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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如果不標明作者，可能很多人未必會想得到是袁宏道所作吧?
袁宏道，明末公安派領袖人物，生前有數部詩文集行世。上世紀六十年代，錢伯城先生綜合考察後，作《袁宏道集箋校》，現行於世。
壹般人的心目中，袁宏道清高自適，平生遊山玩水、飲酒賞花，乃名士做派。文學上，人們也多關註他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創作理論、“信心而出，信口而談”(《張幼於》，文中括號內所涉詩文俱為袁氏之作，以下同)的創作態度和清新輕俊的詩文風格。然而，本詩卻無論如何也與名士灑脫、清新輕巧無關，可以說，本詩無論是思想情緒還是語言風格上，都反映了袁宏道真實而又往往被忽視的另壹面。以下我們就來欣賞解讀壹番。
壹、詩情詩意
本詩袁氏生前收於《瓶花齋集》，作於萬歷二十七年(1599)夏，列顯靈宮組詩之二。押“城市山林”四字之二的“市”字所屬“上聲四紙”韻部，因為是古體詩，所以韻腳還通押“上聲八薺”、“去聲四真”諸字。全詩***十四句，情感的流動與表達大致可分三層。
壹至四句，“野花遮眼酒沾涕”，起首即突兀而來，直寫情緒。有花有酒，看似符合作者的平日向往，正應高興，可是卻淚下沾酒，這般反常表現，從何而來?原來，是因為“新朝事”讓人“塞耳愁聽”；不僅塞耳不聽，甚至堂堂的朝廷官報，都扔進紙筐裏，任其蒙灰化塵；上朝官服，也都典當給花市了。比照去年冬日因為自居為“法服無端裹野人”，所以“懶心不慣思朝事”(《閑居?9?9其四》)的居官心態，現在的情緒與行為顯得憤激得多了：由不思直接轉為厭棄。看似疏離，其實，起句近於杜甫“感時花濺淚”，他的不願聞問，其實是因為對朝事憂之深而責之切，與其說是厭棄，不如說是失望。這四句為全詩的第壹層，反面落筆，表達了對朝政的深切憂慮。詩句呈現給我們的，完全是壹位憂心朝政的官員形象。
寫到這裏，就憂心國事而言，要表達的情緒似已完結。然而，作者憂憤於心，心之所至，又宕開壹筆，藉這次好友間的詩酒相會，以詩人身份，來繼續抒寫內心憤激情緒。第五句，寫道自己的詩作“日日千余言”，第六句卻有意誇張到“詩中無壹憂民字”。這種數量上的巨大落差與對比，完全違背了宋明以來所推崇的杜甫“窮年憂黎元”與“致君堯舜上”的士大夫詩作傳統。為了引出落差之因，作者虛設了“旁人”的批評指責，並以“指山翠”表明自己誌在山林泉石而非世俗民生。但第九、十句道出了實質，乃是作者內心充滿憤激之情――“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那些口口聲聲憂君愛國的詩句，不過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風下“計騙杜工部，囤紮李空同”(《張幼於》)的空話套話罷了!這兩句直言無忌，頗有魏晉之際嵇康、阮籍的傲世之風。其實，袁宏道並非厭惡他人談論忠君愛國，魯迅就曾指出“中郎正是壹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的人”。袁宏道在本詩之前也曾寫下《逋賦遙》《猛虎行》等反映現實的憂民之作，並非“無壹憂民字”，他不過是是厭惡詩壇復古派矯飾的“格套”而出言激憤罷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張幼於》)。這六句為第二層，把對國家朝政的憂憤和對詩壇風氣的鄙夷交融起來，抒發了作為詩人的憤世嫉俗。與第壹層相比，對現實的失望之情與憤激之氣壹以貫之，而角度不同，從朝廷官員轉換到諷世詩人，把心中的情感與詩歌的內容有效拓開。虛設之筆，又避免了情感的壹瀉無余，增加了曲折之致。錢謙益對中郎的“機鋒側出”之評，此處亦可見壹斑。
那麽，詩人的“無壹憂民字”，僅僅是不屑流俗嗎?不，最根本的原因乃在最後四句，乃在於內心的無奈與絕望，全詩順勢轉入第三層。“言既無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無庸，沒有用處；默不可，沈默不言又不行；阮家，指阮籍，《晉書?9?9阮籍傳》載阮籍為了避禍保身而沈溺於酒。作者這裏借阮籍以自況，而阮籍在他的筆下，“沈醉”是因為對於現實的無能為力。確實，袁宏道的酣飲，壹方面，有避禍因素――詩人於1598年春進京赴任，就與兄長袁宗道提到“詞曹雖冷秩，亦復慎風波”(《人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題》)。所以袁本人在京城裏對於官場，“鐺側畔觀時變，冠帶場中看偶新”(《齋中偶題》)，冷眼旁觀。另壹方面，他的酣飲更有麻醉自己因素――京城居官，看多了萬歷朝的荒唐，袁宏道清醒地知道諫諍自然無用；但內心對於現實危局清醒的認識與由之而來的憂思苦悶，卻無路可逃。為了避免內心因不平則嗚而致使“默不可”，於是只好借“沈醉”來麻醉自己了。他的酣飲，固然有阮籍那樣的避禍因素，然而更多的是為了消除面對現實無力回天之下的苦悶，是無可奈何之下的借酒麻醉。全詩筆法至此，由前面剛剛指斥“兒戲”派忠君愛國者的激昂情緒，到現在的深刻體味阮籍式的無奈低沈，情感大起大落，最後的爆發已是蓄勢待發――正如阮籍不免有窮途慟哭來宣泄內心痛苦壹樣，讓袁宏道憤懣的國事朝政，終究是閉目塞耳所不能回避；心中的憂慮、無奈、憤懣，終究是不能在酒中若無其事般地消解，郁積的情緒終於爆發――“眼底濃濃壹杯春，慟於洛陽年少淚!”“壹杯春”，即壹杯酒；“洛陽年少”，指西漢賈誼，可見於《漢書?9?9賈誼傳》，同時賈誼還留下了“賈生垂淚”這壹知名典故。但在作者看來，賈誼雖遭周勃等人詆毀而遭貶，但卻終究獲得了報效之路，賈生之淚，憂心國事而已；而自己的憂國，卻面對的是“不可用之時”(《顧升伯太史別敘》，作於本年四月)；時勢不堪，令人深慟於“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徐文長傳》，作於本年春)，甚至不得不追隨阮籍，以酣飲來麻醉自己，忘懷現實。自己的“沾涕”淚下，憂慮之外，更深的是無奈與絕望，內心的痛苦遠勝賈生。筆觸至此，壹個“慟於”，內心復雜情感終於噴薄而出，達到全詩最高潮，並就此戛然而止，直擊人心；又與全詩起句遙相呼應，揭示了自己種種表現下的情感實質，給人留下深刻印象。這最後四句為第三層。可以說，這壹層的角度既是詩人，又是關心時事的官員士大夫，而最根本的，是壹個痛苦而無力的清醒者。
綜觀全詩，情感上，對國事朝政的失望、作為朝廷官員的憂慮、作為詩人的憤激、作為清醒者的無奈與痛心，種種真情交織在壹起。寫法上，筆運古今，起伏轉折，聯用典故。風格上則悲慨憤激，沈郁跌宕。顯靈宮組詩其他三首也都有“機鋒側出”之法，但風格上，都流於清淺，其四甚至連出輕率之語。與它們相比，本詩的沈痛之語、沈郁之氣，卻是奇峰突兀、別具壹格，令人矚目，促人思考：到底是什麽國政朝事，讓平日詩酒風流的作者如此失態，寫得如此憤激沈痛?
二、詩中本事
探究引發詩歌創作的本事，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全詩。到底是什麽“朝事”讓素喜自適的袁宏道如此憂憤呢?錢氏箋註提到“稅監四出”和“邊事日非”。然而，1599年的夏四月甲戌。東征禦倭之役即已凱旋並詔告
天下，邊事已平。遍考袁氏這壹時期的相關詩文，可以判斷，本詩所憂憤之事，乃是錢氏所註的“稅監四出”，即明史上臭名昭著的弊政――“礦稅之難”。可以說，對此弊政，袁中郎久已憂心，頗為關註，並最終在本詩中進發，並因袁氏深刻認識到弊政之根在皇帝本人。因而情緒激越卻表達隱晦(顯靈宮組詩之三抨擊朝臣理財過苛，內容與風格則明顯顯得淺顯直白)。
關於礦稅之難，史載頗詳。萬歷皇帝“怠於臨政”，卻“勇於斂財”。為了增加由自己直接支配的宮廷內庫收入，在政府賦稅之外，萬歷二十四年皇帝借“礦稅議起”，直接派遣宦官出任地方上的礦監稅監。這些宦官，依仗皇帝背後支持，橫征暴斂，中飽私囊，搜刮百姓，淩轢地方官員，為禍之烈，《明史》卷81、卷237的記載歷歷在目。卷237末直接評價道：“?1?7使四出，毒流海內，民不聊生……明室之亡，於是決矣。”毫無疑問，這種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倒行逆施，勢必會引起有識之士的“默不可”，然而卻盡數無效。《明史》卷305記載道：“神宗寵愛諸稅監，自大學士趙誌臯、沈壹貫而下，廷臣諫者不下百余疏，悉寢不報。而諸稅監有所糾劾，朝上夕下，輒加重譴。”這真正令人深感“言之無庸”了。
現在讓我們看看礦稅之難在袁宏道詩文、尺牘中的反映。
袁宏道曾回憶說“往余令吳”，“是時礦稅之難未有也。”(《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他做吳令，起自萬歷二十三年，終於第二年年末。這段時間礦稅之難方起，因而袁宏道對之尚認識不足。萬歷二十六年，袁宏道在父親和兄長的催促下，結束東南漫遊而重新為官，此時礦稅之難，見之識之，已上心頭了。他在赴京途中所作《猛虎行》壹詩，直斥“甲蟲蠹太平，搜刮及丘空。板卒附中官，鉆簇如蜂踴。巡按不敢問，州縣被呵斥。槌掠及平人，千裏旱沙赤……三河及兩浙，在在竭膏髓。”借樂府舊題，把已得勢橫行的稅使礦監比做噬民猛虎、“甲蟲”，直接展示了他們搜掠之害。這些詩句，秉筆直書，可與《明史》對讀。
入京後，雖然袁宏道跟哥哥說要“慎風波”，但對礦監稅監借皇帝之勢橫行肆虐，淩轢地方官員，自己卻難抑心中憤懣。1599年在《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中，他轉述其舅龔惟學“近日外吏，橫遭百六”之言，抨擊道：“中官礦使，其所誅求，能必行於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同年春，袁宏道還在《送京兆諸君升刑部員外郎序》中，指出刑部被押人員中，“或有出於中官之羅織……今中人之虎而冠者，累累而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累累而進也。”他痛心於言官、九卿、宰相、勛戚大臣們“爭之不得”，因為“爭者愈力，持者愈堅”――這“持者”實際隱隱已指向為了斂財而縱任監使的萬歷皇帝本人了。在這種情形下，對新升刑部員外郎的舊日“京兆”同事提出厚望：不要違背“立法立官之初意”而“依違隱嘿”(按，“嘿”即“默”字)。從這兩篇文字中我們也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多麽的關註礦稅之難的危害了，可以深入地理解作者為什麽會有“言既無庸默不可”的沈痛感慨，可以理解他的“酒沾涕”超越了阮籍避禍和賈生憂國了。
萬歷二十七年二月，《明史》卷81赫然在列宦官陳奉奉命出征湖北荊州店稅；四月，山東臨清發生驅逐稅監的民變，死三十余人，守備王煬被誣逮至京師，邸抄錄告朝野。有此前車之鑒，袁宏道在寫給任荊關抽分的友人沈朝煥的回信中深表憂慮：本已“居民耗損，市肆寂寥”的故鄉荊州，正當“荊民更生之時，而中官之虎而翼者至矣。窮奇之腹，復何所厭?垂危之病，而加之以毒，荊人豈有命哉!”又進壹步指出：“楚人悍而喜亂，今又激之，此天下之大可憂事也。”因而長嘆：“時事如此，將何所托足?雖江河為淚，恐不足以盡賈生之哭也。”(《答沈伯函》)在這封信裏，結合時事與民風，袁宏道預見將有亂作，憂慮國事民生，又比及“賈生”這壹“洛陽年少淚”。而從信件的預示性語言來看，正與本詩寫作時間相前後。果然，陳奉到湖北後，引發荊州、沙市、黃州商民的驅逐，轉而誣告地方官員抗旨撓稅。到了八月，“為了支持礦稅太監的橫行，神宗不惜罷壹巡按，貶二知府，逮壹推官、壹經歷”，並最終釀成同年十二月的武昌、漢陽民變。
因此，綜合本詩創作的時代史事與袁宏道有關詩文，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引發創作本詩的“新朝事”，正是晚明直接關系民生的重大弊政――礦稅之難。這樁弊政，令作者不能忘世，以往逍遙自適的山水詩酒反而觸發了作者的內心情緒，憂憤之情，徑勝古人，也使得本詩情緒激越，風格特異，令人矚目了。了解了這些，我們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與欣賞全詩的深沈的情感內蘊、曲折的筆法與沈郁跌宕的風格了。在前述基礎上，我們也就可以更為全面地把握袁宏道的思想性格，全面把握他的詩文內涵與藝術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