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說過：“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貧賤者易生焦渴，富貴者易生厭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貧賤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歸因於外部困難的阻迫，維持對自己的信任。而富貴的厭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沒法向別人賴賬，必須自己承擔全部責任，不能不內心恐慌。貧賤者的焦渴是處在幸福的入口外，還有追求的目標，種種希望尚存。富貴者的厭倦則是面臨著幸福的出口，繁華幻影已在身後破滅，前面只有目標喪失的茫然和清寂。這樣比起來，東坡先生所言不差。難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輿入輦，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寒熱之媒；皓齒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濃，腐腸之藥。”亦如德國人尼采說的：“人生的幸運就是保持輕度貧困。”他們都對富貴瞪大了警惕的眼睛。人類雖然不必太富貴，但總是要富貴的。東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義終不是積極的辦法，不能最後解決靈與肉、心與物這個永恒難題。只是現代不少人富後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實是壹樁遺憾。
蘇東坡壹生坎坷，但總是能安能樂。如果說陶淵明還多了壹些悲屈，尼采還太容易狂躁，那麽蘇東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壹個對任何事都有興趣的大孩子，是壹位隨時能向周圍的人輻射出快樂的好朋友，是壹位醉心於藝術探索、政治改革以及興修水利的實幹家--可見他的安貧不意味著反對“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親切並發出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