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純詩雲：“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雲:“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生於晉武帝鹹寧二年，卒於晉明帝太寧二年，是兩晉之際傑出的文學家和訓詁學家，於王敦之亂中被殺，是其時晉室少有的忠臣。
然而縱觀郭璞壹生，盡管文辭斐然，但其仕途卻並不得意，終其壹身不過才是王敦幕府中的壹名記室參軍。究其原因，《晉書?郭璞傳》載：
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幹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患乎！”
雖然郭璞行為有失於檢點，然而相對於當時名士任誕的作風，郭璞的這點表現並不出格。郭璞不得重用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出身寒微，其父郭瑗，晉初任尚書都令史，終官不過建平太守；另外壹個原因就在於郭璞“妙於陰陽歷算”[57]、
“璞消災轉禍，扶厄擇勝，時人鹹言京、管不及”[58]，這與世人心目中的儒家形象大相徑庭而看起來更像方術之士，這對於當時急於打著尊儒旗幟，企圖恢復儒家正統思想的兩晉政權來說，並無太多利用價值，郭璞被授予高位顯然不可能。對於胸懷大誌的郭璞來說，這卻是個不小的打擊，然而他卻沒有勇氣同東晉統治者進行抗爭，心中的憤懣只能通過其他途徑宣泄出去，於是他仿效先人創作了大量的《遊仙詩》，用隱諱曲折的手法表達了自己的坎壈之懷。
如果說個人仕途的偃蹇是促使郭璞創作遊仙詩的內在原因，那麽社會環境的險惡則是導致其創作遊仙詩的外部動力。郭璞壹生所處的時代，正是中朝為外族破國而被迫南渡，南渡後既不思北伐又內亂不息的時代。郭璞對國家的希望被現實壹點點的刺破，而正當自己抱負難伸的時候，他又成為王敦的幕僚，卷入了東晉內部權力鬥爭的漩渦中無法擺脫。這種進退維谷左右為難的境地讓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他感到極端的失落，對現實也失去了信心，結果產生了對超現實的神仙世界的追求，以讓心靈有所寄托。正是為了滿足這種心理的需要，郭璞采用了“遊仙”這種詩歌題材來描繪神仙世界，以此展現自己的理想社會，表達自己的抱負，抒發自己對東晉社會現實的強烈不滿和憤慨。
《遊仙》憂心時事的精神與隱而不顯的風格，實源自《離騷》。《遊仙》詩形象鮮明，造語奇麗，名為遊仙，實為詠懷，在東晉詩壇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這組《遊仙詩》整體思想集中表明兩點：壹是現實人生包括對抗現實的隱逸，都是無望的，只有徹底超脫人生的神仙生涯是美妙的，因而組詩中壹再詠嘆隱逸不如遊仙；二是神仙生涯固然美妙，實則虛妄，根本不是人們有限人生中可望獲得的，因而組詩中壹再悲嘆遊仙無望，痛哭流涕，甚至施以諷刺。詩人思想似乎陷入壹個怪圈，從現實人生到理想仙境，神遊了壹番，竟回到隱逸的老路，依然是現實抉擇的起點。但這是螺旋上升的怪圈。詩人對隱逸的要求提高了，境界升華了，不停留在摒棄富貴、對抗仕途的思想、精神上，而要求完全超脫現實，徹底回歸自然，不復關懷國家命運，不再拘束人生境遇，從而使隱逸具有仿佛美妙遊仙的境界。
其五：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郭璞以遊仙寫失意之悲，與左思借詠史抒牢騷不平，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郭璞眾多遊仙詩中，除了表達自己坎壈命運“憂生之嗟”“憤世之嘆”外，
還花了大量筆墨描寫當時隱士的隱逸生活，表現了這些隱逸者高蹈遺世、悠然自得的生活，這就無形中擴大了遊仙詩的形態和機制，開拓了遊仙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新途徑，極大的豐富了遊仙詩的內容。郭璞遊仙詩的另壹個貢獻便是對當時士人的養生之道進行描寫，對當時隱士重服藥食氣等行為都有所展現。
其七：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柏。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章,鐘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煉五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其壹：綠蘿結高林，蒙蘢蓋壹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統。放情淩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
冥寂士在這裏指的是得道之人，而此所謂“道”者實為玄學精神，然而郭璞現實中卻縱性而行，盡情享樂，與玄學講求的養生之道大相徑庭，在史書中也未有郭璞養生之事，可見郭璞之所以為養生之術張揚和搖旗吶喊，不過是藉此以表達自己潛意識中的道家思想和玄風派頭罷了。
《世說新語?文學》劉孝標註引《續晉陽秋》說：“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至江左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直接將郭璞的五言詩歸入玄言詩，而且還影響到後來的玄言詩人許詢、孫綽等人。在其所著的《山海經註》、《山海經圖贊》和這組《遊仙詩》中，我們不難發現道教玄言的痕跡。仔細琢磨便可了解，兩晉之際日熾的玄風不可能不對郭璞的心理產生影響，而郭璞本人從小對道術的興趣、學習和政治上的失意，使得他對能提供精神解脫良方、實現心理平衡的玄學更是情有獨鐘。當然，盡管郭璞也玄學和玄言詩也有些瓜葛，但總的來說並不算多，所以鐘嶸在《詩品》裏面評價郭璞“《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詩品序》中也談到：“……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體”，《文心雕龍?才略》也評價郭璞“景純艷逸”，更多的將其取得的成就歸結為脫穎之作。
然而需要面對的是，自《遊仙》出，後之詩人卻取其談玄而遺其取象。《世說新語?文學》載：
郭景純詩雲：“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雲:“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
阮孚距郭璞生活的年代並不遠，對郭璞的創作思想應該說是相當了解的，但他卻將本來開朗、暢快的意境理解為“泓崢蕭瑟”，還稱之為“神超形越”，
這種驢唇不對馬嘴的詮釋不僅沒有被他人笑話，還被《世說新語》作為壹段文壇佳話記錄下來，足可見東晉及南朝人們的審美情趣專註於形神之超越而鄙薄塵世俗務。阮孚的有意曲解，也反映了當時士人的普遍心態。此外，鐘嶸所謂郭璞《遊仙》之作“辭多慷慨”，然而這些慷慨悲涼、昂揚壯大、“乖遠玄宗”之作，卻所見甚少，大部分作品都在歷次編書中逐漸被淘汰。由此可見，郭璞作品被其時有選擇的保留雖然是時代的悲劇，卻也是當時士人談玄心態的壹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