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朝文武著錦袍，閭閻與聯無分毫；壹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為爾曹。
這首詩有些“似曾相識”。原來，在朝鮮古典文學作品《春香傳》中有壹個情節：男主人公李夢龍在貪官卞學道的府衙吟了壹首詩：“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肴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李夢龍的詩與嘉慶帝詩的頷聯、頸聯差不多，要是放在今天，難免就要產生著作權的糾紛了。
據朝鮮文學史專家的說法，《春香傳》是經過幾個世紀的流傳、改寫，而於19世紀初葉定型的。嘉慶七年是1802年，正是19世紀初。那麽，有無可能是嘉慶帝當了“文抄公”呢？按理說，這種可能性很小。清朝以“天朝上國”自居，對朝鮮發生的事情不會太關註，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春香傳》成書後很快傳入中國，日理萬機的嘉慶帝更不可能有時間去讀朝鮮的文學作品(盡管也是用中文寫成)，所以，嘉慶帝抄襲李夢龍的可能性很小。相反，當時朝鮮對清朝朝廷則是非常關註的，朝鮮定期來華的貢使會收集清廷的各種信息向朝鮮國王報告，這些報告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朝兩國歷史的珍貴資料。嘉慶帝的詩既然是教訓文武百官的，自然會流傳出宮廷以外，朝鮮來華朝貢人員不會不註意這樣重要的信息。因此，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嘉慶帝的詩很快就流傳到朝鮮，被不知名的朝鮮文人所改寫，成了《春香傳》的內容。
現在回過頭談嘉慶帝。嘉慶帝名愛新覺羅·颙琰，乾隆之子、道光之父，廟號仁宗，是清朝入關後第五位皇帝。他在位的25年，正是清皇朝從“康乾盛世”走向衰落的過渡階段。史書記載，嘉慶三年(1799年)白蓮教首領王三槐在北京受審時的供詞提到“官逼民反”，嘉慶知道後受到很大震動。在涉及君權的問題上，清朝的皇帝基本上沒有糊塗蟲，嘉慶也是想有壹番作為的。所以，他壹直都重視“懲貪倡廉”問題。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龍禦上賓”，嘉慶帝親政後做的第壹件大事就是把乾隆的寵臣、大貪官和坤賜死。此後，他壹再發布整飭吏治的諭旨，也處置了多宗大案要案。例如，湖南布政使(相當於副省長兼財政廳長)鄭源勒索下屬、貪贓枉法，被查抄處斬。雲貴總督、漕運總督富綱因貪汙被判處“絞監候”(絞刑緩刑)。貪汙而不知悔改的雲南巡撫伊桑阿被判處“絞立決”(絞刑立即執行)。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嘉慶“反貪”的決心和力度。
在中國古代，不少皇帝罵貪官、罰貪官甚至殺貪官，但像嘉慶寫詩罵得如此痛快淋漓的卻不多見。從詩歌藝術的角度看，嘉慶禦制詩自非佳作，但更可以說明這是皇帝親自撰寫而非詞臣代筆。在詩中，嘉慶把百官看作自己和百姓的對立面，對百官生活奢侈、殘害百姓、辜負“皇恩”表示出沖天怒氣。“牛羊付與豺狼牧”的詩句，正反映了皇帝心目中的“君”、“臣”、“民”的位置：當官就像放牧壹樣應該把皇家的牛羊(百姓)養肥，誰知豺狼似的官員卻把牛羊吃掉，皇上當然不能容忍了。
然而，終嘉慶壹朝，貪汙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甚至更加嚴重。任何壹個封建皇朝都不可能解決貪汙問題，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是階級性決定的。而且，按清朝的制度，旅差、辦公費用和幕客、隨從的報酬，基本上要官員自己出錢，正常的薪俸、津貼(當時稱之為“養廉錢”)不足以維持公務運作和官員家族豪侈的生活，所以，大多數官員“不得不”通過各種名目獲得額外收入，這已成為整個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但是，在那時，“千裏為官只為財”，官員們取得額外收入，不會滿足於彌補公務支出，對金錢的追求則是“多多益善”。當貪贓枉法成為壹種規則、制度或者習慣，在官員中泛濫成災，那就不是皇帝壹首詩、幾份聖旨所能感動，也不是辦幾件案、殺幾個人所能震懾的。
嘉慶在位期間，清朝統治開始出現嚴重不穩。在乾隆把帝位“禪讓”給兒子嘉慶的當年，即1796年，震動川、楚、陜三省的白蓮教起義已經開始。清朝傾全部的軍事、財政力量，還千方百計發動地主階級武裝——團練，花了9年時間，好不容易才把這場起義鎮壓下去。在此期間，還發生過嘉慶八年(1803年)走投無路的貧苦人陳德在紫禁城門口行刺嘉慶的大案。嘉慶十八年(1813年)，華北的天理教發動起義，壹支幾十人的起義者竟然沖進了皇宮，把大內攪得天翻地覆(故宮的隆宗門至今還保留著起義者的壹枚箭鏃)。平民百姓行刺皇帝、幾十人的農民軍就打進宮廷，這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可見當時階級矛盾尖銳到何等地步。嘉慶在天理教起義平定後，頒布“罪已詔”，在自怨自艾之後，少不了對“諸臣”告誡壹番。這些話當然也不會有任何收效。7年之後，嘉慶去世，再過30年，中國歷史上最大壹次農民運動——太平天國起義終於爆發。
嘉慶帝的罵貪官詩並沒有罵出澄清的吏治，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亂”的發生。這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