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州和同谷沒能留住詩聖，杜甫與甘肅擦肩而過，成了隴右士人揮之不去的壹件憾事。杜甫原來是真心想在秦州住下來的，他曾同贊公和尚幾次前往西枝村（距天水五六十裏，通往麥積山的途中），希望找到壹處向陽的搭建草堂的宅地，但終究未能如願。
我們不妨作個設想，假如當年杜甫果真找到了滿意的結廬之所，將是怎樣的情景，歷史會改寫嗎？舉世矚目的杜甫草堂就坐落在了天水，而不是成都？流芳千古的詩句將把秦州人文送上中國文學史的最高殿堂？將不是丞相祠堂，而是伏羲廟堂，不是錦官城，而是“秦州城裏柏森森”？有詩聖的詩句為證，不怕別人把羲皇故裏搶了去。順著這條思路暢想下去，麥積山，南郭寺，卦臺山，三陽川應該早就名滿天下了。試想杜甫如果在秦州聽到平叛勝利的消息，那首千百年來使人們熱淚盈眶的名句豈不成了“隴外忽傳收薊北”？隴原便成了人們心儀和註目的地方？
歷史畢竟不能改寫，壹切都是自娛自樂的瞎想，可是當年杜甫為什麽要離開隴右呢？為什麽就住不下來呢？通常的說法是難以維持生計，而為什麽難以生計呢？僅僅是隴右偏僻，貧困，少食，缺乏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迫使杜甫去采藥，摘橡果嗎？為什麽不替杜甫設身處地想想當時的人文環境呢？
沒有官員的支持是最要緊的原因。當年秦州沒有慧眼識人才的嚴武式的官員，不能給杜甫特殊的關照。壹個同谷縣宰先是寫信邀請杜甫去同谷安家，而去了之後又爽約變卦，使杜甫進退維谷。杜甫當時是落魄棄職的小官，詩名還不大，詩聖的名號是唐以後儒家師徒封的，想必當時隴右文化界並未看重這位日後的詩壇巨星。隴右地僻，民風閉塞，大約待人漠然、冷落了我們的詩聖。
而杜甫到了成都頗為順利，有官員的支持，有鄉紳的資助，有鄉鄰的友善，還有詩友的唱和捧場，草堂很快落成。杜甫的身心也舒展起來，他欣賞語燕新巢，近水沙鷗，接受故人供米，村釀老酒。在歷盡困頓之後，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家。杜甫雖然在成都草堂只生活了4年，但這是他詩歌創作生涯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地方。他壹生漂泊，居無定所，就其本意來講，他最希望在長安天子腳下生活，以做官實現平生的理想。然而命運多舛，杜甫註定與京城和宦海無緣，卻成就了他永垂史冊的詩名。在成都及其後來在蜀地輾轉期間，是杜甫詩歌創作走向藝術顛峰的時期，因此成都草堂就成了詩聖的象征。
隴右士人深深遺憾這歷史的擦肩壹過，大約是為了彌補缺憾，考證出天水曾建杜甫草堂有八九處之多。成縣將杜甫住過壹個月的地方擴建為杜甫祠堂，後改名杜甫草堂，作為旅遊重點項目。其實杜甫在這些地方僅僅借住過三四個月，室未築，何言堂？不過是希望詩聖能在隴右多留些遺跡吧！難舍的文化情結使甘肅文化人念念不忘杜甫的100多首隴右詩，稱這是杜甫繼“三吏”“三別”之後，又壹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達到新高度，對後世產生極大影響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作品。
論起杜詩，不禁使人想起壹代偉人毛澤東的評價來，當他以政治家的角度看杜詩，曾大力推薦“北征”等反映社會狀況的作品，而他以詩人的口味品唐詩時，卻說杜詩少詩味，更喜歡三李，尤其是李白。這本來是很正常的個人喜好，而當時壹位頂級名人卻為此寫了壹本揚李罵杜的書，惹出壹場超出文學評論的道德人品官司，至今為學術界所不齒。總之，將杜詩作為“詩史”看的，多是史論家和政治家，尤其研究文學史和社會史的專家，認為杜甫的每壹首詩都很重要。而從藝術角度來欣賞，人們更喜歡杜詩中詩味濃厚的篇章，更喜歡吟誦“潤物細無聲”“感時花濺淚”“不盡長江滾滾流”“門泊東吳萬裏船”這些韻味無窮的詩句。隴右詩，包括“秦州雜詩二十首”，多是記敘性的，恐怕是杜甫當年以詩為書信，告知親友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的吧。其用來研究唐代隴右歷史和社會風貌有價值，但當做文學作品欣賞，畢竟少了些詩味。
隴右沒能留住詩聖的確遺憾，而遺憾的事卻不僅此壹樁。隴上這塊地方很奇怪，能夠孕育發源許多偉大的東西，但發展和輝煌卻是離開了它的時候。秦人發跡於隴南，而東去關中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集權的中央帝國，禮縣大堡子山只留下秦公殘缺不全的陵園。無獨有偶，建立周朝的周人先輩也是在隴東興起的。再往前追溯，伏羲始起於隴地，而演八卦於中原；黃帝葬於橋山（即現在慶陽市正寧境內），而後來祭陵於陜西；許多歷史上甘肅籍或祖籍甘肅的著名人物，飛將軍李廣，詩仙李白，草聖張芝，針灸創始人皇甫謐等，都是建功於別地，揚名於他方。這種現象似乎遺傳了下來，凡是甘肅出生或在甘肅工作過的政界，學術界，企業界，藝術界以至新聞電視界的傑出人物，大都離開甘肅後作出非凡的業績。難道這裏缺乏人才成長和發揮的環境條件？難道這裏除了貧困落後還少了些人文關懷？難道這塊土地只耕耘不收獲？
杜甫離隴右而去，畢竟是歷史的過客。甘肅怎樣尋找過去那創造性的基因，優化環境和條件，留住人才並吸引人才，是應該謀劃並付諸行動的長久大計。（陳少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