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詩以“驚破霓裳羽衣曲”為界，分為前後兩大部分。前壹部分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起，敘述安史之亂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 終於得到了楊氏。而楊氏，由於得寵，雞犬升天。作品反復渲染玄宗之縱欲，沈於酒色，不理朝政，因而 釀成了“漁陽鼙鼓動地來” 的安史之亂。這是悲劇的 基礎，也是致“恨”之因，這壹部分的諷喻意味是很明顯的，甚至可以說是很辛辣的，諷喻論者的依據主要來自這壹部分。後壹部分具體描述 了安史之亂起後，玄宗的 倉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軍”駐馬要求除去禍國殃民的貴妃，“宛轉娥眉馬前死”，是悲劇的形成。楊氏歸陰後，造成玄宗寂寞悲傷和纏綿悱惻的相思。詩以酸惻動人的語調，描繪了玄宗這壹“長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淚 下。玄宗借 道士幫助，於虛無縹渺的蓬萊仙山中尋到了楊氏的蹤影。在仙景中再現了楊氏 “帶雨梨花”的姿容，並以含情脈脈，托物寄詞，重申前誓，表示願作“比 翼鳥”、“連理枝”，進壹步渲染了“長恨”的主 題。結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深化了主題，加重了“長恨”的分量。這是愛情主題說的根據。可以說，《長恨歌》既對唐明皇的荒淫誤國，楊貴妃以色邀寵有所批判，特別是在詩歌的開頭；又對他們之間忠貞不渝的感情有所同情，甚至歌頌，特別是在他們的愛情發展成悲劇之後。對此，陳鴻的《長恨歌傳》有很好的說明：“……質夫（白居易友）興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指玄宗與舉楊貴妃的故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不難看出，作品既包含著對主人公的同情，又隱含著對統治者的諷喻，較好的體現了最初的創作意圖。對這壹意思，我們從兩個方面對此進行分析。
首先，詩中的最後壹節在鋪寫了李楊二人生死隔離思而不能鄉間相愛而不能復聚的情況之後，詩人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樣兩句意味深長的詩句結束了全篇。在詩人看來，壹對彼此刻骨思念的情人遭遇這樣的不幸，正是壹個令人哀憐的悲劇。這對於這對情侶來說，以至對於後人來說，都只能為之遺恨千古悲嘆不已，在詩中，作者也流露出對兩位悲劇主人公的莫大同情。《唐宋詩醇》謂：“結處點清‘長恨’，為壹詩結穴，戛然而止，全勢已足，更不必另作收束。”在這點題之筆裏，刻骨的相思變成了不絕的長恨，特殊的事件獲得了廣泛的意義，李、楊的愛情得以升華，普天下的癡男怨女則從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靈的震撼。詩以“長恨”命題的意義，似乎正在於此。
其次，我們還應看到另壹方面。《長恨歌》寫的不是壹般的愛情，它是封建帝王和獲取專寵地位的貴妃之間的“愛”。這種愛在宮廷內即表現為“重色”和邀寵。白居易在談及自己的創作經驗時曾說：“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3]因此，在重視結句的同時，我們同樣不應忽視對作品首句的分析。首句“漢皇重色思傾國”，可謂壹語雙關。“思傾國”，果傾國。正如古人所說：“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自是有銀河。石壕村中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的確，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夫妻離散，有情人難成眷屬的愛情悲劇舉不勝舉，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之所以打動人心，還因為主人公的特殊身份。正是這種特殊性，從而使作品具有了與眾不同的歷史意義。我們不能不說，安史之亂這場浩劫的發生，與唐玄宗寵愛楊貴妃，貽誤政事，有很大關系。因此，詩人在描寫這個悲劇故事的時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悲劇發生的原因。在白居易看來，唐玄宗過分地寵愛楊妃，不理朝綱，（“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任用非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都是作為壹個君主所不應該的事，對此他不能不有微辭。詩中當寫到這方面的時候，詩人也毫不掩飾的流露出不滿情緒。眾所周知，白居易的創作主張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即使是這樣壹篇表現愛情的作品，也還是閃現著作者“有補於治世”的思想。個人行為而引發了國家的不幸，這裏的“長恨”，是否也包含著對這種不幸所產生的深深的遺憾與痛悔？正如南唐後主李煜的詞句，“多少恨，昨夜夢魂中”，誰又能說清，這“恨”究竟是對自身遭遇的嘆息，還是對國勢破敗的感慨？
另外，在對作品主題進行探討時，我們還不應忽視作者本人的經歷對本詩的創作所產生的影響。在《長恨歌》中，尤其是作品的後半部分，那些情深意切的詩句，不是有過親身體驗，是很難憑空想象出來的。在藝術創作中，作者不可避免的要投入自己人生的情感體驗，這是很正常的。著名的唐傳奇《鶯鶯傳》，不就是與白居易同時的元稹根據自己的經歷創作的嗎？研究表明，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在長安任校書郎時，有徐州之遊，並曾到節度使張愔家赴宴。席間，張愔善歌舞、雅多風態的愛妓眄眄（即關盼盼）出以佐宴，為此白居易贈詩二句（詩曰：“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從白居易以後所寫《燕子詩三首》來看，關盼盼這個多情多義的女子當給白氏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白氏年輕時家居徐州符離，曾與當地壹名年方十五、六的女子湘靈相戀。白氏33歲時全家遷往長安，這就意味著不得不與正在熱戀著的湘靈“生離別”。兩年後在他寫《長恨歌》時，這段戀情是不會忘記的。因此，正如有些論者所說，詩中“還有作者因與自己所愛女子不能結合而產生的深摯戀情、憾恨之情的投射”，[4]需要指出的是，有人根據白居易的這些經歷，斷定《長恨歌》表現了作者對舊日情人的懷念，或者是對往日情感的寄托，這顯然是過於牽強了。白居易在寫《長恨歌》時，特別是在刻畫楊玉環形象時，可能有湘靈，甚至還可能有關盼盼的影子，但這畢竟是三個很不相同的女性，白居易對她們的感情投入和思想評價的側重點是很不壹樣的。《長恨歌》不僅是成功地寫了愛情，首先是成功地寫了帝、妃之間的愛情，如果作者過多地借以宣泄作為平民的自身的愛情悲劇，那麽讀者今天看到的《長恨歌》就不壹定有這樣深刻的意義了。但我們也可以說，在表現李、楊愛情悲劇的同時，作者多多少少地甚至是無意識地的也宣泄了自己在人生經歷中的憾恨之情。由此看來，“長恨”者又何止是唐玄宗壹人呢？
對同壹部作品見仁見智的爭論，在文學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正如人們常說的：“說不清的作品未必是好作品，但好作品又往往是說不清的。”《長恨歌》作為壹首偉大的作品，其主題的復雜性是完全可以理解。在我看來，本詩至少從同情悲劇遭遇、感慨國事、個人經歷與情感的投射這樣三個角度體現了這種綿綿無絕期的“恨”。
文學作品的意義是在讀者解讀的過程中生成的，我的這種理解也許是偏頗的淺薄的，但畢竟是壹得之見。不妥之處，望識者斧正。
註釋：
[1] 唐汝詢《唐詩解》轉引自《文史知識》1983年第7期
[2] 參見趙翼《甌北詩話》
[3] 白居易《新樂府序》參見《隋唐五代文論選》
[4] 參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 第四編 隋唐五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