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到瓜洲古渡頭，
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歸時方始休，
月明人倚樓。
作品註釋
註釋：
這首《長相思》，寫壹位女子倚樓懷人。在朦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簾的山容水態，
都充滿了哀愁。前三句用三個“流”字，寫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釀造成低徊纏綿的情韻。
下面用兩個“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綿長。全詞以“恨”寫“愛”，用淺易流暢的語
言，和諧的音律，表現人物的復雜感情。特別是那壹派流瀉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憂傷
的氣氛，增強了藝術感染力，顯示出這首小詞言簡意富、詞淺昧深的特點。
「啄木曲」白居易
莫買寶剪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剪不得。
莫磨解結錐，徒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
莫染紅絲線，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
莫近紅爐火，炎氣徒相逼。我有兩鬢霜，知君銷不得。
刀不能剪心愁，錐不能解腸結。線不能穿淚珠，
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壹時歇。
zi liao:
壹、 關於校勘的工作
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最大的成果是校勘《白氏文集》工作的進展。為了論述的方便，先把《白氏文集》的成書過程與主要的版本的特點介紹如下。
白居易的文集經過了幾次編輯。長慶四年（824），元稹編集了《白氏長慶集》五十卷。此文集前二十卷是詩，後三十卷是文。大和九年（835），編為《白氏文集》六十卷。從此白氏的文集叫《白氏文集》。此文集並不是單純新增補了十卷，而是將增補的每壹首詩文都分別編在內容相似的《長慶集》各卷的後面。翌年即開成元年（836），編成了六十五卷本，開成四年編成了六十七卷本。會昌二年（842），白居易七十壹歲時，編成了七十五卷本。
這七十五卷本早就亡佚了。現在通行的是源於李從榮抄本的七十壹卷本。
進入北宋不久，詩在前面文在後面的“先詩後筆本”出現了。南宋時，白居易原來編輯的“前後續集本”與“先詩後筆本”同時通行。到明代，“前後續集本”被“先詩後筆本”壓倒了。
從此以後，很長時間，讀白居易詩文時，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壹直用馬元調校本。此馬本就是“先詩後筆本”。其祖本“南宋紹興本”也是“先詩後筆本”。其編次是與白居易親自編輯的文集原貌大不相同的。
相反，日本元和四年（1618），那波道圓據朝鮮本印刷的“那波本”（1929年載於四部叢刊）保存原來編輯的樣子。但是，文字上與“馬本”相似往往有由於後世人修改的錯誤，而且白居易的自註都被削了。岑仲勉以削註為主要的原因斷定“那波本”是日本人隨便編輯的書以後，中國學界到現在還低估此書。
太田又在《關於內閣文庫藏管見抄》（斯道文庫論集9，71.12）壹文，指出了《管見抄》此書比以往的看法更有來歷而提高了此書的地位。作者說，平岡、花房推定了此書是根據北宋刊本的，但是其正文與宋刊本不大相同，除了壹部分外，與“金澤文庫本”、《要文抄》很相似，因此可以看作是保存了舊抄本文字的書。
以對“金澤文庫本”、《管見抄》來歷的正確認識為武器，太田也推進了校勘別的舊抄本與各種刊本的工作。其工作可以分為下面三種：（1）關於鐮倉時代的諸本的研究；（2）關於新樂府諸本的研究；（3）關於“長恨歌”與“長恨歌傳”的諸本的研究。
關於鐮倉時代的諸本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論文是《關於（政事要略）所引之白氏文集》（史學45—4，73.10）壹篇。作者認為《政事要略》引用的《白氏文集》的底本與《管見抄》的文字很相似，由於此書成書於1062年，很可能日本過去有北宋最初刊行的《白氏文集》。
關於新樂府諸本的研究中，《關於神田喜壹郎氏所藏本文集卷三、四》（斯道文庫論集14，77）壹文特別重要。作者恢復“神田本原文”（還沒校訂時的本文）從而發現此書有很多地方與宋刊本相似。他解釋此現象說，“不應該認為抄本被改變而成與宋刊本相似的正文，反而應既認為宋刊本本身與唐抄本很相似。”
《關於我國傳存秦中吟諸本的正文及其訓讀》（斯道文庫論集16，79）討論了日本留下來的《秦中吟》諸本的正文和舊抄本及宋刊本的正文的關系，作者先整理《白氏文集》流傳的過程中其原本如何變化的問題，然後指出了以下幾點：（1）按著白居易本人的編輯過程，原本本身已有多種正文；（2）北宋刊本是否傳到日本不大清楚，但是日本無疑有其重抄本。所以正文及校合註雖然看來是據抄本的，但有時候其實是根據北宋刊本的重抄本的；（3）在中國，《新樂府》、《長恨歌》等很流行的詩歌，早就作為單行本通行了，同時原文也被改變了。總而言之，研究《文集》的原文是壹種很復雜的工作。根據校勘的結果，作者還指出：(1)舊鈔本《秦中吟》各首沒有詩題，這可能是白氏親自編輯的《文集》的面貌；（2）各種舊抄本之間也有原文的異同，其淵源可能在於白氏親手編訂的原本本身就不是壹種這壹事實。所以論文字的是非實際上很困難。
《關於長恨歌傳·長恨歌的正文——以舊抄本為中心》（斯道文庫集18，82)壹文，是根據作者多年研究舊抄本的成果校訂了《長恨歌傳》及《長恨歌》的原文的工作。附載“金澤文庫本”與神田博士所藏的《長恨歌》的模寫。
在上述研究中，太田不僅論述了日本傳存舊本的真正面貌，而且推定了唐抄本及北宋時期刊本的實際情況。
筆者在拙稿開頭說，中國的學界壹直不重視“那波本”，而且校勘的資料裏不包括日本存的舊抄本。中國的學界壹提起《白氏文集》的善本，就是“南宋紹興本”。中國學界不重視日本留下來的善本（或者不知日本留有善本的事實）的這壹傾向，從對《柳宗元集》的版本的態度也可能看出。中國學界以柳宗元“五百家註本”沒有完本（據中華書局《柳宗元集》校點後記等文章）。但是清水茂《日本留下來的兩種柳宗元集版本》（馮平山圖書館金禧記念論文集，82）介紹，日本留下幾部五百家註完本。
兩國學界今後如能更積極地推進資料及情報的交換，可免浪費時間。
但是，關於《白氏文集》，有可能日本學界對舊抄本的過分尊重卻引起了中國學界的抵觸與輕視。由於太田如此具體地探討了舊抄本的實質，“南宋紹興本”的優越性卻比以前更明白了。可以說，現在到了兩國的學者都放棄成見而推進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的時代。
太田最近寫的《關於我國現存的漢籍舊抄本——以白氏文集為中心》（創大亞細亞研究9，88，3）壹文，向中國學界指出，日本留下來的各種舊抄本與敦煌本壹樣是關於探討北宋版本以前唐代抄本通行的實際情況很有益的、很貴重的資料。這些舊抄本之間也有很多文字異同，其原因主要在兩方面，壹是五十卷本大集成立以前，他的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發生了改變，二是大集成立以後白氏本人所作的改變。最後作者強調，兩國學者都不應該把舊抄本單純看作是對立的版本，而應該***同努力進壹步提高校勘舊抄本的工作的水平。
太田的這些文章還沒集為壹書。關於“神田本”的研究著作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的研究》（小林芳規***著，勉誠社32）。
神鷹德治繼承太田的方法，進行校勘《白氏文集》的工作。他發表了《關於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影抄明刊（白氏策林）》（東方學61，81.1）、《關於慶安三年刊本（新樂府）》（日本中國學會報34，82.10）)、《關於朝鮮銅活字本（白氏策林）》（朝鮮學報106，83.1）等文章。
二、 關於詩歌的研究
壹、諷諭詩
戰前有鈴木虎雄《白樂天詩解》參看Ⅵ譯註之章。
神田喜壹郎《讀白樂天詩記》。（東方學報15 — 3，46.11。《神田喜壹郎全集Ⅱ》83.11）是神田作為《白氏文集》校註班的領導舉《白氏文集》開頭的《賀雨》提供譯述的範例的文章。
以後，關於諷諭詩的研究集中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較少。
此現象可能與此時期是日本人民根據戰敗的經驗建立民主主義日本而中華人民***和國剛剛誕生的時期有關系。尤其五十年代前半期的研究裏有壹種明顯的傾向，把白居易的諷諭詩認為是揭露和諷刺腐敗的社會現象的詩歌而贊美的。
花房英樹《白居易的文學（(說林3 — 5，51.5、3 — 6，51.6。世界思想社《白居易研究》71）壹文，很熱烈地論述，白居易為了克服當時的社會危機追求“經”的思想，在《詩經》(即詩的世界的“經”)的傳統快滅絕了的情況下誌願復興“詩道”的事情。
竹治貞夫《風雅傳統與白詩（德島大學學藝紀要·人文科學2，53.2）壹文，對於白居易的新樂府給了最高的贊賞，認為其特點在對民間疾苦的深刻同情，由於他創作這些詩歌，《詩經》的風雅傳統大大的復興了。
法國文學的學者桑原武夫在《新唐詩選續編》（巖波書店，54.5）壹書裏說，白樂天諷諭詩是人類的瑰寶。
社會黨黨魁而做過總理大臣的片山哲寫了《白樂天——大眾詩人》（巖波書店，56）壹書，這也是象征日本此時期思想情況的同壹種現象。
五十年代後半期出現比以前冷靜而客觀的文章。下面舉的文章都是不贊成中國學界給予白居易諷諭詩人、現實主義詩人或者人民詩人的評價的。
田中克己《白居易及其時代》（歷史教育616，58.6）壹文，指出白居易對諷諭詩傾註他熱情的時間很短，而且沒提起宦官的專橫、牛李黨爭等最重要的問題。
近藤春雄《關於白樂天的諷諭詩》（愛知縣立女子大學國文學會說林2，58.7）壹文，強調諷諭詩與左拾遺的官職有很密切的關系，它不但是兼濟之誌的表現，並且是渴望立功的表現。
堤留吉《白樂天的文學理論及其主張》（敬文社會61，載於春秋社《白樂天研究》69）壹書，論述杜甫詩歌是出於悲慘的境遇而很嚴肅，白居易的諷諭詩出於作為諫官的使命感而不大現實。
新海壹《對白樂天愛的認識——以諷諭詩（井底引銀瓶）為中心壹》（國學院大學漢文學會會報13，62.6）壹文，論述白樂天是個希望改造社會的理論家，他的實踐並不是徹底的，而諷諭詩是根據六義復古思想想出來的詩歌，它不能算是現實主義的作品。
鈴木修次《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圍繞賣炭翁壹（漢文教室100，71）。載於鳳出版《唐代詩人論下》73.4）壹文，論述白居易《賣炭翁》裏所詠的事情當時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了，白居易的新樂府則是中唐文學最後燃燒的表現，其作品裏已可以看出諷諭精神衰微的預兆。
平岡武夫《百煉鏡——白氏文集劄記壹》（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語學論集，74）、《論白居易的新樂府》（日本大學中國文學會·漢學研究11·12，75.1）《二王之後——讀白氏文集壹》（小尾博士退休記念中國文學論集，76.1）等文章，與其著作《經書的成書》、《經書的傳統》提出的觀點相呼應，都貫穿著將白居易的諷諭詩看作漢字國家的文化的結晶、“天下的世界觀”的表現的獨特看法。
最近的研究有下面幾篇。
赤井益久《李紳詩臆說》（漢文學會會報25，79）壹文，以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為主要的線索探討李紳《樂府新題二十首》的內容及其寫作背景。作者指出，其主題都是外交、藩鎮、邊境防備等關於異民族的問題，其創作的背景有李紳等諫官與當時用事的李逢吉之間因對外倭的政策不同的爭執。
其《中唐詩壇諷諭的系譜》（國學院大學院紀要12，81.3）壹文，則從白居易諷諭詩不會與當時的社會情勢、其它詩人、文學觀等沒有關系這壹角度出發，探討了白居易創作諷諭詩的背景。作者論述（1）元稹《敘詩寄樂天書》的十種分類，雖然以“諷詩”為中心分類，但分得太零碎混亂。白居易的分類就是讓自己的文學活動都進入他視野的、很簡明的分類。尤其他想出來與“諷諭詩”相互補闕的“閑適詩”的分類是值得特書的。元稹《上陽白發人》等作品是以統治者為讀者對象的專門為政治服務的文學，就是“諷諭詩”。對此，白詩的主題更廣泛、富於藝術性，而且其讀者對象包括人民。他確實開拓了“諷諭詩”的新的境界。（2）作為李紳、元稹等的前驅對白居易新樂府給與影響的是韋應物與顧況。顧況擬《詩經》作的《華陽真逸詩》十三篇，類似“諷諭詩”的性格，給白詩以很大的影響，作者最後揭示的中唐詩壇以諷諭詩為中心的交遊圖，有助於了解白居易創作新樂府的具體背景。
他的《韋應物和白樂天——以諷諭詩為中心壹》（國學院雜誌81 — 5，80.5）壹文，指出白居易新樂府不但受杜甫、李紳、元稹等作品的影響，在形式上、素材上也受韋應物的歌行和雜體的很大的影響。
寺門日出男《論白居易的（新樂府〉》漢文教室160，88.5）壹文，指出“新樂府”五十首不但是為了批評社會腐敗創作的，而且是打算超過從六朝到唐代流行的閨怨詩的藝術水平而創作的詩歌。
2、長恨歌·琵琶行的研究
（1）關於長恨歌
《長恨歌》的研究中最大的問題是《長恨歌》的主題。日本學者大都認為其基本主題是愛情的贊美。
戰前，鈴木虎雄在《白樂天詩解》（弘文堂，27。東京弘文堂再版67）壹書裏說，“長恨歌敘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懲尤物、誨淫’等的用意。如有，是失敗的。”
吉川幸次郎《新唐詩選續編》（巖波書店，54.5。築摩書房《吉川幸次郎全集》卷十壹，73）認為，它是根據對兩人愛情的深刻同情而創作的。
近藤春雄《論長恨歌》（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6，55.12）壹文說，它吟詠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世界，其主題是玄宗思慕貴妃而悲傷地逝世的長恨。
此外，與主題的爭論相關聯，關於《長恨歌》的結句“此恨綿綿無盡期”的解釋也有爭論。
吉川上述書把“此恨”解釋為“兩人的戀情”。
原田種成《長恨歌的結句》（漢文教室33，57.11）註目《左傳》隱公三年條有死於非命的靈魂永遠仿徨宇宙的觀念，把“此恨”也解釋為“貴妃在馬嵬死於非命，兩人不得不仿徨於不同的世界”的玄宗的悲哀。
對原田之說，鈴木修次在《長恨歌的“此恨”》（漢文教室34，58.1）壹文提出他的意見。作者舉白樂天及唐五代的用例而說，“恨”的意思很廣，如換言“戀情”意思還是差不多。
藤野巖友《長恨歌的終章和樂天的意圖》（國學院大學漢文教室13，62.6）壹文說，“恨”是玄宗對貴妃的不盡思念。
加納喜光《關於連理比翼的主題》（漢文教室118，76）壹文，舉《長恨歌》結句“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的“邊理”“比翼”，論述它都是男女在現實世界不能結合，死後在彼岸結合的象征，也是王德教化極盛的瑞祥。
松浦友久《詩語的“怨”和“恨”——以閨怨詩為中心》（中國文學研究3，77.12）。研文出版《詩語的諸相——唐詩筆記》81.4）壹文，深入探討了“怨”與“恨”的意義差異。作者指出，主觀上有可能解決困難卻沒能解決的情況產生“怨”的感情，悲嘆不可能解決困難的情況產生“恨”的感情。關於《長恨歌》的“恨”，作者認為原田的看法過於穿鑿，鈴木的看法無視兩語的意義和用法的差異，而論述貴妃永遠逝世此事，以皇帝的權力還是無可奈何，所以不應該是《長怨歌》而應該是《長恨歌》。
川合康三《論長恨歌》(《中國的人性探索》83.2）壹文，就《長恨歌》的結構問題，指出前半和後半都有“搜求——獲得——喪失”的情節，而且以這個情節為基礎前半和後半有對應關系。作者說前半用仙界的事物比喻地上的事物，後半用地上的事物比喻仙界的事物，再者貴妃的形象在前半只是個蒙天子寵愛的女人，在後半卻是積極傾訴自己的愛情的女人。這樣，《長恨歌》表現出了男女相愛的世界。
入谷仙介在《唐詩名作選》（日中出版，83.11）中提供了《長恨歌》的詳細的說明。作者認為，《長恨歌》是純粹的愛戀悲劇。白居易很勇敢地詠出新樂府批判當時的政治腐敗，他這勇敢的精神把專制君主的情事入為人類普遍的愛戀故事了。
西村富美子《長恨歌管見》（神田喜壹郎博士追悼中國學論集，86.12）提上幾個看法：（1）《長恨歌》最大的特點在其幻想性；（2）白居易本身把《長恨歌》分入“感傷詩”類，這事證明他寫作《長恨歌》的目的不在諷諭；（3）所以《長恨歌傳》最後的記述“懲尤物”則是無理的假話；（4）結尾如此豐富美麗的幻想，這可能是住在仙遊山的道士王質夫的影響。
（2）、長恨歌傳
近藤春雄《論長恨歌傳》（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4，54.4）壹文，對《長恨歌傳》進行探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說：（1）原來的《傳》就是《太平廣記》收載的簡短的文章。陳鴻企圖使自己的作品同《歌》壹起流行，假作仙遊寺會，把《傳》改寫了，這改寫的《傳》被載入《文苑英華》了；（2）“傳”包括“註釋”和“傳奇”這兩個意思，但是重點在後者。
對此，花房英樹《書評·近藤春雄，論長恨歌傳》（中國文學報2，55.4）壹文說，原來的《傳》是《文苑英華》的文章，“傳”的意思是“註釋”。
對此，近藤在《關於長恨歌》（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6，55.12）、《白樂天和唐代小說》(同9，58.12）兩文，又重申自己的意見，這次作者不論《太平廣記》與《文苑英華》的先後問題，堅持仙遊寺會是假想的看法，關於“傳”的意思則強調“傳奇”的己見。
他的《白樂天和唐代小說》（愛知縣立女子大學紀要9，58.12。《唐代小說研究》78，12第壹章第二節<唐代小說和白樂天>)壹文論述說，《長恨歌》富有故事性，這是受當時流行俗講的影響的結果。《長恨歌》的結構類似傳奇，對寫作《長恨歌傳》提供了很有利的條件。
前野直彬在《長恨歌和長恨歌傳》（<國文學解釋和鑒賞>66.11）壹文介紹了他們的爭論，關於原文的問題贊成以《英華》為原來的花房說，關於“傳”的意思贊成近藤的“傳奇”說，然後以《歌》和《傳》為線索揭示產了唐代傳奇的概觀。
柳瀨喜代誌《長恨歌傳考證》（早稻田大學·學術研究24—國語國文學編壹，75）壹文指出，《傳》有明確的意思敘述因君主迷戀女色引起政治混亂的經過來發揚王者之道德，從而得出結論說《傳》有與以愛情為主題的《歌》根本不同的創作目的。
（3）長恨歌序
《長恨歌序》是以“長恨者楊貴妃也”為開頭，以“今世人猶言玄宗與貴妃處世間為夫婦之至矣歌曰”為結尾全文二百七十字的《序》。其內容專門贊美兩人的愛情。江戶時代有很多刊本附載上序。當時人相信這是白樂天的自序。
近藤春雄《關於長恨歌的序》（愛知縣立女子大學·說林4，59.6）、福田襄之介《圍繞管家本長恨歌古寫本的問題》（東京支那學報8，61.6）、太田次男《關於長恨歌序的出現》（東方學69，85.1），都是探討日本留下來的《長恨歌序》的出現事情的文章。這些文章論證了，《序》是日本人作的，其作者最早是鐮倉時代中期博士家的人。
（4）琵琶行 因《琵琶行》沒有《長恨歌》那樣流行，所以關於《琵琶行》的研究比較少。在日本主要進行此項研究的是近藤春雄。
近藤春雄《談琵琶行》（愛知縣立女子短期大學紀要7，56.12）壹文說，《琵琶行》流露出的被遺棄的倡女的悲哀則是被貶謫的白居易的悲哀。《白樂天在我國——琵琶行的場合壹》（說林12，64.2）說，因為《琵琶行》是吟詠零落的倡女來申訴自己不遇的詩歌，所以不能象《長恨歌》那樣引起人民的同情。
近藤寫的有關《琵琶行》的文章，此外還有《關於琵琶行——文字的異同壹》（說林15，67.2）、《長恨歌·琵琶行和古文真寶》（明治書院·新釋漢文大系《古文真寶前集》季報，67）等。
星川清隆《白樂天的琵琶行和元微之的琵琶歌》（茨城大學文理學部紀要·人文科學7，57.3）壹文探討了《琵琶行》的文學性特色而對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看法提出不同的意見。作者說，（1）白詩對人生的詠嘆和彈琵琶的藝術美渾然成為壹體，此壹點白詩勝於元詩；（2）兩人詩歌都是繼承古樂府傳統而寫作的，所以兩篇有很相似的地方，不是陳寅恪說的那樣白詩模仿元詩所以相似。
近藤春雄關於《長恨歌》、《琵琶行》的研究，修訂後編為《長恨歌·琵琶行的研究》（明治書院，81.4）壹書。
八谷仙介在上述書中也提供了《琵琶行》的說明，指出其深層主題是對帝都長安的無限哀思。
（5）其他
山內春夫《王昭君詩考——特別是白居易的詩壹》（橘茂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80.11）壹文，縱觀了從王昭君本人的作品到明代詠王昭君的詩歌，論述說其主題大都是離鄉、離宮的悲哀，但是白居易的樂府《王昭君》詩二首其壹則吟詠對皇帝的思慕，而巧妙地把史書中的故事換骨奪胎表現女人的悲痛，雖然是小品但堪稱傑作。
3、閑話詩，陶淵明的影響
〔閑適詩〕 從古以來有很多人愛好白居易的閑適詩，但研究此類詩卻是最近才開始的。
以往的大多數學者，（1）把象閑適詩的詩歌也叫作閑適詩，認為閑適詩此詞匯不具備占古體三分類之壹的明確的作為分類語的地位；（2）認為閑適詩位於諷諭詩下；（3）認為閑適精神與功名心毫無關聯，往往強調其高潔。
最近出現了批評這些看法的文章。
西村富美子《關於白居易的閑適詩——下邽退居時壹》（古田教授退官記念中國文學語學論集，85）壹文說，白居易提出閑適詩的分類而堂堂主張閑適詩的意義，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史上劃時期的大事。並從退居下邽的詩作入手，開了系統探討閑適詩的端緒，作者舉“閑居”、“拙”、“懶”等語的用例和敬慕陶淵明的表現，論述了這時期的閑適詩表面上雖有閑適的情緒，但詩人心情實際並不閑適，與《與元九書》裏說的閑適詩的概念相互矛盾。
管野禮行《白居易詩中的慵和拙(上)》（漢文教室152，85.9）壹文認為，（1）閑適詩中頻繁出現的“慵”字很值得註意，此“慵”不是單純的不滿和怠惰的表現，而是願意不拘富貴榮達生活下去的表現；（2）寫作諷諭詩以前他已有這種願望，傾註全力於諷諭詩的創作時也寫作好象與諷諭詩正相反的閑適詩；（3）據《與元九書》，兼濟與獨善是表裏難分的壹對概念，立足於其上的諷諭詩與閑適詩之間並無主從關系。
管野在同題論文下篇（同153，85.12）裏指出，白居易用“慵”、“拙”這兩個詞，不但是受陶淵明的影響，而且是對嵇康的生活態度***鳴的結果。
筆者按，西村說“慵”不壹定限於白居易的定義，管野說應該按照白居易本人的定義理解“慵”的意思。兩人都依照白居易的定義探討閑適詩。但是閑適詩是什麽此問題，應該就閑適詩的實際加以探討。
川合康三《來到長安的白居易——喧騷和閑適》（集刊東洋學54，85.11）壹文，探討白居易在長安的喧鬧中如何克服了他的孤獨感的問題，作者指出，（1）韓愈誌於 “古”保證他的identity而恢復自信，白居易尋求閑適的快樂而克服孤獨感；（2）白居易的閑適是在獲得壹定的“名利”後才有可能的。
下定雅弘《白居易的閑適詩——其理論和變化》（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幻想人文學科論集25，87，3）壹文通觀閑適詩而探討其本質和變化，並且論述了古體三分類的形 成與消失的原因。
作者先摘出“帝都名利場”、“知足安分”等構成閑適詩的幾個觀念而探討這些觀念在各個時期如何結合、如何變化，然後指出下面幾點：（1）在江州貶謫生活裏他需要把回京復職的願望和退隱的願望都能肯定的理論，所以據孟子兼濟、獨善的理論而構思的諷諭和非諷諭詩的兩類；（2）關於大和二年編輯《後集》五卷時放棄了三分類的問題，花房歸
其因於古體的減少。但是做杭州刺史時寫作的古體的傾向裏已看得出三分類消失的預兆。在杭州時寫的古體詩裏根本沒有諷諭詩，閑適詩卻支配了古體的世界。這不但意味著諷諭詩這分類的意義沒有了，而且意味著閑適詩的分類的意義也同時消失了，因為閑適詩支配古體世界的原因在於兼濟之誌的衰弱，而且諷諭詩、閑適詩這對概念本來是基於兼濟和獨善之間搖擺不定的激烈的思想矛盾而形成概念。
高木重俊《白居易的閑適詩》（東書國語273，87.6）也不認為閑適詩位於諷諭詩下，說“諷諭詩表現士大夫的“公”的側面，閑適詩表現士大夫的‘私’的壹面。”他的《白居易（與元九書）——〔諷諭詩和閑適詩〉》（《中國的文學論》汲古書院87.9所收）壹文，以《與元九書》為主要的資料略論了白居易的文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