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關於孫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終包括文化原型和現實原型兩個層面。關於文化原型的探討影響很大，幾乎構成孫悟空原型研究的主體。其開始於本世紀初的兩位文學史大家魯迅和胡適，他們的學識、地位使他們的結論獲得了無可爭辯的權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顯得更具有原型意義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魯迅的“國產說”（即認為孫悟空形象是由唐人傳奇《古嶽瀆經》中的淮渦水神無支祁演化而來的，詳見《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卷九）和胡適的“進口說”（即認為孫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詩《羅摩衍那》裏的猴子國大將哈奴曼衍化而來的，詳見《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書店版）影響相當深遠，相繼生成的其他觀點亦與之大同小異，多無法繞過他們。
八十年代後，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魯迅和胡適的觀點開始受到質疑。其中，風行於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謂“混血說”影響最大。“混血說”的首倡者是持“進口說”的季羨林先生。他在《羅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孫悟空這個人物形象基本上是從印度《羅摩衍那》中借來的，又與無支祁傳說混合，沾染上壹些無支祁的色彩。這樣看恐怕比較接近事實。”這是“混血說”的濫觴。之後，蔡國梁、蕭兵等先生的論述（詳見蔡國梁《論孫悟空的血統》、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明確闡述了孫悟空形象原型與無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繼關系。混血說漸具形態。
八十年代末，張錦池先生率先將取經故事作為壹個完整的結構系統加以觀照整合，納入壹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師傳》，並將其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西遊記》雜劇、平話、小說等構成完整的流變系統。他從對“說話家數”的考辯入手，捕捉出潛隱於孫悟空形象流變過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碼，指出孫悟空形象在流變過程中曾經具有的長生、修煉、偷竊、好淫等特點，恰恰契合於道教系統的“修煉猿”，與佛教猿猴故事的“聽經猿”關涉甚少，從而論證了孫悟空的形象孕育於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發展於釋道二教思想的爭雄、定型於個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詳見《論孫悟空的血統問題》，《北方論叢》1987年第5期）。
張錦池先生的論述仍可以歸之為“國產說”，它為魯迅以來的國產說提供了紮實有效的論據，從而為諸多研究者所認可。
關於孫悟空形象的現實原型也壹直是人們關註的重點。影響較大有兩說。壹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釋悟空說。釋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車奉朝，天寶十年隨張光韜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羅國出家，貞元五年回到京師，在章敬寺修行。釋悟空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點也始自安西，並且回來時在龜茲、於闐等地從事翻譯和傳教活動多年，在當時的西域地區影響很大，亦在民間留下了許多事跡和傳說。由此，多有學者認為，在“取經”故事漫長的流變過程中，人們逐漸將釋悟空的名字與傳說中陪同唐僧取經的“猴行者”的名字聯系並捏合在壹起，逐漸形成後來《西遊記》故事裏的“孫悟空”藝術形象，似乎也不是沒有可能（參見孟繁仁《西遊記故事與西夏人的童話》）。目前，此說還留有進壹步研究和發現的空間。
張錦池先生從取經故事流變系統中亦得出結論，認為孫悟空的現實原型為《三藏法師傳》所載玄奘西行最困難時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孫悟空之於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於玄奘，（1）向導作用相類；（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師徒間微妙關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與“猢猻”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經，胡僧幫忙”易傳為“唐僧取經，猢猻幫忙”，從而也就為玄奘取經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機（詳見《〈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故事源流考論》，《求是學刊》1990年第1期）。作為“壹說”，張錦池先生的結論是否顛撲不破，還有待於學界的繼續研討。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報》的記者署名文章讓人吃驚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學學者段文傑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畫並根據歷史資料確證：孫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鄉在今甘肅省安西縣鎖陽城壹帶；甘肅省安西縣據此在日本東岡、東京舉辦了敦煌壁畫臨摹攝影展，影響很大雲雲。新奇之余，筆者重新拜讀了段文傑先生的相關著述《新發現玄奘取經壁畫考》等，得知，原來段文傑先生在孫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魯迅“無支祁”說，不過他認為孫悟空的現實原型是釋悟空，並沒有提及石磐陀，所謂“根據史料確證”雲雲在段文傑先生的論述中尋不到蛛絲馬跡。如此看來，可能是記者的疏忽導致了“張冠段戴”，以至誤導了數十家媒體的紛紛轉載（僅筆者於互聯網了解，即有十幾家媒體轉載了這壹消息），甚至加以生發。其結果，或許能實現為文學形象孫悟空落實籍貫的良苦用心，卻沒有表現出對學術前輩段文傑先生負責的態度。敦煌學是國際顯學，海外學者都十分關註其研究動態，當他們面對段文傑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體的炒作時，或許會提出疑問，甚至產生困惑。如此，則難免損傷段文傑先生以及相關媒體的聲譽。這不能不讓《西遊記》研究者和愛好者憂慮。
（作者系黑龍江大學《求是學刊》編輯部（150080）副編審，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載《光明日報》2002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