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
賈生年少虛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
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
作為現實生活中的每壹個人，是絕對無法徹底跳出人文世界而超然索居的。於是當站在山河大地，面對壹已存在的蒼茫的有限時空時，人的心靈常不免翻湧出追求無限沖撞未來的意願，興起自我形單、生命企求圓滿密合的心態。李商隱這首《安定城樓》 就是登高而眺，對著長空宇宙所抒唱出的壹種磅礴之情和郁勃之調。
“迢遞高城百尺樓，綠楊枝外盡汀洲。”登樓縱目，眼前展現的是壹片闊大而旖旎的境界。涇州城綿長高峻，近處楊柳泛綠，春物芳菲，景色撩人；而柳蔭之外，於迷濛之中可見水中沙洲，煙波浩渺，將詩人的視線引向了遠天。詩壹開篇，雖是寫景，但卻隱現出了登臨縱目時的憂憤情懷和傲然獨立的詩人形象。這首詩作於唐文宗開成三年(838)，這壹年，李商隱試博學宏詞而落選，客遊涇州 (今甘肅省涇川縣)，寄居在他嶽父涇原節度使王茂元幕中。正是春風吹綠，柳煙繚繞的時節，詩人為了排遣郁悶的心情，走出幕府，登上涇州的安定城樓，縱目遠眺，由六盤山迤邐而來的涇水，穿過壹片荒涼的沙灘，在春日的陽光下柔靜地泛著天光。他想起了自己家鄉玉溪那山光水色，想起了玉陽山裏的道觀仙影。許多年了，為了理想到處奔波，歷盡艱難的路程，無人理解自己的追求，得到的只是誤解，甚至誹謗。如今，國勢江河日下，朝政混亂不堪，自己的心中更是充塞著難以訴說的苦悶。“迢遞”，本是形容涇洲城綿長高遠的樣子，但它卻包容了詩人的許多幽怨。站在涇州城頭，只見峰回路轉，野曠天低，長安不見，大有天邊淪落之感，面對無邊春色也難興起兒多愉悅之情，詩人是懷有許多隱憂的。起首二句，看來是平平寫景，其實寄托深微。憂憤的情懷，迷離煩亂，掩抑低回。
時非我時，春非我春，憂憤之中，詩人想到了歷史上的兩位人物。壹位是 “賈生”，壹位是王粲。“賈生”，即西漢的賈誼。清人王應奎曾說：“先生之稱，自 《論語》、《曲禮》 始；老先生之稱，自 《史記·賈誼傳》 始。其有止稱曰先而猶言先生者，見於《史記·晁錯傳》學申韓刑名於軹張恢先所是也；有止稱曰生而亦猶言先生者，如 《漢書》 賈生、伏生、董生之類是也。”可見，“生”並非象《中國人名大辭典》 說的那樣：“以其年少，又稱賈生。”而是壹種尊稱。賈誼是西漢初期的著名政治家，他在年青時所上的 《陳政事疏》 中針對諸侯王割據勢力膨脹和匈奴貴族侵擾的現實，指出：“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壹，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提出了壹系列鞏固中央集權的建議，但終因朝臣的反對，而不被采納，落得個 “虛垂涕”，也就是空垂淚的結果。王粲是東漢末年詩人，“建安七子”之壹。在當時北方大亂的局勢中，王粲十七歲時從長安流浪到荊州，投靠荊州刺史劉表。他曾在春日登湖北當陽城樓，作了有名的 《登樓賦》。賈誼、王粲向來是李商隱所同情和敬仰的人物：“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論。”(《賈生》)“賈生遊刃極，作賦又論兵。”(《城上》)“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李商隱此時也是落第遠遊之際，當他登上安定城樓的時候，自然會同這兩個歷史人物產生***鳴。賈生垂淚的忠憤，王粲登樓的嘆息，不覺映現心頭。賈生滿懷報國熱情而上書天廷，然而卻空空壹場，只有空自流淚，壹個“虛”字，可見無補於實際。王粲於亂世中四處周遊，依劉表而登樓賦慨，希望王道壹平，假高衢而騁力。但最終也只是“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這兩位千古知己都是年少才高，沈淪抑郁，正和此時佇立於安定城樓的詩人壹樣。“更遠遊”著壹“更”字，微妙地透露出了不得已之情。辛酸之狀，歷歷若現。這種情形正如清末明初的金聖嘆在《選批唐詩》 中所說：
言今日我適在此安定，彼旁之人不知，則必疑我有何所慕而特遠來，至何所得方乃舍去？此殊未明我胸前區區之心者也！夫我上高城、倚危墻、窺綠楊、見汀洲，方欲呼風亂流，乘帆竟去。何則？滿懷時事；事事可以垂淚；時正春日，日日可以遠遊。大丈夫眼觀百世，誌在四方，胡為而曾以安定為意哉！
這是壹種磊落之情，表現在詩中則是壹種蓄勢。低回婉轉、幽怨哀嘆中滿蘊著壹種沈郁之氣。
當詩人的憂憤情懷通過即景抒情和借歷史人物以托喻自己的抒寫之後，便筆峰頓起，章法突變，用直接、明朗的詩句進壹步抒發懷抱：“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永憶”，是說常常想念，終生向往。“江湖”，是指離開官場歸隱的地方，“扁舟” 即小船。這裏是暗用了春秋時代範蠡的典故。範蠡佐越王勾踐，“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 (見 《史記·貨殖列傳》)。這兩句是說，我時常憶念著江湖上自由自在的生活，想等到白發年老後再歸隱。我希望能幹壹番回天轉地的大事業，然後便飄然地乘壹葉扁舟泛滄浪而去。在這裏，“永憶江湖”是懷淡泊名利之心；“欲回天地”是抱建功立業之誌。李商隱所表現的這壹願望也是封建時代文人的***同心誌。遠在晉代的左思就說過：“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詠史八首》 之壹) 獨善其身與兼濟天下，隱居與用世說起來是如此輕松，實際上在他們的理想中從來都是糾纏不清，充滿矛盾的。這就是中國士人典型的儒家心態：“超然”與“介入”。壹方面，與社會保持壹定的隔離狀態，經營著自己那壹塊清高的領地，進行著文化價值的創造與操作性運用；壹方面又對整個社會表示極大的關註和充滿使命感，站在超個人功利的宏觀立場上領導輿論、批評時政，發揮社會良心的功用。這樣，就造成了中國封建土人的雙重性格，同時也為自己的發展之路設下了層層障礙。它不象西方士人的完全超然，古希臘的知識分子以超然現實社會，窮究自然之道自命，將為學問而學問視作人生的最高使命；寧肯找到壹個因果性的解釋，也不願獲得壹個波斯王位。表現出的是壹種超凡脫俗的翩然風度。相形之下，中國知識分子說是“超然”，實則超而不然，從理性上誰也離不開“終南捷徑”，不是象古希臘人那樣窮究自然秩序的科學原理，而是將壹切知識興趣落實到現實層面，不離日用倫常之道的現實生活。這就決定了他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自覺的參政意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如此傳統而沈重的社會使命感長期地、緊緊地挾迫著、壓抑著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為此而憂傷，而亢奮，而奔波，而呼號，到頭來，壹個個只能是喪失了自我，這或許說就是中國士人的悲劇之因。李商隱也並未掙脫這個束縛，相反，表現的還更為典型。只不過是將這種心態化作具體可感的形象而高度概括出來。巧妙之處就是他不在於空談偉大的政治抱負，而是渲染出旋轉乾坤的雄偉氣魄；不泛寫功成身退，而是以扁舟遠去的形象說明問題。兩句詩既表達了壹個偉大的理想，又塑造了壹個超然而去的飄逸的形象，感情深沈，意境渾融，前壹句“永憶”和後壹句“欲回”互為銜接，互為對仗，形成了壹個控縱轉折的關系： 要歸隱江湖，必須有壹個條件，那就是在歸隱之時必須是在回轉天地之後。壹個“永” 字，有力地表達了詩人畢生的追求與崇高的理想： 既要扭轉乾坤，又不貪戀祿位。這是多麽想得開，嚴謹而不失灑脫，遒勁且充滿磊落。相傳宋代的王安石特別激賞這聯詩，“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壹人而已。每誦其…… ‘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 ……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之。”(《蔡寬夫詩話》)清代的查慎行亦說：“王半山最賞此聯，細味之，大有杜意。”(《查初白十二種詩評》)這兩句詩所表現的封建社會才誌之士的積極向上的精神和對社會的使命感，以及凝煉堅實，沈博叠宕的構思手法確實與杜詩相似。它通過錯綜復雜、自然凝重的句式，巧妙地將回轉天地的宏大豪邁的偉願與歸隱江湖的瀟灑飄逸的風度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統壹在壹起，將博大浩渺的天地同飄零如葉的小舟放在壹個對比極其懸殊的畫面上，無形中增強了詩的美學效果。風格確實與杜甫詩相似。王安石之所以擊節稱贊，恐怕是因為此詩也道出了他的心聲。
在抒寫盡了自己的抱負之後，結尾壹聯筆鋒陡轉，表示了 自己對功名利祿的淡泊，正告鬼蜮小人不要妄自猜測。詩人在這裏用了 《莊子 ·秋水》 的典故：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鹓雛，子知之乎！夫鹓雛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鹓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耶？
莊子在這裏將自己比作鹓雛，將惠子比作鴟，將梁國的相位比作腐鼠，說明自己並不屑於個人的利祿，而妳們卻硬將腐鼠當成美味，並且還自以為我象妳們壹樣對它感興趣，來同妳們分享而嚇得要命，說起來這也真是可笑。李商隱運用這個寓言來結束全詩，可謂至巧至妙。他將自己的崇高抱負和偉大願望同貪戀“腐鼠”的小人們的卑鄙茍且心理作了鮮明的比照，尖銳地諷刺了那些區區計較個人功名利祿的平庸之輩，有力地抨擊了排斥誣蔑自己的朋黨勢力。在對比中升華了自己的理想。
古來登樓賦好詩，這似乎己成定論。王粲的 《登樓賦》，王勃的《滕王閣序》，王之渙的 《登鶴雀樓》，崔顥的《黃鶴樓》，杜甫的《登嶽陽樓》，柳宗元的 《登柳州城樓》，許渾的 《鹹陽城西樓晚眺》等等，都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這大概就是“憑高獨攬蒼溟遠” (陳去病《自廈門泛海登鼓浪嶼有感》)的緣故吧。登樓遠眺，視野擴大，心胸開闊，“天風浪浪，海山蒼蒼”(司空圖 《詩品·豪放》)，大自然的浩浩無垠同人的精神境界相契合，自然會產生壹種雄渾而宏偉的風格，或蒼茫，或深沈，或豪放，或憂憤，自然會唱出慷慨郁勃之調，作出最大的審美發揮。李商隱這首登樓之作，在壹般登樓者視野開闊、浮想聯翩的***同感覺上，又別具深度。它不同於崔顥、許渾的萬裏鄉思；也不同於王粲、柳宗元的憤懣和愁絕，更不同於王之渙的哲理和杜甫的氣勢，而是將歷史、現實、將來三個時間層次集中到安定城樓的空間之上，塑造了壹個懷有百感蒼茫之情和慷超起然之氣的富有悲劇意義的高士形象。
在藝術上，這首詩境界闊大，風骨健舉。首聯的即景感懷，頷聯的曠古憂憤，腹聯的磊落抱負，尾聯的憤世嫉俗，形成了壹個完美而嚴謹的結構。壹般來說，李商隱的七律詩多用非現實中的事物組成壹個個意象，表現壹種極難以現實理念解說的窈眇幽微的情意和瑰奇神秘的色彩，使作品完全以感性之感受為主，而不註重理性的說明。而這首《安定城樓》卻恰恰相反，它完全以冷靜的理性去表達自己深厚而博大的情感和襟懷。如果說李商隱詩是壹位以感性為主的詩人，那麽這首詩則別出他眾作以外，而成為壹首風格獨異、理性突出的力作。這種獨異性，正是得杜甫之藩籬的結果。它在平而流暢的詩風裏，有著幽深的寄托和沈郁的風致。情感波瀾既層層回旋，又曲曲深入，前半部還是低回哀嘆，後半部卻忽開異境，萃然振起，蒼莽春景與高士形象達到了完美的結合。高遠深沈，飄逸挺拔，這絕妙的藝術創作，使其成為義山七律詩中壹首難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