地區在原如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這壹階段的歷史及其與中原文化的關系：從浮濱墓葬的形態來看，墓向排行方向不壹，紊亂無序，反映了浮濱人氏血緣紐帶已破壞，埋葬方式以權力、等級、富裕程度的差異為基礎；（5）在浮濱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中有陶紡輪、大量陶器和陶拍，說明浮濱人已能從事陶瓷生產，而且生產有壹定規模（因為在南澳東坑仔遺址壹次就發現陶拍7件），能生產出巨大的陶器，如大口尊等，陶器中開始使用施釉技術，這是生產力發展的表現；在壹些浮濱遺址中還發現有青銅錛、青銅殘片、青銅渣，說明浮濱的主人已鑄造和使用青銅器，而各地墓葬隨葬青銅器的普遍發現，應是青銅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的反映；出土文物中發現有石戈、石矛、石等兵器，說明這個時期這裏的戰爭還是很頻繁的。另外在揭陽仙橋浮濱類型遺址中還發現有石質牙璋，牙璋作為壹種源於中原的“禮器”，用於向上帝祖先神明告成功，有權杖的作用，仙橋遺址石璋的發現，壹方面說明浮濱人的社會中顯然有了等級差別，另壹方面也說明浮濱文化中明顯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6）
浮濱文化之後，進入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揭陽嶺的開通，南越文化以很強勁的勢頭滲透到本地，並改變了這裏土著的文化風貌。在考古上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在浮濱類型之後，韓江流域幾何印紋陶東山再起，大量使用考古學家認為是南越族特有的標誌的陶器———夔紋陶。（7）這個時期，隨著南越國人的遷入，也傳進了先進的稻作技術，今揭陽新亨龍車溪畔山崗上發現壹件方格紋陶罐，印有稻穗痕跡，最大的壹穗達23粒。曲溪五堆山崗遺址發現石钁和三角形穿孔犁頭形器，其它地區普遍發現各種石斧、石錛、鋤、鏟、刀以及石磨盤、磨杵等農業工具，表明鋤耕農業在繼續發展，（8）由於石器中犁、鋤、鏟、大型錛等農具和青銅農器的使用，稻作農業經營規模越來越大，榕江中遊出現了稻作區，原始的水稻點種耕作制度，也被火耕水耨制所代替。（9）
盡管對古揭陽縣建置時間歷來有爭議，但始於秦南越國而定於漢武帝的提法近年來似乎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現在有壹個問題就是秦漢時期揭陽縣的城址（縣治）在哪裏？由於史籍缺乏明確的記載。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潮學研究者就為這個問題爭論著，有人認為在今揭西河婆，有人認為在今豐順湯坑，還有人認為在澄海的龜山等等。但各種說法都缺乏強有力的證據。要說在河婆、湯坑，為什麽揭西、豐順等地至今考古未發現有漢代繩紋瓦壹類的遺物，更不用說秦漢時的古城址了。（10）而澄海龜山雖然發現漢代建築遺址，但龜山的位置在二千多年前是突出在海邊的壹座小山，沒有扼要的地勢，要作轄地幅員上萬平方公裏的古揭陽的政治中心，是很大安全的。（11）根據清人顧祖禹編的《讀史方輿紀要》所載：“揭陽故縣城在縣西北，揭嶺之南。漢置縣，以揭嶺為名。”“揭陽山在縣西北壹百五十裏……亦日揭嶺。……史祿留家揭嶺，或以為即此山也。”結合秦伐百越，漢平南越的路線和秦漢時期揭陽境內的地理形勢。筆者認為揭陽故城址應在古揭陽縣境內北部方向（或東北、或西北）較有可能。這壹點饒宗頤教授在《潮州誌·沿革誌》中也有提到：“秦漢時自意溪以下，濱海沖積之北，悉為溟渤，而揭陽嶺所屬遠及贛境，故以史祿留家而通道於桂林，吳陽為揭人而入仕於湘西，知漢時之揭陽縣，其政治中心應在潮郡以北，而濱海壹帶，悉為荒陬，尚未開發可斷言。”當然，筆者這壹論斷，以及城址在北面哪個具體地點，就有待於我們的潮學研究者搜集到更詳細具體的文獻資料（如古代地域圖等）和考古工作者發掘到諸如秦磚漢瓦的實物資料來證實。
關於兩漢時期古揭陽縣社會經濟、文化狀況怎樣，文獻記載資料很少，考古發現也比秦漢以前少，到目前為止，在整個潮汕地區發現的漢代遺址壹***只有十多處。從這些遺址的分布，我們可以看到兩漢時期中原文化對古揭陽地域的滲透過程：在西漢前期，潮汕地區的遺址只有澄海龜山，孤島般為漢人所占據，而在今揭陽境內的榕江北河流域，有比較密集的土著越人遺存，到漢代中後期，漢文化勢力似乎已深入到比較內地的榕江南河流域，揭陽白塔寶聯寨山的木槨墓葬顯示出嶺北的文化風格。而普寧裏湖松柏圍的漢化越人墓，則說明東漢後期，漢文化的影響進壹步向榕江南河上遊推進。（12）我們從這些漢遺址出土的文物可以窺見漢代揭陽社會的風貌：遺址中出土的數量眾多，品種多樣的鐵器，有斧、鍤、刮刀、鑿、鉤、刀、錐、釘等，說明由中原傳入的鐵器在這裏已十分普遍使用，鐵器的使用，是生產力發展的標誌；出土的陶器上各式戳印圖案更多樣，陶器釉彩更為豐富，有青釉、黃釉和綠釉，說明制陶工藝比以前大大提高；銅器中最普遍發現是五銖銅錢，說明這裏的商品交換已有了錢幣的流通，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而在遺址中發現瑪腦珠、瑪腦耳珰等飾物，壹般認為是從海外輸入的，反映了海外物品在漢代已輸入潮汕地區，這是潮汕地區參與南海海上“絲綢之路”活動的實物見證。（13）
二、自兩晉到五代十國
這個時期是建置600多年的揭陽縣被廢止的時期。
自漢末至南北朝，中原戰火不斷，東南地區相對穩定，許多中原望族為避戰亂紛紛舉家南遷，形成了秦漢以後人民南渡又壹高潮。從粵東地區發現不少帶有中原色彩的兩晉南朝墓葬，可以斷定，粵東地區是當時南遷的“流人”主要落戶之所。中原人民的遷入，使粵東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壹方面，遷入的中原人帶來了先進技術，促進了沿海交通的發展，加強了粵東與內地的交流，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另壹方面，人口增加，為了加強管理，必須增置郡縣，於是對原來的行政區劃進行調整。在粵東，晉成帝鹹和元年（326），分南海郡立東官郡，揭陽縣屬之。鹹和六年（331），揭陽縣地域析分為海陽、潮陽、海寧、綏安四縣。晉安帝義熙九年（413），又分東官郡，以原揭陽縣地域設義安郡，下轄五縣：海陽縣（今潮安、饒平、榕城、揭東、揭西、澄海等地）、潮陽縣（今潮陽、普寧、惠來等地）、義昭（招）縣（今梅縣、大埔、平遠等地）、海寧縣（今福建龍溪壹帶）、綏安縣（今福建漳浦、去霄等縣），至此，建置600多年的古揭陽縣被廢止。之後在這片地域上的建置沿革是這樣：南齊時，義安郡又增設程鄉壹縣，***轄六縣。隋開皇十年（590），義安郡並入循州，僅在原郡地設義安縣。翌年，改義安縣為潮州，轄海陽、潮陽、綏安、海寧、義招、程鄉六縣。隋大業三年（607）罷潮州，復稱義安郡，歸揚州管轄。武德四年（621），又改稱潮州，廢義安郡。唐高宗天寶元年（742），潮州改為潮陽郡。至乾元元年（758）又恢復稱潮州，仍轄海陽、潮陽和程鄉三縣。後晉開運二年（945），程鄉升格為敬州，潮州僅轄海陽、潮陽二縣、壹直維持到北宋。
盡管古揭陽縣在晉安帝義熙九年已廢止，但在此後很長壹段時間裏，人們還習慣於用揭陽來稱呼後來改立的義安郡和潮州的地域。
三、宋元時期
這個時期是揭陽縣復置，但地域比以前大大縮小，社會經濟、文化進入全面開發的時期。
宋宣和三年（1121），割海陽縣的永寧、延德、崇義三鄉置揭陽縣，縣治設於劉黃村（今豐順阝留隍鎮）。紹興二年（1132），又廢揭陽縣，全境並入海陽。同年，潮陽縣也並入海陽，至此，潮州僅領海陽壹縣。紹興十年（1140），揭陽縣又恢復建制，縣治初設於吉白村（今漁湖京崗）。後遷至玉窖村（今榕城），元代潮州改稱潮州路，揭陽縣屬之。
宋元時期是中原文化成為潮汕主流文化和潮汕地區進入全面開發的時期。進入兩宋時期，由於北方戰亂頻繁，給中原以至江南地區造成極大的破壞，人民大量流亡。而這時東南沿海地區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大量尚未開發墾種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樂業的北方士民。因此，這個時期向南移民的規模大大超過了漢晉和南朝時期。揭陽重置縣之時，正是中原和江南移民通過福建大量遷入潮汕地區的時期，其境內榕江平原因土地肥沃、人口不多，尚有大量大地可從事墾植，也成了移民的遷入點。這個時期，從福建沿海及潮州各地遷入揭陽的移民主要居住在丘陵與沿江平原的接壤處，在這裏可以“耕洋田，食江魚、燒山柴”，生活條件比較優越。也有的住在平原較高地段。（14）大量移民的遷入，壹方面使本縣的人口大大增多。宋代揭陽的人口達6萬人。另壹方面又給本縣的開發帶來了勞動力和生產技術。因為這時南遷移民中江南籍比重較大，其中富有水田耕作經驗的人民，是墾辟水鄉的生力軍。經過壹段時間的開墾，使揭陽“濱海斥鹵並為膏壤”，大片土地得到精耕細作。各處築圳挖渠，水稻大面積種植由占城（今越地南中部）引進的白殼占、黃殼占和赤殼占等雙季稻優良品種，產量大大提高，榕江流域成為富庶的糧倉。糧食除了供本區人口外，還有輸出。當時除水稻種植外，還大面積種桑養蠶，出現了“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的景觀。（15）形成了以糧食生產的為主的多種經營態勢。當時揭陽的地肥物豐，使不少名人來揭陽時不得不發出“舊日潮州底處所，如今風物冠南方”（16）的贊嘆。
這個時期手工業和采礦業也有所發展。雖然文獻沒多記載，但從潮揭交界的深坑橋下和埔田世德堂村水缸仔山等多處瓷窯遺址（17）的發現，說明當時的瓷器生產已很普遍。而車田、馬碩、嶺後、世德堂壹帶礦坑出土的壹些宋代飲食用具和鐵制掘進工具，考古鑒定是宋代的礦場遺址。（18）證明宋代已有了采礦業。
經濟的發展促進城鄉的建設。縣治榕城逐漸成為全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縣署、學宮和俗稱“禁城”的內外城墻及雙峰、豐化等壹批古寺名剎的先後創建。宋建的棉湖橋、德橋、深浦橋等十數座大跨度石橋及元代始建的仙橋，說明當時的建造技術已達相當水平。
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文化教育也得到改善。宋紹興十年（1140），學宮的創建，是揭陽縣正式有縣學的開始。加上鄉賢開設的書院、書舍，使揭陽人向學之風日盛。參加科舉和考取科舉的人數漸多。據乾隆《揭陽縣誌》載，宋代揭陽以“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嫻吏治”三科而先後得薦辟或登進士者，即有19人之多。而且出現了壹批懷瑜握瑾之士，其中，陳希伋以吏治文行卓著馳譽遐邇，人稱“廣南夫子”，他晚年在黃岐山開設書院授徒講學，開揭陽“士知向學”之風；鄭國翰與大理學家朱熹為同榜進士，致仕後在湯坑飛泉嶺築藍田書莊課徒，朱熹親臨講課；王中行生平以興學崇化為首務，他編輯的《潮州圖經》（又名《潮州記》），為最早的壹部潮州史誌；還有“誌趣超逸”，為二蘇（蘇軾、蘇轍）所交遊的高士吳復古，是潮州前八賢之壹。由於文風日盛，名人輩出，所以在宋代，揭陽也負有“海濱鄒魯”之美譽。
元代，揭陽雖維持縣級的建制，但由於蒙古貴族實行歧視他族的政策，對廣大人民肆意屠殺。宋景炎三年冬，元兵攻陷揭陽城，縱火焚城，屠殺三日，屍積如山，使繁華的榕城變成“蕭條兵火後，井邑數家存”（19）的廢墟。元軍的高壓政策激起了人民反元鬥爭的不斷發生。這壹切使揭陽在元代人口大減，據乾隆《揭陽縣誌》載，元代揭陽人口戶數只有17671戶，社會經濟、文化壹度停滯甚至向後發展。
四、明代至清中葉
這個時期，揭陽縣的建制沒有變，但因鄰近新縣澄海、豐順的設置，割去揭陽縣部分轄地，使揭陽縣地域比宋元時又有所縮小。但這個時期是本縣經濟、文化進入鼎盛的時期。
明洪武二年（1369），潮州路又改稱潮州府，屬廣東行中書省，揭陽縣是潮州府管轄的四縣之壹。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揭陽之龍溪壹都歸海陽，又析揭陽之鮀、鱷浦、蓬州三都湊置澄海縣。清初承明制，仍設潮州府，揭陽縣屬之，乾隆三年（1738），又割揭陽藍田都九、十兩圖與海陽的壹部分合置豐順縣，至此，揭陽縣地域比北宋時的三鄉十三都又減少了近五個都的範圍。以後到清末，揭陽縣的建制、疆域基本無變化。
明初，本縣人口還是呈增長趨勢，據乾隆《揭陽縣誌》載，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本縣人口數是69660人；至明嘉靖二十壹年（1542）150年間，人口增至100614人。自嘉靖四十二年割四都給海陽、澄海二縣後，戶數減少了三分之壹。萬歷以後，由於山寇海盜的復起，尤其是明清之際，戰亂頻繁，使本縣的人口急劇下降。從萬歷十年的66856人至崇禎五年50年間，人口減少至53555人。清朝確立在全國統治之後，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人口又增多了，至嘉慶二十年（1815），揭陽人口增至338459人。明清時期人口增長的原因，壹是大量移民的遷入，另壹是原來居住戶人口的自然的增長。
在人口快速增長的刺激下，本縣明清時期的農業經濟也有較大規模的拓展。由於政府以農田水利建設的提倡和督促，加上人口的增加，可以在農田水利建設上投入更多的人力，所以農田水利建設有了巨大的發展。明清時期，揭陽縣主要完成的水利設施工程有：嘉靖七年（1528），經行人司正薛侃的倡議，海陽、揭陽二縣七都，合力開鑿中離溪，自龍溪迄桃山，開浚全長壹千九百丈，連通原洲溪、西溪二水，利於灌溉和水運；萬歷二十六年（1598），海陽、揭陽二縣四都修築世美渠堤；（20）還有晚明在縣城西北九十裏的藍田都修築的湖坡，能“溉田殆百頃”；（21）乾隆二年（1737）地美都民鄭文海等倡率鄉人於沿海壹帶內浚溪源、外築長堤，溉田禦潮，數千畝瘠土變為腴田；（22）乾隆二十六年（1761），漁湖都鄉紳孫容光等倡築京崗堤，自員鏡塭東，至林西港塭止，堤長十五裏多，高七丈，並禦鹹引淡，鑿田十五許，溉障田數百頃（23）；乾隆四十年（1775），知縣劉業勤遣舉人李世參董辦增築提防數百丈。（24）這些水利設施，改造了大片良田，使本縣的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至清初，揭陽的耕地已有6470多頃。水稻種植面積比以前擴大了，產量也提高了。揭陽成了有名的“米縣”、其生產的稻米除了滿足本縣之外，還有大量輸出。既輸供府城和潮汕其它縣，還遠售閩省。當時揭陽民間流傳著這樣的俗語：“未過塘埔渡，先食揭陽米”，“揭陽三日無運米，潮州府城鬧饑荒”。這從另壹個側面反映當時揭陽稻米生產之多。
除水稻生產外，其它農作物如甘蔗、柑桔、荔枝、龍眼等水果和蔬菜也大面積種植，至明朝中後期，水稻、農作物生產商品化的傾向也越來越突出。
這壹時期揭陽的礦冶、紡織和各種工藝品制造等手工業也得到進壹步發展。礦冶業主要是鐵、銅的冶煉，明代揭陽縣的鐵礦山約十二座；紡織業方面，當時揭陽生產的有苧布、葛布、麻布、蕉布，其中以苧布最出色。“苧布，九都皆有，鄉無不織之婦故也，其精細者名‘機上白’，價可倍紗羅”。（25）其它的還有木雕、石雕、家具制作、行器業等。這壹時期，在榕城出現了按生產類目匯集的街坊地段，如北氵窖壹帶的銅錫器制作業，打銅街的銅鐵器加工業，南北氵窖及北門的造船業，南門的船篷竹器業，東門的油漿業，進賢門壹帶的夏布漂染業，史巷街的木工、油漆業，城西的灰窯業，觀音仔街的成衣頭飾業，衙前的刻印業等等，不勝枚舉。
隨著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縣治榕城。交通暢通，貨運轉輸便利，向有“商旅輻輳”之譽，是全縣的商業中心。早在宋元時期，榕城即辟有南北二市，作為生活資料供需和農產品的集散地。明清時期，隨著城區工商業的繁榮，乾隆二十六年（1761）增辟了大街市、新街市、新埠頭市、東關外市、北關外市、西關外市6處，其中大街市、新街市和原來的南市，北市主要經營日用品和消費品，其余各市銷售農副產品和農具（26），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相互依托發展，在市區形成了專業性的商業街。如柴街、草街、打銅街、灰粉街、竹蔑街、家私街等。（27）除城鎮集市外，到明朝後期，各地鄉村也出現了大批大市集，有田步、河婆、錢崗、仙溪、馬山、大井、湖頭、桃山、塘口、棉湖。（28）
從明朝到清初，揭陽的對外貿易主要是稻米和蔗糖的輸出，當時揭陽港成為潮汕最主要的糧食出口港，其糧食交易額之大導致明代官方專門在揭陽抽取糧食交易的落地稅，為它縣所無。另壹個就是蔗糖的輸出，據縣誌載：“甘蔗……揭所產者曰竹蔗，可煉漿作糖，以販吳越，人多以此為利”。又“糖：以牛車絞出蔗漿，煉成烏糖、砂糖、白糖，商人以海船販吳越間，獲利甚溥”。（29）到了清代，海禁改除後，揭陽海外貿易國輸出品就更多種多樣了。
經濟的繁榮促進了文化教育的鼎盛，明清時期是揭陽文化教育鼎盛，人才輩出的時期。明朝定鼎後，為延攬人才，乃重興黌宇，開科取士。明洪武年間揭陽縣學得到重建，以後又不斷擴建和修建，縣學成為城邑中學子講求學問之所。嘉靖初，城廂又建有社學10所，崇禎末年，又在韓祠設習射堂和文起書院。至此，本縣的教育機構初具規模。清初，在沿用前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大開恩科，選拔人才，使揭陽向學之風更盛。於是有了大批書院之設，清代新設的書院有榕江、藍田、梅崗、興道、寶峰、神山書院。學校教育的高漲導致科舉的鼎盛。明清時期，揭陽中進士者有43人之多，中文舉人者有282人，武舉人有77人。其中明崇禎元年（1628），邑人郭之奇，宋光禴、黃奇遇、辜朝薦同中戊辰科進士，史稱“戊辰四俊”，康熙年間林德鏞以臂力過人而奪得武狀元等等，都是揭陽科舉史上的美談，在這些科舉人才中，有的以吏治聞名，有的以軍務振邊，有的以理學明世……可謂英才輩出。其中明嘉靖年間兵部尚書翁萬達壹生“南平登庸，北懲俺答，築邊城八百裏，賑饑民二十萬”，被譽為“嶺南第壹名臣”；正德年間進士薛侃，曾師事理學家王陽明，深諳其致良知之說，並為王學在潮汕乃至嶺南的傳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還有被江西人稱為“揭陽公”的王昂，（30）《明史》稱其為“大家之裔、科甲之家、學識文膽，法崇譽高”；清代總纂《潮州府誌》的楊鐘嶽，曾為福建學政，閩人至今思念之；鄭大進因富吏識而官至直隸總督等等。
縱觀古揭陽縣歷史發展過程，可謂歷史悠久，自宋以後，更是文化發達，人文蔚茂。誠如誌書所稱：“鄒魯之流風，韓趙之遺澤，歷代不替”，不愧是廣東省的歷史文化名城。
註釋：
（1）饒宗頤：《潮州府誌·沿革誌》。
（2）曾騏：《南澳兩處古遺址研究》，載《潮學研究》第2，汕頭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出版。
（3）邱立誠、曾騏：《淪浮濱文化》，載《潮學研究》第6，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4）邱立誠：《浮濱、聯饒古墓葬略述》，載潮汕風采文叢之《潮人探奧》，廣東旅遊出版社1989年出版。
（5）同（3）。
（6）以上觀點參考饒宗頤：《由牙璋分布論古史地域擴張問題》，載《潮學》總第2期。曾騏等：《仙橋石璋：兼論先秦中原文化對嶺南的影響》，載《汕頭史誌》1996年第4期。
（7）曾騏：《韓江流域史前考古與潮汕文化源》，載《潮學研究》第1，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8）蔣祖緣、方誌欽主編《簡明廣東史》48—49面，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9）黃挺、陳占山著《潮汕史》上冊63面，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10）邱立誠：《澄海龜山漢代建築遺址初識》，載潮汕風采文叢之《潮人探奧》。
（11）陳歷明：《從考古看潮汕》，潮汕歷史文化小叢書第三輯。
（12）上述觀點參考黃挺、陳占山著的《潮汕史》上冊第四章第壹節第三部分“潮汕漢代遺址”。
（13）邱立誠、楊式挺：《從考古文物資料探索潮汕地區的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載《潮學研究》第2。
（14）李鐸：《歷代中原移民在揭陽定居概況》，載《揭陽史事拾零》第二集。
（15）詩句出自宋皇佑年間任潮州知州的彭延年致仕後蔔居浦口村時寫下的《浦口村居好》五首，劉業勤：乾隆《揭陽縣誌·藝文》有錄。
（16）宋·楊萬裏：《揭陽道中》，載乾隆《潮州府誌·藝文》。
（17）、（18）張宗儀、張秀清主編的《揭陽縣文物誌》第2章第3節。
（19）明·謝宗鍹：《過榕城》，載乾隆《潮州府誌·藝文》。
（20）上述二項出自劉業勤：乾隆《揭陽縣誌·藝文》。
（21）乾隆《揭陽縣誌·方輿》。
（22）清光緒十六年王崧修，李星輝纂《揭陽縣續誌·人物》。
（23）同（21）。
（24）同（22）。
（25）劉業勤：乾隆《揭陽縣誌·物產》。
（26）參考孫寒冰主編的《榕城鎮誌·商業誌》。
（27）參考陳憲成：《榕城舊市街的形成和名稱的由來》，載《嶺南文史》（揭陽文史專號），1999年第4期，總第52期。
（28）參考黃挺、陳占山著《潮汕史》上冊第九章第三章第四部分中“明代後期潮州鄉村大市集壹覽”。
（29）陳樹藝：雍正《揭陽縣誌·物產》。
（30）王昂因弘治年間任江西永豐縣令時，政績卓著而被稱為“揭陽公”，死後被列為名宦，配祀當地孔廟。
摘自《第五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