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蕭山城的西側，黛色的群山中，蕩漾著壹片浩渺的碧水，猶如天宮遺落人間的壹面寶鏡，清澈而明凈，清代詩人周起莘稱之為“涵虛天鏡落靈湖”，這就是湘湖。
湘湖的前身，是由古海灣演變而成的壹個潟湖。具體地說，大約在四千年前，也即地質史上的全新世卷轉蟲海退之初，湘湖壹帶不是壹個湖，而是壹個淺海灣。因上承山洪，下納海潮，海灣口逐漸淤積起大量的泥沙，於是海灣出現沙嘴，並不斷地擴大延伸，終於海灣和外海的通道被堵塞，沙嘴之內成為壹個潟湖。隨後，湖水淡化，成為淡水湖。這個自然形成的淡水湖，稱作“西城湖”，最早始載於北魏酈道元的《水經註》。
西城湖的湖盆淺平，岸坡平緩，不僅自然淤積的速度較快，也成為人們開墾的對象。到北宋，西城湖終於湮廢殆盡，成為壹片低窪、土磽之地。當時，浦陽江經流西小江入海，西城湖四周農田排灌困難，洪澇災害頻繁，“雨則暴漲，稍幹曝則渠、巷皆坼。”北宋熙寧（1068～1077）、大觀（1107～1110）間，均有縣民奏請廢田還湖、築湖蓄水，但因湖畔豪紳的反對，都沒有結果。直至政和二年(1112)，新任蕭山縣令楊時“視山可依，度地可圩，以山為界，築土為塘”，才在西城湖原址築起了壹個人工湖，實現了人民的夙願。因其“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謂景之勝若瀟湘①然”，遂稱之為“湘湖”。
湘湖呈東北至西南的走向，東北部狹長，西南部寬闊，其形狀宛若壹個長頸葫蘆。西南至現聞堰鎮東汪村，東北至城西1公裏的湫口，長約9.5公裏，湖寬0.5～3公裏不等，周長約40公裏，湖面37002畝（合2467公頃），相當於現今杭州西湖面積的4.5倍。湖水灌溉周圍崇化、昭明、來蘇、安養、許賢、長興、新義、夏孝、由化九鄉農田146868畝（合9791公頃），被譽為九鄉的水倉。湖的四周築有18個穴口，按時啟閉，以便防洪和灌溉。
水能蓄潦容千澗，
旱足分流達九鄉。
——《詠湘湖》
旄□隨處歡聲洽，
禾黍從今生意回。
——《戊寅夏久旱得宋龜山楊公所創湘湖以濟》
明吏部尚書、蕭山人魏驥的這些詩句，歌頌了楊時興修水利的功業，寫出了湘湖之水在當時解救農田幹旱的作用。
湘湖建成之後的第七年，即北宋宣和元年（1119），部分湖豪提出廢湖還田的倡議。從此，對湘湖的保湖和廢湖之爭，延續不斷，沖突時起。據《蕭山湘湖誌》記載，從北宋成湖起至民國16年的800多年中，規模較大的保湖和廢湖之爭就在20次以上。保湖派常占上風，廢湖派屢屢敗北。因此，雖然侵占湖利之事常常發生，但是湘湖未遭大規模的破壞。
那時，湘湖能保持較大面積的水域，主要是因為湘湖的排灌功能為農業所需。明蕭山縣令張懋在立於縣門的勒石碑文《蕭山湘湖誌略》中指出：“（湘湖）實賴瀦水，以救旱荒及民之利，與天地齊休。”其次，為防止侵占湖利，以免湘湖湮廢，歷代禁令甚嚴，違者重罰，有效地保護了湘湖。如宋淳熙十壹年(1184)，湘湖定例放水，凡不按時刻而先自開閘放水者，以“斷臂”處分；若私設水閘，夜間盜水者，以“斷趾”治罪。宋嘉定六年(1213)，蕭山縣令郭淵明鑒於有人在湘湖私自建屋，因湖水漲落，邊界難定，決定以湖邊的土色作辨別，“黃者山土，青黎者湖土”，規定湖身範圍以這條“金線”為界，凡侵占湖身者，“治罪充軍，其地還官”。明正統五年(1440)定例，凡在湖上種花、養魚、築堤、栽筍、蓋屋等，全部拆除，土地還官，並按情節輕重治罪。違抗不歸還，過期兩月，“犯人正身，牢固枷釘，連當房妻小，差人解赴北京、遼東衛，永遠充軍。” 第三，湘湖以它壹湖碧水滋潤了萬頃良田，受益的九鄉人民以及官吏為保存湘湖所作的鬥爭，有效地阻遏了湘湖的衰亡。清末，埭上（石巖壹帶）舉人黃元壽稟請墾湖，消息傳出後，農民、鄉紳聯合上書請願，堅決反對，官方只得以禁墾了結。歷代挺身保護湘湖的官吏也很多，特別值得稱道的是明朝中期的魏驥及弟子何舜賓為捍衛湘湖所作的貢獻。
盡管如此，湘湖仍然經歷了成湖、縮小、乃至湮廢的過程。明代以後，是湘湖演變最迅速的時期，其中人為因素起著主要作用。正如清於士達在《湘湖考略》中所說：“沿湖居民，每於山麓沙灘度其可以為住基者，先行插柳，日漸填砌，數年後便可種植，又數年便可築室，比比皆然，有傍巖依汙而種荷者，有緣堤截匯而蓄魚者。”湖泊漸被蠶食。洪武末年（1397），湖民蘇原九因所種之官田坍入江內，借口彌補官田，將上湘湖近江的湖地開墾為田；永樂初年（1403），湖民韓望等也將湖中高地開墾為田，直至景泰四年（1453），才由縣丞李孟淳將其全部復湖，罰谷1600石，並曉示禁墾湖中高地。天順年間（1457～1464），湖畔巨族孫全等占湖為田，退居蕭山的吏部尚書魏驥主動承擔其清占復湖的重任，***清退湖田7318畝，對孫氏末退完的湖田，授意其門人何舜賓辦理。何舜賓遇赦回鄉後，對侵占湖利情況壹壹查明，向上告發，孫氏重賄蕭山知縣鄒魯，何舜賓被迫害致死。後來何舜賓之子何競復仇伸冤，鄒魯被處“斬”，孫全被判“劈”，湘湖得以復清。
清道光至同治年間，湘湖西南岸堤塘兩次決口，江塗淤入湖內，自定山至青山張壹帶，逐漸隆起，高出水面，成為綠洲。這片土地約有5華裏長，面積達4600余畝（300余公頃）。於是，禁、墾兩派就此又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主禁派堅持“高平去處聽從拋荒，低窪去處聽從水浸”的原則，反對墾殖沙洲，他們認為湘湖原灌溉九鄉農團，沙洲出現以後，蓄水量已經減少，如再墾殖，則勢必與原灌溉之田爭水。為了3000多畝沙洲而危害九鄉農田水利，這是得不償失。主墾者則認為，自明代開通磧堰山，浦陽江由此而流，再加三江閘等水利設施的建成，依靠湘湖之水灌溉的田畝比宋、元時期已減少壹半以上，因此這塊綠洲完全可以開墾，況且它土質肥沃，若種植糧食，可以緩解蕭山地少人多、米價昂貴的矛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十月，黃元壽擬集資3萬銀元組織“厚正公司”，以“繳價領地”的辦法開墾湘湖荒地，但因主禁者反對而未能實現。7年後，黃元壽認為形勢有所變化，再次呈文撫憲，提出了“滄桑改變，明明於古有害而今無害，古宜止而今宜行”的理由，擬集九鄉代表合資組織“厚正公司”開墾湘湖荒地，被核準，但隨之掀起了軒然大波：先是部分紳士、農民兩次上書，闡述開墾之害；繼則650余名紳士、農民聯合上書40多件，請求禁墾。撫憲怕生事端，批文緩墾。
民國以後，要求馳禁墾湖的輿論大作，盡管傳統的主禁派力加幹涉，畢竟大勢所趨。自然的淤淺和人為的開墾，使湘湖面積日益縮小。據1915年實測，湘湖周長52裏有奇，面積22042畝。1927年秋測量，湘湖周長56裏162丈，面積約24000余畝。當年，湘湖收歸國有，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勞動學院等單位墾湖種植，於是墾湖迅速擴展。到1931年，上湘湖定山壹帶巳開墾農田3000～5000畝。到1947年，湘湖面積縮小至1萬余畝。
1949年以來，湘湖演變最為激烈，使湖泊型的湘湖轉變成了河流型的湘湖。上世紀50年代初，面積萬畝左右的湘湖，湖底高程多數在吳淞5米以上，已失去了蓄洪和對附近農田的灌溉作用，這是導致其被整個圍墾的主要原因。1965年以前，墾殖是小規模和零星分散的，傳統的以湘湖粘土為原料的磚瓦業普遍發展。1965年起，由國家投資，地方政府統壹組織，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墾殖。1966年，湘湖面積3040畝，比1949年縮小三分之二以上；壹般水深2～2．5米。此後，湖岸又陸續興建起多處磚瓦廠，挖泥圍湖1000余畝，同時自然的淤漲和人為的墾植又使湘湖喪失部分水域，湖面僅存1400余畝，實際上已成為西起小礫山排灌站，東至蕭山城西，並連接南沙平原的壹條河道，錢塘江上遊的淡水由此而輸送到蕭山北部平原的圍墾區，以洗去其土壤的鹽分。在整個湘湖區域中，尚存幾個面積較大的水域，成為浙江省淡水養殖場和蕭山湘湖漁場。
由於眾多磚瓦廠的挖土取泥，湘湖區域出現了千瘡百孔的泥蕩。上世紀90年代，不僅許多廠家因粘土資源窮盡而難以為繼，而且國家下達了粘土制磚的禁令，磚瓦廠隨之紛紛關閉。於是，湘湖的眾多泥蕩又放水還糊。現今的湘湖旅遊開發度假區首期工程，就是這種條件規劃建設的。
跨湖橋文化遺址位於湘湖中心地段的跨湖橋附近。從1990年、2001年與2002年的數次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木器、陶器、骨器、玉器、編織物，以及極為豐富的野生動物遺骨和人工栽培的水稻等植物，並且發現了許多灰坑與柱洞。尤其令人驚喜的，是發現了壹條用整段馬尾松挖鑿而成的獨木舟，以及相關的作坊。
幾處遺址標本經碳十四年代數據測定，均為距今8000～7000年。出土的陶器以釜、甑、豆等炊器為多，裝飾手法多樣，有彩繪、鏤孔、戳印、拍印、刻劃、泥點等，大多器壁勻薄、造型規正，部分雙腹豆的內外壁、缽盆的內壁漆黑光亮，作工之精，令人驚嘆。骨器有耜、鏢、鏃、哨、針、匕、簪、雙尖叉形器及壹些功能不明的復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動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圓型插孔用以裝柄。骨耜與稻谷顆粒的出土，說明耜耕農業已經誕生。發掘的獨木舟，測定為8000年前的遺物，這是世上最早的獨木舟，比南非發現的獨木舟要早2000年。
據地質水文資料載，全新世初期開始，我國東部地區發生了壹次大規模的海侵。距今約1.2萬年前，上升到了－60米的位置；到了8000年前，海面更上升到－5米的高度。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達到高峰，海浪直拍會稽山麓，湘湖壹帶與寧紹平原壹起成了壹片海洋。這在跨湖橋文化遺址中，也得到了證明。從跨湖橋文化遺址的地層剖面來看，覆蓋遺址的首先是由淡水形成的壹層湖相沈積，在湖相沈積層上又覆蓋著厚度近1米的海相沈積。這足以說明海侵之時，生活於湘湖壹帶的先民們不得不退居高地或遷徙他鄉，跨湖橋文化則隨之衰落與遷移。
跨湖橋遺址發現於1990年夏季。是年5月30日，蕭山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接到浙江廣播電視大學蕭山分校教師巫靈霄打來的電話，說是有位叫鄭苗的學生在湘湖檢到了文物。第二天，蕭山文管會施加農、倪秉章在鄭苗的引領下趕赴城廂磚瓦廠的取土現場，遺址被發現。幾天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芮國耀、楊楠再次考察現場，確認為新石器時代遺址。由於遺址已經歷了近20年的取土蠶食，破壞殆盡。在取得磚瓦廠的支持、配合後，當即決定進行搶救性發掘。
當年10～12月之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市文管委辦公室對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在330平方米的發掘面積中，出土了130余件石器、木器、陶器、骨器、玉器等，還發現了橡子窖藏壹處及建築遺跡。發掘結果表明，跨湖橋遺址的文化面貌在很多方非常獨特。考古隊將遺址中采集的4個木質標本送往國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作了碳十四年代數據測定。結果表明，遺址距今達8000多年。這壹結果是突破性的，如果成立，跨湖橋遺址就成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比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遺址要早1000年。壹時間，考古界對遺址的年代問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很多人懷疑碳十四年代測定的準確性。因此，遺址的首次發掘沒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之後，由於種種原因，考古工作沒有持續進行，客觀上造成遺址長達10年的沈寂。
2000年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蕭山博物館經過調查又在跨湖橋區域發現了遺址的文化層。於是次年5～7月，進行了第二次搶救性發掘。發掘面積近4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等文物，還有許多野生動物遺骨和人工栽培的水稻以及菱角、橡子、毛桃、茶子、杏子、葫蘆科等植物。其中決定性成果是壹大批可復原的陶器，跨湖橋遺址的特殊文化更有說服力地呈現了出來。為再次驗證遺址的年代，考古隊特請國內考古界最為權威的北京大學文博院對標本進行碳十四年代數據測定，結果再次證明遺址距今約8000～7000年。2002年3月，浙江省文物局、蕭山區人民政府召開了“跨湖橋考古學術研討會”，與會的國內知名專家學者壹致肯定跨湖橋遺址的學術價值。
遺址的第三次發掘是在2003年10～12月之間進行的，這是繼2001年發掘後在其東南側探測到遺址存在的範圍而進行的壹次擴大性的發掘。大大出乎考古人員意料的是,在發掘過程中不僅又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以及水稻、茶子等植物標本，而且還發現了壹條獨木舟，以及相關的作坊。獨木舟殘長5.6米，寬0.53米，厚2.5～3厘米，系用整根馬尾松挖鑿而成。獨木舟停放在當時的湖泊邊上，兩側插著數根木樁，外圍散落著幾片木槳和若幹木材。
考古工作者認為，跨湖橋遺址與周邊的余姚河姆渡文化遺址、嘉興馬家浜文化遺址和余杭良渚文化遺址的面貌決然不同，這是壹個具有獨特文化類型的遺址，即“跨湖橋文化”。但是，按考古學慣例，壹個遺址要冠以“文化”的命名需兩個條件，壹是具有壹定的分布空間，二是在不同的分布點中有相同特征的器物。 跨湖橋遺址要冠名為“文化遺址”，至少要有兩個與其同時代、同類型的遺址。為此，2002年暑期開始，蕭山博物館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在蕭山境內進行了為期壹年的大規模考古調查。2003年5月，經市民倪航祥提供線索，終於在湘湖區域的下孫村發現了同類型的遺址——下孫遺址。下孫遺址600平方米範圍內的發掘中，發現了60多個灰坑與柱洞遺跡。灰坑，是當時人們用來儲存物品所挖的坑洞。灰坑積物中有較多的魚類、貝殼類生物殘骸，並發現了稻米遺存。遺址表層堆有厚薄不均的沙層，沙層中混雜著大量的海生貝殼類碎末和陶片、石器等人類文化遺物。出土的陶器在形態和種類上與跨湖橋遺址出土的相似。下孫遺址出土的標本經碳十四年代數據測定，距今8000年左右。於是，“跨湖橋文化”的命名得以成立。
跨湖橋文化作為壹個全新的概念，其意義不同凡響。它是浙江省迄今命名的5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年代最早的壹個，將浙江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之前，同時又以獨特的文化類型打破了浙江省新石器時代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為綱領的傳統格局，因而歷史教科書也需重新書寫。
跨湖橋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使人們認識到，浙江境內乃至整個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情況絕非以前認識的那麽簡單，而是由多個源流譜系所組成，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成了今後史前考古研究中的壹個重要課題。這對整體上推進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史前考古與研究，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吳越相爭的古戰場
句踐祠前日欲晡，
捫蘿曲蹬問雄圖；
身棲絕嶠偏存越，
計就孤臣欲沼吳；
壹自烏鳶①辭浙水，
遂令麋鹿入姑蘇；
憐今散作花臺雨，
西望迷離暗五湖。
——清·張遠《城山懷古》
春秋戰國末期，湘湖壹帶屬於越國疆域，是吳越相爭的主戰場之壹。
越國的始祖，相傳是大禹五世孫夏後帝少康的庶子無余。夏朝中興後，恐會稽禹陵之祭斷絕，乃封無余於越，始稱“越”或“於越”。傳20余世,允常即位，拓展疆土而稱王。允常去世，子句踐繼位。其時，越國的疆域，大致以浙江為軸心，南至句無，今諸暨與義烏交界處；北至槜李，今嘉興城南；東至於鄞，今鄞縣；西至姑蔑，今衢州、金華等地。吳國，又稱“句吳”、“攻吳”，其始祖相傳是周文王的兄長吳太伯。因他三讓王位於周文王，奔赴荊蠻之地，斷發文身，以示不可用，被周武王追封為“吳伯”。傳19世，壽夢即位，句吳漸趨強大。到壽夢之孫闔閭時，已成東南壹霸。
當時，吳國勢力雖強於越國，但新興的越國對吳國威脅很大，成為吳國的心腹之患。按照吳國宰相伍子胥的說法是：“吳越為鄰，同俗並土；西州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為咎。”春秋時期，強國用兵，常脅迫附近小國出人。闔閭五年（前510），吳國既為顯示自己的強大，也為試探越國對自己的尊重程度，要求越國出兵伐楚，卻遭到越國的拒絕，吳王便出兵伐越，破槜李，敗越軍，這是吳越兩國的首次戰爭。自此之後，戰事頻繁。公元前496年，闔閭聞訊越王句踐即位，乘機伐越。越王句踐迎戰於槜李，並使死士挑戰。他們前進到吳陣前面，大喊壹聲，然而壹齊用劍自殺。吳軍看得目瞪口呆。正在此時，越軍壹齊猛攻，大敗吳師。吳王闔閭被越大夫靈姑浮以戈擊中手指，創傷發作，卒於離槜李7裏之陘。臨終之前，立太子夫差為王。夫差發誓要報仇雪恥，兩國仇恨更深。
句踐三年（前494），越王聞吳王夫差日夜練兵將以報越，便不聽上將軍範蠡的勸告，先興師數萬往伐。吳王夫差任伍子胥為大將，悉發精兵迎戰。兩國水軍鏖戰於太湖之上。結果，越國水軍幾乎全軍覆沒。吳王夫差順勢攻破越都平陽（今紹興縣平水鎮平陽村），句踐只剩五千甲士，保棲會稽之山。當時，蕭山湘湖壹帶地處浙江（錢塘江）要津，是越國的重要防線和軍事要塞，在越王城山築有固陵城，在北側的江邊築有鐵嶺關等，在吳軍的節節進攻下，這裏便成了越軍“保棲”的重要據點。現代學者張宗祥認為：“吳、越之爭，首在嘉興，次則蕭山。蕭山城山，即以越人立城以守得名。”
越王城山，屬天目山余脈，由杭州轉塘浮山潛渡錢塘江而入蕭山境內，海拔140米。山頂中間低、四面高，宛如城堞。《越絕書》載：“浙江南路西城者，範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其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所置也。”從越王城山現存的遺址看，越軍沿山脊的自然走向，夯土築城，周長1091.2米。城垣底部寬10余米，高4米余，下寬上窄。裏面2萬平方米的小盆地，便是句踐調兵遣將的前沿指揮部，稱“越王臺”。據傳，吳軍進攻時，將固陵城圍困了幾天幾夜。吳軍以為山上乏水，派使者送上鹹魚以譏之。越王明白其用意，即以兩條鮮魚回贈。吳軍方知山上有糧有水，易守難攻，遂撤兵。這就是“立馬饋魚”的典故。宋代詩人華鎮《城山》詩：“兵家制勝舊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緩報壹雙文錦鯉，坐歸十萬水犀軍”，即詠此。如今，山頂盆地中尚存壹方“洗馬池”，長約20米，寬10余米，池水清洌。假如立馬饋魚確有其事，那麽那壹雙鮮魚，應該取於此池。
吳越兩國瀕江臨海，軍隊均以舟師著稱。越軍“大船軍”的軍港，就設在越王城山的西北側，今白馬湖壹帶。據《百位名人與蕭山》壹書所述，這裏“是越國的水軍基地，稱固陵軍港，由範蠡主持建造。此處進可出錢塘江，並可入太湖水系與吳國爭戰；退可憑浙江天塹進行防守。軍港建成不久，句踐於周敬王二十四年起兵拒吳，周敬王二十六年再次出兵拒吳，三十六年出兵助吳攻齊，周敬王三十八興兵伐吳，而後10年又3次興兵伐吳，上述7次大規模的軍事活動，都是從固陵港出發的。公元前482年，越國在固陵港集中了水手2000人，水師官兵4.7萬人，戰船數百艘，壹路出海入長江，壹路經錢塘江直趨蘇州，滅掉了吳。以後，越國北上爭霸，攻占瑯琊，從固陵港出發的戈船（海船）就有300艘。以水軍軍事活動為建港目的的固陵港，在春秋末期得到迅速發展。它建港之早，規模之大，在我國古代海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與此相關的，是湘湖東北20公裏處的航塢山，這裏也是越國的軍事要塞之壹（當時錢塘江流經航塢山與赭山之間入海，航塢山瀕臨錢塘江）。航塢山，海拔299米，東西寬3公裏，南北長約3.5公裏，群峰起伏，山塢幽深。據《越絕書》載，越軍在這裏的設施有“石塘”、“防塢、“杭塢”等處。“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五步，去縣四十裏②”；“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裏”；“杭塢者，句踐航也，二百石長、買卒七士人，度之會夷，去縣四十裏”。由於句踐在航塢山的活動頻繁，故航塢山又名“王步山”，民間至今仍如此稱呼。此外，在北岸河莊山東麓的“越王浦”，建有“百尺樓”，越軍用以觀察吳軍的動向。
湘湖外圍波濤洶湧的錢塘江，既是兩軍對峙的河界，更是兩軍廝殺的戰場。《越絕書》載：“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眾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眾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為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這是句踐軍隊繼太湖敗績之後的又壹次大敗仗。
長驅直入吳軍，不僅圍困了越王城山，還追擊越軍至湘湖東南10多公裏的浦陽江口（當時浦陽江流經西小江入海），而越軍則退棲到了附近的越王崢上。據晚清陳德明《紹興縣天樂鄉富家墩村誌》記載，吳國水師進犯此山時，範蠡率士兵在山頂用巨石將其擊退。越王崢，主峰海拔354米，現東屬紹興，西歸蕭山。山頂曾有“走馬崗”、“伏兵路”、“支更樓”、“逍遙天”等故址，據傳為越軍保棲此山的遺跡，故此山又名“越王山”、“棲山”。明來宏振《春日登越王崢》詩雲：
青山滾滾樹層層，
句踐當年此困兵；
山色隱含傾國恨，
溪流似帶請成聲；
西施古土猶延廟，
範蠡扁舟尚著名；
徒依竹堂傷往事，
花枝好鳥向人鳴。
綜觀湘湖壹帶吳越相爭的古戰場史料和遺跡，戰略地位最為顯著，且遺址也保存得較為完整的當推現稱越王城山的“固陵城”或“西城”。1990年8月，參加杭州國際百越文化學術研討會的120多位中外代表，曾對越王城山作過實地考察，壹致認為越王城山是目前發現和保存得最完整的春秋末期越國禦敵的城堡遺址。1989年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越王城山為第三批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① 烏鳶，指《烏鳶之歌》。據《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載：“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範蠡入臣於吳，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阻道，軍陳固陵。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淩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悠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闕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遣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回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回復翔兮遊揚，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邁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妾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馬，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
② 去縣四十裏，距山陰縣治（今紹興城）四十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