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壹個古老的傳說：當追日的巨人誇父因饑渴而轟然倒地的壹瞬，他盡最後的力，拋出手中的杖。那桃木杖劃空而墜，深深地植入黃土地——長出壹片桃林，為子孫解饑渴。
當我們的詩人杜甫歷盡磨難，於壹葉扁舟伏枕托孤之際，他油然記起了遙遠的傳說：‘持危覓鄧林。’鄧林，那世世代代覓覓尋尋的桃樹林啊！可潦倒的天才卻沒意識到他手中的桃竹杖也早已劃空而過，化作文化史上另壹片鄧林——那星空般熠熠閃爍的壹千四百多首杜詩，哺育著壹代又壹代華夏子孫！（林繼中《杜詩選評·前言》）
如果說有哪壹位詩人，基於深厚的歷史原因，他走向了底層、寫盡了苦痛，他的作品也因之擁有了持續凜然的生氣（陸遊《遊錦屏山謁少陵祠堂》有句雲：“古來磨滅知幾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壹事，忠義凜凜令人思。”），成為壹種恒久性的精神存在，從而施與中國文化以難以估量的影響，這就是杜甫。杜甫的壹千四百多首詩，令人強烈地感受到其中所蘊蓄凝塑著的民族魂魄的深——那種沈雄勃郁的憂患感和詩中時時跳蕩著的血誠之心。正是這來自民族靈魂深處的感應與召喚，使杜甫在後人眼裏，具有了綿亙不移的精神誘力，“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壹個大詩人，四千年文化中最莊嚴、最瑰麗、最永久的壹道光彩”（聞壹多《杜甫》）。人們徜徉於杜詩的世界，對之進行不懈的讀解與探究……
關於杜詩的閱讀體驗，李綱與文天祥的講述最可深味。李綱《重校正杜子美集序》雲：
……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壹見於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
文天祥《集杜詩·自序》曰：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為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為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為吾用，非情性同哉！
“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但覺為吾詩，忘其為子美詩”，這是怎樣的壹種契合感啊！契合感之生成，“無他，時為之也”（黃宗羲《陳葦庵年伯詩序》）。這是身處民族危難中的士人們才能有的理解與體味，誠所謂“閱世乃知其恨”，“親涉是境方會”（劉須溪批杜語）。杜甫所以被歷代士人深厚地敬仰與關註，歷史情境的相似性因素，顯然是不可忽視的。憑借在災難性的民族、個人命運中累積起來的慘痛經驗而獲得了打開杜詩世界的鑰匙，因之，他們的讀杜詩，更多地帶有壹種對自身的深層反顧——對他們而言，杜詩是有著***同生命經驗、***同生命情感的世界。
以是，每當罹患亂離，人們都會不約而同地以超乎平日的真誠回歸到杜甫和他的那壹部“詩史”中來。
不消說，明末清初士人的縈懷杜甫、熱衷杜詩也是如此。
於皇（杜濬）詩師法少陵，身際滄桑，與杜陵遭天寶之亂略同。故其音沈痛悲壯，讀之令人酸楚。（清·陳田《明詩紀事》）
張蓋字覆輿，吾永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負制舉，名非所好，好詩。……甲申後忽自摧折，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陵神韻。（申涵光《張覆輿詩引》）
諸如此類的例子，論者所見多矣，何必壹壹具引。梁啟超曾說：“本來壹姓興亡，在歷史上算不得什麽壹回大事，但這卻和從前有點不同。新朝是“非我族類”的滿洲，而且來得太過突兀，太過僥幸。……這種 *** ，喚起國民極痛切的自覺，而自覺的率先表現實在是學者社會。”（《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杜詩學在明末清初的再度興起，很大程度上緣於這壹代士人的“痛切的自覺”——既“自覺”地發現自己與數百年前“詩聖”的精神感應：從社會意識、民族感情直至個人的悲劇感受，從而也“自覺”地加入到杜詩詮釋的隊伍中來——這也算得上是他們遭受厄運後的***同的學術選擇之壹種吧！
無庸置疑，懷著痛切自覺的“學者社會”是杜詩意蘊的最佳詮釋者，惟有他們才最有條件傳達那份***有的生命經驗與生命情感、體貼入微地來闡發壹部杜詩，特別是發掘杜詩中倫理、人格的內涵，這壹在特殊時期裏倍受關切的意義層面。我們尤感興趣的是，人情倫理、政治信念，包括君臣關系諸多壹時間殊為敏感的話題，也都紛紛借著闡發杜詩的當口隱約曲折地傳達出來。無論是王嗣奭《杜臆》的“因詩悟道”說，還是錢謙益關於《洗兵馬》諸詩“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的箋釋，或是金聖嘆《杜詩解》“今日經書滿腹者，君臣之際，往往難言，始信先生此詩，不可不讀”（《吾宗》）的感慨……凡此種種，都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這壹代註家在時代震蕩、歷史巨變中通過註杜多方反省“當下”的拳拳用心。而這種反省，在某種意義上不乏自我批判的性質。正是這等空前的使命感、社會責任感，還有清醒的歷史感與現實感，使明末清初的杜詩學對於明末清初那壹段歷史如此的貼近，因而杜註也就近乎成為註家與時代關系的表達式。此外，以歷史巨變為普遍背景，在沈重艱難的生活情境下，杜註中還融合著註家較為個人的也更為細膩的人生體驗。在被清廷拘執的抗清誌士李長祥，與大明王朝壹同步入衰暮而又“不知倦”的“八十老人”王嗣奭，親歷明末之急征暴斂及清初之催征督科的張羽——各色人等關於杜詩的著述裏，我們總能讀出不少屬於他們自己的“讀杜心得”來，郁郁不平者有之，深厚蒼涼者有之……體現於不同杜註乃至同壹杜註不同篇章中的這種種不同的況味，正是註家精神對象化的壹種表現。詮釋過程中，最讓註家感到愜意的，也許就在詮釋者與被詮釋者的某種契合吧，這契合能引領註家走向作品的深處，使之既準確地把握了作品，也借著對作品的詮釋向讀者很好地闡發了自己。
盡管並非所有明末清初的杜註都能在如上義項中獲得解釋，也並非所有出現在這個時期中的杜註都無壹例外地直接由慘痛歷史巨變所激成，隨著“明末清初”這個大時段由“明末清初”之“初”向“明末清初”之“中”之“後”推移，杜註必然或多或少地呈顯其階段性的差異：在那些逐日平息了由“易代”所帶來的壓抑、悲慨心緒的註家們那裏，新的生活情境給了他們別的種種同樣影響其註杜的人生體驗。我們在後起註家或為“仰答主眷”（汪灝《知本堂讀杜·自序》），或因舉業無望，甚或只為課兒而註杜的選擇裏，也確乎看到了他們的別種精神欲求——盡管如此，融貫在後起杜註中的諸多問題也還仍然得由“易代”中尋求答案。從仇兆鰲的袒朱（朱鶴齡）斥錢（錢謙益）、浦起龍之斥“虞山（錢謙益）輕薄人”的言論以及他們在杜詩箋釋中極力維護杜甫“惓懷君父”的壹面裏，我們在在感到，盡管“易代”作為史實早已經過去，但它作為壹個事件的影響卻遠沒有消歇，它像是這個時代的壹種癥候，讓新政權的統治者時時警惕著，從而加強其對於意識形態的監控，從而也無可避免地影響著杜詩學的諸多表現。
詮釋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的作品，但我們卻從中讀出“當代”意味來——明末清初杜詩學者詮釋杜詩所體現出的“深”與“切”，往往不在註家隔離時勢的懸解上，而在註家深味人生事故的見識上。明末清初杜詩學者的精神走向在詮釋杜詩時的上述滲透，不由得讓人想起法國史學家兼文藝批評家丹納在其《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中曾說過的那句名言：
如果壹部文學作品內容豐富，並且人們知道如何去解釋它，那麽我們在這部作品裏所找到的，會是壹種人的心理，時常也就是壹個時代的心理，有時更是壹個種族的心理。
明末清初杜詩學所展現的不正是這樣壹種極耐人尋味的文學——文化現象嗎？細想壹下，在整個杜詩學的歷史流程中，再沒有壹個時期像明末清初這樣融匯著如許豐富的時代元素，似乎也再沒有壹個時期像明末清初這樣發人深思、誘人探索。
今天壹些學者將明末清初杜詩學作為研究對象，可以說正是基於如上所說的豐富性與誘惑力。不過，對杜詩學本身的探索，我們要做的，並不是去尋找隱含於其中的所謂“人的心理”“時代的心理”“種族的心理”，而應該是循此終端反溯回去，即以對杜詩學所寄寓的時代背景、歷史條件以及註家的個體生活經驗及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種種“心理”的考察為線索，尋繹其作用於杜詩學的種種進路，由此呈現明末清初壹百多年間杜詩學發展的大致脈絡。
施特勞斯在《如何著手研究中世紀哲學？》壹文中說到：
誰都承認，如果非得研究中世紀哲學不可，便不得不做到盡可能確切和明智。盡可能確切是指，任何細節，無論多麽微不足道，都不能認為不值得花大力氣仔細考察；盡可能明智是指，在具體研究所有細節時，必須始終銘記整體，須臾不可見木不見林。
如果我們的理解不錯的話，施氏是在告訴我們，整體研究應當擁有細節支持，而對作為支持整體的各細節的研究又必須具備壹種整體視野。這話很可以拿來作為我們研究明末清初杜詩學的壹根標桿。探詢明末清初杜詩學的整體進程，必須建基於對杜集具體（而非籠統）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厘清各個杜集之間縱橫交錯的異同關系，從而勾勒出這個階段杜詩學發展的歷史脈絡。這樣壹來，就要求每個個案在被我們作為“細節”研究之後有可供提取的“整體”意義，而要做到這壹點，即“在具體研究所有細節時，必須始終銘記整體”。我們認為，所謂“始終銘記整體”，不應該只是壹種意識，還要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說應該有壹以貫之的觀照模式，亦即在某個視角支配下的研究方式。因為所謂“整體”，亦不過是壹個相對而言的概念，不同的觀照模式會產生不同的整體。
這個時候，不消說不能忘了明末清初杜詩學的“學術”之維。很多時侯，廣闊的時代背景、復雜的歷史條件正是聚焦於“學術思潮”而影響於杜詩學的，同時註家個人的生活經驗與心理體驗也往往會影響他個人的學術追求從而體現在杜詩註中，而明末清初又恰值學術從理學到樸學轉型的關鍵時刻。如所周知，明王朝的崩潰、滿洲的入主中原帶給學者社會的不只是心理上的激烈震蕩，更引發其思想上的痛苦反思。“當時的學人將明亡歸因於道德淪喪、倫理秩序崩潰，並認為它是由空洞淺薄的理學思辨引發的”，他們確信，“只有反省前代學術的失敗，才能為哲學和精神的復興，以及有效解決現實問題找到出路”（參看艾爾曼《從理學到樸學—— *** 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因此，在具體研究過程中，就應該在“知人論世”的基礎上進壹步以“學術思潮”以及此思潮下個人的學術趣尚為主線展開，研究範圍可以據此來圈定，內容結構也可以據此來劃分。
總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際，杜詩學者較之以往要遠為自覺地借著註杜、釋杜觀照他們的時代，這也是明末清初杜詩學最有意味最堪深玩之所在吧！
（作者單位：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