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竹制簡，首先須將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後刮削修治成狹長條的簡片，亦即古書中所謂“截竹為筒，破以為碟”（《論衡·量知》）。簡原有青皮的壹面稱為“蔑青”，另壹面稱為“蔑黃”，文字壹般寫在“蔑黃”的壹面。新竹水分多，易朽爛變形，所以還必須烘幹水分，這叫“汗青”、“汗簡”，也叫“殺青”。東漢應劭《風俗通》說：“劉向《別錄》雲，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汗，善朽蠢，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幹之。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吳越日殺，亦治也”。（《太平禦覽》卷六六。引）“殺青”後的簡，就可用來寫字了，所以後人常用作書籍的代稱，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後來人們寫定書稿，也稱為“殺青”。在幹燥少竹之地，常用木材制簡。上世紀末以來，人們在新疆南部、甘肅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發現西漢至東晉時期的木簡。制簡所用木材，多半是白楊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質軟，易於吸收墨汁，制作方法大體與制竹簡相似。
把單根的簡編連起來，就是“冊”，古書裏也常寫作“策”。參考《說文》所說，“冊”字“象其劄壹長壹短，中有二編之形”，可以知道，上下二道編，是古人編冊常用的方式。如果竹木簡冊較長，也有用三道編、四道編甚至五道編的。簡上的文字，經常是先將空白簡編連成冊，然後書寫。《後漢書·周磐傳》就說：“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壹篇”。已經發現的竹木簡冊，許多編繩雖已朽壞，但編痕處常留有空白，正是書寫時避開編繩的結果。簡上的字過去傳說是用漆書寫的，但已出土的簡冊上的文字，幾乎都是用毛筆蘸上墨汁書寫的，證明所謂漆書寫簡，只不過是壹種誤解。過去還傳說用刀在簡上刻字，也是壹種誤傳。古代有所謂“削”或“削刀”，也稱“書刀”，但它用來刪改文字，而不是用來刻字的。漢代劉熙《釋名·釋兵》說：“書刀，給書簡劄有所刊削之刀也。”所謂“刊削”，指簡上文字如有錯謬需要改動時，用書刀刮削，以補寫新字。所以《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唐顏師古說：“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也。”（《漢書·禮樂誌》顏《註》）
版牘是與簡冊形制不同的書寫材料，由長方形木板制成，兩面削治平滑，以供書寫。文獻中或稱為“版”（也寫作“板”），或稱為“牘”。《論衡·量知》說：“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另有壹種三尺（指漢尺）長牘，也稱為“槧’。據王國維考證，秦漢以來的版牘，除三尺之槧外，最長的為漢尺二尺，其次為壹尺五寸，再其次為壹尺，最短的五寸。版牘，壹般不用於抄寫書籍，而用於公私文書或信件。二尺之牘，用以寫檄書詔令；壹尺五寸的牘多為傳信公文；壹尺牘多用以寫書信，所以書信古稱“尺牘”；五寸牘多為通行證，是通過關卡哨所的憑證。出土的實物證明王國維的考證大體是正確的。如雲夢睡虎地號墓出土的兩件木牘，是戰國末年秦軍中黑夫、驚二人所寫的家信，壹件殘缺，另壹件全長23．1厘米，大致相當漢尺壹尺。四川青川郝家坪50號墓出土的兩件戰國晚期秦牘，有墨書文字的壹件，正面是以秦王詔令形式頒布的《更修田律》，背面記不除道日於支，長46厘米，約合漢尺二尺。由於版牘較寬，比起狹長的簡，更適於作圖，所以古代的地圖常常畫在版讀上。後來人稱標明國家領土區域的地圖為“版圖”，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