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解釋：
1、花卿：成都尹崔光遠的部將花敬定。
2、錦城：即錦官城，此指成都。
3、絲管：弦樂器和管樂器，這裏泛指音樂。這句說戰亂勘定後的成都，主將大張筵席，盡情作樂。
4、紛紛：形容樂曲的輕柔悠揚。
5、天上：雙關語，表面上指天宮，實指皇宮。
此詩約作於上元二年（761）。花卿，指花敬定。卿，是對地位和年輩較低的人的壹種客氣稱呼。花敬定是當時成都尹崔光遠的部將，曾在平定梓州刺史段子璋叛亂中立功。這首詩可能是在花敬定舉行的壹次宴會上即興之作。
關於此詩的意旨，前人說法不壹。壹說為諷刺。楊慎《升庵詩話》雲：（花卿）"蜀之勇將也，恃功驕恣。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公之絕句百余首，此為之冠"。《杜詩鏡銓》："似諛似諷，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
壹說無諷刺，乃贈歌妓之作。《唐風懷》雲："南村曰：少陵篇詠，感事固多，然亦未必皆有所指也。楊用修以花卿為敬定，頗似傅會。元端雲是'歌妓'，於理或然"。《網師園唐詩箋》："不必果有諷刺，而含蘊無盡。"
也有不究意旨者。《杜詩詳註》："此詩風華流麗，頓挫抑揚，雖太白、少伯，無以過之"。
賞析
這首絕句，字面上明白如話，但對它的主旨，歷來註家頗多異議。有人認為它只是贊美樂曲，並無弦外之音；而楊慎《升庵詩話》卻說：“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譏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沈德潛《說詩晬語》也說：“詩貴牽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杜少陵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楊、沈之說是較為可取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禮儀制度極為嚴格，即使音樂，亦有異常分明的等級界限。據《舊唐書》載，唐朝建立後，高祖李淵即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訂大唐雅樂，“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這些條分縷析的樂制都是當朝的成規定法，稍有違背，即是紊亂綱常，大逆不道。
花卿，名敬定，是成都尹崔光遠的部將，曾因平叛立過功。但他居功自傲，驕恣不法，放縱士卒大掠東蜀；又目無朝廷，僭用天子音樂。杜甫贈詩予以委婉的諷刺。
耐人尋味的是，作者並沒有對花卿明言指摘，而是采取了壹語雙關的巧妙手法。字面上看，這儼然是壹首十分出色的樂曲贊美詩。“錦城絲管日紛紛”，錦城，即成都；絲管，指弦樂器和管樂器；紛紛，本意是既多而亂的樣子，通常是用來形容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事物的，這裏卻用來比狀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的樂曲，這就從人的聽覺和視覺的通感上，化無形為有形，極其準確、形象地描繪出弦管那種輕悠、柔靡，雜錯而又和諧的音樂效果。“半入江風半入雲”也是采用同樣的寫法：那悠揚動聽的樂曲，從花卿家的宴席上飛出，隨風蕩漾在錦江上，冉冉飄入藍天白雲間。這兩句詩，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樂曲的那種“行雲流水”般的美妙。兩個“半”字空靈活脫，給全詩增添了不少的情趣。
樂曲如此之美，作者禁不住慨嘆說：“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天上的仙樂，人間當然難得壹聞，難得聞而竟聞，愈見其妙得出奇了。
全詩四句，前兩句對樂曲作具體形象的描繪，是實寫；後兩句以天上的仙樂相誇，是遐想。因實而虛，虛實相生，將樂曲的美妙贊譽到了極度。
然而這僅僅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弦外之音是意味深長的。這可以從“天上”和“人間”兩詞看出端倪。“天上”者，天子所居皇宮也：“人間”者，皇宮之外也。這是封建社會極常用的雙關語。說樂曲屬於“天上”，且加“只應”壹詞限定，既然是“只應天上有”，那麽，“人間”當然就不應“得聞”。不應“得聞”而竟然“得聞”，不僅“幾回聞”，而且“日紛紛”，於是乎，作者的諷刺之旨就從這種矛盾的對立中，既含蓄婉轉又確切有力地顯現出來了。
宋人張天覺曾論詩文的諷刺雲：“諷刺則不可怒張，怒張則筋骨露矣。”（《詩人玉屑》卷九引）杜甫這首詩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寓諷於諛，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可謂作得恰到好處。正如楊倫所評：“似諛似諷，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此等絕句，何減龍標（王昌齡）、供奉（李白）。”（《好銓》）
[編輯本段]作者介紹
杜甫（712—770），字子美，盛唐大詩人。原籍湖北襄陽，生於河南鞏縣。初唐詩人杜審言之孫。唐肅宗時，官左拾遺。後入蜀，友人嚴武推薦他做劍南節度府參謀，加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後世又稱他杜拾遺、杜工部。
杜甫和李白齊名，世稱“李杜”。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
壹，讀書和漫遊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這壹時期曾先後遊歷吳、越（今江浙壹帶）和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壹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壹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壹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返成都。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壹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綜觀杜甫壹生思想是“窮年憂黎元”，“致君堯舜上”，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壹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傅，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壹九○。有《杜工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