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起蘇東坡所處的時代，陶淵明則顯得不幸得多。他生活在東晉後期，統治者篡弒頻繁，殺戮成性，貴族腐敗，門閥制度森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政治極為黑暗。當時黑暗的現實已經逼出了像阮籍、嵇康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賢”， 陶淵明同樣身遭門閥制度的排擠。處在那樣的時代，無論他怎樣的少年好學和知識淵博，也無論他所寫的詩、賦、文如何出色，都無法施展他的政治抱負。這就是陶淵明仕途不通的原因，也是陶淵明以決絕的態度，遠離塵世的社會根源。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典型意義不同。蘇東坡是中國文化史上的曠世奇才，罕見的多面手。他以神奇的文筆、淵博的學識、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豐富的經歷、巨大的成就，在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中，在歷代人民的心中樹起了壹座豐碑！毫無疑義，他的成就遠非任何壹個今人所能相比。借用林語堂評價的話說“蘇東坡是壹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壹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壹個百姓的朋友，壹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實驗家，壹個工程師，壹個假道學的憎恨者，壹位瑜珈術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壹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心腸慈悲的法官，壹個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壹個月夜的漫步者，壹個詩人，壹個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比中國歷史上任何壹個
官場中人或者山野隱士更具有多樣的才華，豐富的感情，幽默的語言，豁達的心境。
而陶淵明在當時只以隱士著稱，他的文學創作沒有得到高度的評價，這是因為他平淡自然的風格與當時崇尚的華麗文風不合。蕭統是第壹位發現陶淵明文學價值的人，既推崇其人格也推崇其文學。到了宋朝，特別是經過蘇軾、朱熹的弘揚，以及湯漢對其作品的詮釋，陶淵明才真正確立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地位壹直保持到今天，並獲得了世界的聲譽。 陶淵明又是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的魏晉風流的代表，是中國士大夫的壹個精神歸宿和精神家園，許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以後，或厭倦了官場的時候，往往回歸到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可貴精神上來，從他身上尋找新的人生價值，並借以安慰自己。白居易、蘇軾、陸遊、辛棄疾等莫不如此。於是，不為五鬥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國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壹座堡壘，用以保護自己出處選擇的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們心目中高尚的藝術境地。
蘇東坡與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緣由不同。蘇東坡是在“烏臺詩案”中大難不死的境況下，被逼無奈地來到貶謫地黃州的，不但過著躬耕自食、極其清苦的生活；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朝廷賜死，丟掉卿卿性命。好在蘇軾是闊略曠達之人，作為壹個有著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黃州，他依然能苦中作樂，安貧樂賤，災難舛途和艱難困苦消磨不了他心中堅定的人生信念。在黃州過田園生活，只表明他在政治上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在仕途上落魄失意之時，才寄情於山水間；他也並不僅僅滿足於在“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夜晚吹吹風，飲飲酒，寫寫詩的閑適日子，有朝壹日，他還要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而陶淵明與蘇東坡最大不同的是，他是自願辭官歸隱。只要自己願意，他隨時都可以東山再起，吃膩那“五鬥米”。 陶淵明看到了社會的腐朽，但沒有力量去改變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會的危機，但找不到正確的途徑去挽救它，只好求救於人性的復歸。歸隱後，陶淵明每天心甘情願地忙於耕種、交遊、飲酒，過著自給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這種歸隱生活，使他像壹只長久被關在籠中的鳥兒，終於隨心隨性，復歸自然了。毫無疑問，他歸隱以後盡情享受著“娛情詩酒、崇尚自然、盡享天倫、體驗農趣、撫摸傷痛，不忘憂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陶淵明的思想可以這樣概括：通過泯去後天的經過世俗熏染的“偽我”，以求返歸壹個“真我”。這可以在他自己所創造的詩境裏找到依據。
比照蘇東坡和陶淵明的壹生，我們也可挖掘他們的許多相同之處。
兩人的才學、為人和為官以及對待進退的態度，歷來被中國的讀書人視為典範。在才學方面，他們皆少年好學，知識淵博，詩、文都寫得非常出色，是中國文學史上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文人大家。在為人方面，他們能在逆境中保持堅貞氣節和獨立人格，決不隨波逐流；在為官方面，他們都能堅持為官壹地，造福壹方；在人生態度上，他們即使歸隱田園，過著平淡的生活，也能保持樂觀豁達的心態。孟子所雲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的內涵，在他們身上則能很好地體現出來。
蘇東坡和陶淵明歸隱田園的生活境遇和心願相似。他們都親自耕作，親自修建草房，過著清苦的生活。但陶淵明的灑脫是蘇東坡所向往的。可以說，陶淵明是寄托於山水，蘇東坡則寄托於陶淵明，也就是兩人都寄托於山水。蘇東坡有《江城子》壹詞為證：“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境，吾老矣，寄余齡。”他還“隱括”陶淵明《歸去來辭》成《哨遍》壹詞：“使家童歌之，時向從於東坡，釋耒而歌之，扣牛角為之節，不亦樂乎？”。這些都表明，在精神上蘇東坡有陶淵明拋去熙來攘往的汙濁世界，縱浪大化，不期生滅的感悟。在黃州，蘇東坡也的確過上了與陶淵明壹樣隱逸的生活，在短短兩年零七個月時間裏，蘇東坡和陶詩多達四十七首，幾乎把陶淵明的詩應和了壹遍，“只淵明，是前身”，可見蘇東坡對陶淵明的向往之情。而這種向往，其實就是蘇東坡身處不幸的精神武器，他從陶淵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壹種樣式，生命的另壹種樂趣。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相似。陶淵明的人生境界為蘇東坡所景仰，因而，蘇東坡到惠州後，能積極去履陶淵明的足跡，如“羅浮稚川界，夢往從之遊。”“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做三士圖。”“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等零星詩句，可管窺詩人胸臆之壹斑。蘇軾覺得自己可與葛洪、陶潛畫為三士圖，並作逍遙遊，追求回歸自然、質樸閑適、超然物外的田園生活，可見他決心以淵明為榜樣了。在經歷了冤獄生死之後，蘇東坡“樂乎於田野鄉間”，這是他靈魂的壹個歇息。所以我們在蘇軾身上，常常也能尋到陶淵明的影子。當然，從客觀上講，蘇東坡的人生境界雖日臻脫俗，但比起陶淵明的境界來，終究略遜壹籌。畢竟兩人個性與追求大不相同。因為陶淵明隱而不仕出於自願，東坡則出之無奈。難怪東坡“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壹也。”
蘇東坡與陶淵明過著“躬耕自食”的生活時，他們的妻妾都能安貧樂賤，與他們甘苦與***。陶淵明辭官歸裏，過著“躬耕自資”的生活。其夫人翟氏，始終與他誌同道合，安貧樂賤。歸隱之初，他們“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同“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維持生活，然後又利用“方宅十余畝”，蓋起了“草屋八九間”，還在房後種植柳樹、榆樹，房前栽桃樹、李樹。即使在陶淵明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落入饑寒交迫的境地，夫人翟氏也壹樣不怨不悔地與他固窮守節。蘇東坡因“烏臺詩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時，手頭拮據，入不敷出，時常都有斷炊之憂，過得極其清苦生活，幸虧夫人王閏之與侍妾王朝雲甘願壹直布衣荊釵，與他壹起***同勞動，躬耕自食，並在農民的指點幫助下，***同修建五間茅房。在妻妾的得力輔助下，東坡在黃州度過了最艱難困苦的四年時間。夫人王閏之死後，貶謫惠州的蘇東坡即使在 “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壹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的淒涼晚景下，侍妾王朝雲依然不棄不離，對他深情款款。
蘇東坡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還有壹個明顯的***同特征，這就是他們都能歌頌勞動，親自參加生產勞動，尊重勞動人民，接近勞動人民，能和勞動人民生活在壹起，並且感到有很大的樂趣。作為封建社會的文人官吏，能夠做到早出晚歸辛勤耕作，能夠與勞動人民打成壹團，這在當時社會士大夫鄙視勞動的情況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也是在中國文學史上極少見的，他們勞動的本身便具有進步意義，同時也使他們的田園詩具有勞動生活氣息，不僅描寫了詩人參加勞動的情況，還宣揚了依靠勞動而食的真理，這種觀點確實是十分難得的。尤為難得的是，他們對勞動人民的感情是十分真摯的，蘇東坡說自己“我是識字耕田夫”，陶淵明在詩中說：“且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時復墟曲中，披草***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兩位詩人與勞動人民的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