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語言界的主流看法是文言文來自於先秦時期的口語。“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 （《古代漢語》 王力著),“文言文是我國古代的書面語，在先秦時期，它與口語基本壹致。《論語》《孟子》中記錄的對話，大體上就當時的口語” （《語言學綱要》葉蜚聲等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西方表音文字的理論搬到中國來。世界各國，除了中國（日本是個特例，日文中漢字和假名並用，漢字表意，假名表音。) 其他國家都用表音文字。表音文字與口語關系密切，直接記錄口語發音，是口語的書面符號。如亞裏士多德所說: "言語是心境的符號，文字是言語的符號“，這說的就是古希臘語之類的表音文字。表音文字起源於口語，這是無可置疑的。
但漢字的性質與拼音文字完全不同。漢字是世界上碩果僅存的表意文字（也有人說是”意音文字“，即也有部分表音的功能，如形聲字。但無論如何，表意的功能更為主要)。表意文字，顧名思義，是直接表意的，直接就是”意“ （概念、事物、思想等等）的符號，而不像表音文字那樣，是符號的符號。 所以表意文字和口語的關系並不像表音文字那樣緊密，把西方表音文字和口語的關系理論用在漢字和文言文上，並不恰當。現代語言學的鼻祖索緒爾就說過: "對於操漢語的人而言，表意文字和口說的詞都是概念的符號；文字是（除口語之外）第二種語言。“（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 。漢字與口語尚有距離，用最精煉的漢字組成的文言文與口語的距離，更不可能是後來才形成的。
先讀幾段先秦的文字：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左傳 · 曹劌論戰》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論語 · 學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
這些文字有壹點口語的影子嗎？難以想象先秦的人們會這麽咬文嚼字地說話，何況當時絕大多數人還是文盲，生存條件很惡劣。就憑常識，那些胼手胝足的販夫走卒的說話也不太可能這樣滿口之乎也者，字斟句酌，惜字如金。
從下面壹些現象來看，文言文並不代表當時的口語。
先舉壹個最簡單的例子，如果先秦文言文中記錄了當時的口語，就是說基本上反映了當時口語的全貌。可是為什麽先秦文言文中都不見先秦的粗口或臟話？凡口語，必有以羅列性器官或性事為樂的粗口，如 “操”， "日", “FUCK" 等等，古今中外都無例外。從這壹點來說，如果先秦文言文是當時的口語，就需要壹個前提：先秦人民全是戒了粗口、非禮勿言的聖賢之士（或者文明市民）。
世界上各大古文明都有史詩傳世，唯獨漢族沒有。史詩作為由說唱藝人口口相傳的民族集體記憶，在我們漫長的歷史中壹定也有過。只是沒是沒有被記錄下來。原因應該就是當初的唯壹書面語文言文與口語的脫節，無法記錄當時的民間口語文學。除了史詩之外，戲劇、神話、民間故事等等上古時期的口頭文學，都沒有，或者沒有被系統性地記錄下來。或許 《詩經》中的《國風》是個例外。《國風》源自民歌，但不會是原滋原味的民歌。周朝設有采詩之官，專司收集各地的民歌以供統治者了解民情，並作為貴族教育的教材。在當時，《詩經》的地位遠非壹般民間文學可比，作為《六經》之壹，被當作行為準則和道德規範，微言大義，地位神聖。如《左傳》中動不動就引用《詩經》來判斷某些人與事的正確與否，作用堪比後來的宗教經典。地位既然如此重要，《詩經》中來自民間的那部分(即《風》）就不會是原汁原味的民謠，而應當是經過整理、提煉和改寫，並使其符合文言文的規範並配得上《經》的崇高地位。
殷商時期的甲骨文證明，漢字起源於占蔔，（也許有別的起源，可能書寫材料字不如甲骨那麽耐久，沒有保存下來。沒有證據，不好亂猜。）是蔔巫們為了與神交流並記錄神的旨意而創造的。不管什麽文字，作用都是為了承載信息，用於交流。但我們還要區分是與人交流還是與神鬼交流。如果與人交流，肯定要用與人類的語言相通的文字，讓別人能讀得通。但與神鬼交流，文字就只需進行交流的專業人士（蔔師、巫師們）看得懂，並且他們自以為神鬼也看得懂，這種文字與人類的語言無直接聯系。
古人們在神靈崇拜上的狂熱，是今人很難想象的。在溫飽都難以為繼的當時，他們會在宗教上的投入驚人的人力物力。比如古人留下的偉大建築，極大部分都是神廟、教堂、清真寺、雕像之類的宗教建築。埃及和南美龐大無比的金字塔，也應該歸類於宗教建築。世上很多文化都起源於宗教。漢字起源於宗教，也並不是很奇怪的事。
從書寫文字的材料角度，也說明最早的漢字只能是用於宗教用途。後世發現的古巴比倫和古埃及的文字，都是刻在泥版或者石碑石柱上，其用途非常明確，是為了記錄或者交流傳播，總之是為了給當代的人或後來的人看的。而甲骨文，顧名思義，是刻在是龜甲或者牛羊的肩胛骨上。 材料昂貴而不便於世俗的記錄和傳播，只可用於占蔔。如果當時的文字也有世俗用途，就不會只用這兩種又珍稀、使用起來又不方便的材料，而會像古巴比倫和古埃及壹樣，用方便易得的泥版或石頭書寫（這兩種材料比甲骨文更易保存，如果曾經有過的話，不會不被發現。至今發現的最早石刻文字，是秦國的石鼓文。大規模的石碑文化起源於漢代。）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有了字，可以通神靈，是壹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漢字最初既然是用來與神打交道的，行文自然要莊重、精練，而不可用日常的大白話。作為壹種宗教語言（又稱“聖事語言")，能掌握的只有寥寥無幾的蔔巫之官。這必須是壹種非常專業的語言，任何專業語言都不可能是口語化的。那些高高在上的蔔巫們，即使是為了顯示他們的專業性和神秘性，想必他們也不會用平常說的大白話與神交流。出於他們之手的專用於神鬼對話的蔔辭，就是文言文的祖先，也可以說是文言文的起源。
此外，我們還可以以電報為例。 幾十年前，手機還未出現，有線電話也是罕見之物。當時最快捷最平民化的通訊方式是電報。電報論字收費，多壹個字就要多付壹個字的錢。雖然每個字才三分錢，雖然不貴，但在大多數人每月工資不過幾十元的當年，如果文字多了，加起來也是壹筆可觀的支出。因為要計算成本，除了政府機關等的公務電報，發電報的人力求精練以求省錢。所以，沒人會用平時的口語來寫電報。下面幾個就是當年常見的電報文: “母病速歸”，“明日K589車接站”，＂款已付速發貨“。言簡意賅，無壹字多余。
同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文言文除了與口語脫鉤也是別無選擇的事。漢字最早的書寫材料是甲骨以及後來的竹簡，材料的缺乏（殷地並不產龜，龜甲來自是遙遠的南方進貢的，非常貴重）、書寫困難（上古文字遠比現在繁雜，並且是用刀刻，後來才有毛筆），寫作的成本很高。為節約成本，寫作必須非常精練，力求用最少的字數表達最多的內容。只有文言字才合乎這壹要求：精練濃縮、信息密度大、性價比高。“環滁皆山也”，就是壹個著名的例子。如果當時都用大白話寫文章，成本就太高了。估計沒人耗得起。耗得起材料耗不起時間，耗得起材料和時間，耗不起倉儲和物流。都說孔夫子“學富五車”， 就是說他讀過五輛牛車的書，即五車的文言文竹簡。如果換成白話文，同樣的內容可能十輛牛車都不夠。光是運費就要大大增加。經常“累累若喪家之犬”的孔夫子，想來不會太富裕，不壹定負擔得起。文言文雖然難懂些，但普及文化不是當時的要務。只要占人口極少數的那些識字的精英們能懂能用，在當時相對簡單的社會環境裏，也就夠用了。
文言文與電報不同的是，電報使用的面不廣，時間也不長，不足以使其形成自己的體系。但文言文在先秦的時候，就已經有幾百甚至上千年的發育，形成行文精練、句法靈活為特色的語法體系。如使動、倒裝、詞性靈活轉換等等。（靈活的語法實際上是為行文精煉服務的。用字省了，就不太講究語法。如使動用法，就很明顯地為了節約用字）如："環滁皆山也", "縱江東父老憐我而王我”。這種句子，在口語中是不可能出現的，不管是現在，還是先秦時期。
文言文的特色除了上面說的精練之外的另壹特色就是雅。
《易·乾卦文言疏》：文謂文飾。 （故有成語“文過飾非”）
《史記·諡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湣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
在漫長的文言文時代，掌握讀寫能力的只有極少數上層精英，“文以載道” 是他們的追求。不可能是怎麽說就怎麽寫。除了精練濃縮，惜字如金，還要非禮勿視，以文雅為要務。粗鄙下流的粗口和市井用語，絕無可能入文。即便是用來記錄口語，也不會是像今日的白話文壹樣直接記錄成文，而是按照某種規範翻譯成文言文，使之精練文雅。
即使在文言文早已退出歷史舞臺的當今，許多重要的文字，如壹些碑刻、公告、祭辭等等，還是以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文字書寫（比如出了名的《浙大120周年公告》）。原因無非也是人們公認文言文更文雅、更莊重。
所以，從壹開始，文言文就是不依存口語，而是與口語平行的另壹獨立書面語系統。文言文的這種現象，符合語言學家 Charle A. Ferguson 在1959年提出的“雙言制”說法：
“雙言制是 壹種相對穩定的的語言使用情況。在語言的主要方言（含壹種或加上數種區域標準）之外，還存在壹種與之渾然不同的、高度編碼的（通常語法也更復雜的）高層變體，為使用書面語的受尊敬的大量群體使用，源於早期文獻或另壹個言語社區。這種變體多數情況下要通過正式教育才能學會，且主要用於書面語和正式談話。但在該社區的日常語言中並不使用。”
文言文作為漢語的高層變體，與口語脫節。這種說法比較適應文言文的歷史發展脈絡：在起源階段，它是掌握在少數宗教專業人士手中的聖事語言，用於與神鬼交流，自然不用讓壹般大眾聽懂。在以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文言文是作為“帝國語言” 而存在。（大部分當代語言學家都把文言文和羅馬帝國的拉丁文、拜占庭的古希臘文以及後來大英帝國時期的英文壹起當作典型的帝國語言）。因為它實際上已經是壹種支配接觸交際和行政管理語言。而帝國由少數掌握讀寫能力的精英階級控制著。在中國這樣壹個擁有無數方言的國家裏，因為表意文字僅帶有語義信息而沒有語音信息，帝國之內講各種不同方言的人甚至講不同語言的人（如越南、朝鮮、日本）只要獲得讀寫能力，就可以互相交流，這有利於帝國的統壹。
文言文的這種超脫口語的性質，使得它在歷史長河中壹直保持超穩定性，不隨口語的變化而變化。幾千年來口語變了又變，發音、用辭、語法等等已經面目全非，但文言文依然故我，千年如壹。也正因為文言文的這種獨立性，也使得當文言文到了日本、朝鮮、越南，在與當地口語全無關系的情況下，可以被當作唯壹書面語，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來壹直用之無礙。
文言文與口語之間的如此脫節，讓我想到《古代漢語》這門課程或專業學科的命名並不準確，因為其研究的對象主要只是古代漢語中的書面語即文言文這種高層變體。在這門課程中，除了古代的音韻外，極少論及古代口語（平心而論，確實也很難研究，因為主流書面語，也即文言文，離口語太遠，無法保存當時口語的真實面貌。唯有明朝以後興起的話本小說，多少還能保存壹些當時的口語。）根據索緒爾的理論：“語言學的對象不是詞的書面形式加上它的口語形式；只有口語形式本身才是語言學的對象。” ，《古代漢語》對古代口語涉獵極少，應當改名為《古代漢文》或者《文言文研究》才比較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