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蟬》
唐代：李商隱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壹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譯文
妳棲身高枝之上才難以飽腹，雖悲鳴寄恨而無人同情。
五更以後疏落之聲幾近斷絕，可是滿樹碧綠依然如故毫不動情。
我官職卑下，行蹤飄忽不定，家園難返，故鄉的田園也早已荒蕪。
煩勞妳的鳴叫讓我能夠警醒，我也是，家徒四壁，舉家清苦。
註釋
以：因。薄宦：指官職卑微。高難飽：古人認為蟬棲於高處，餐風飲露，故說“高難飽”。
恨費聲：因恨而連聲悲鳴。費，徒然。
五更（gēng）：中國古代把夜晚分成五個時段，用鼓打更報時，所以叫“五更”。疏欲斷：指蟬聲稀疏，接近斷絕。
碧：綠。
薄宦：官職卑微。梗猶泛：典出《戰國策·齊策》：土偶人對桃梗說：“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後以梗泛比喻漂泊不定，孤苦無依。梗，指樹木的枝條。
故園：對往日家園的稱呼，故鄉。蕪已平：荒草已經平齊沒脛，覆蓋田地。蕪，荒草。平，指雜草長得齊平。
君：指蟬。警：提醒。
亦：也。舉家清：全家清貧。舉，全。清，清貧，清高。
賞析
此詩先是描寫蟬的境遇，後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來，直抒胸臆，感情強烈，最後卻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蟬身上，首尾圓融，意脈連貫。全詩以蟬起，以蟬結，章法緊密，對蟬的刻畫與詩人的情意婉轉表達到了渾然交融與統壹，是托物詠懷的佳作。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首聯以蟬的生活習性起興。“高”以蟬棲高樹暗喻自己的清高；蟬的“難飽”又與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難飽”而引出“聲”來，所以哀中又有“恨”。但這樣的鳴聲卻是徒勞，並不能使它擺脫難飽的困境。這是說，作者由於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貧，雖然向有力者陳情，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最終卻是徒勞的。這樣結合作者自己的感受來詠物，看似把物的本來面貌歪曲，因為蟬本來沒有“難飽”和“恨”。作者這樣說，看似不真實了，但詠物詩的真實，是作者感情的真實。作者確實有這種感受，借蟬來寫，只要“高”和“聲”是和蟬符合的，作者可以寫出他對“高”和“聲”的獨特感受來，可以寫“居高聲自遠”（虞世南《詠蟬》），也可以寫“本以高難飽”，這兩者對兩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實的。
五更疏欲斷，壹樹碧無情。”頷聯是說，五更以後疏落之聲幾近斷絕，滿樹碧綠依然如故毫不動情。
蟬的鳴聲到五更天亮時，已經稀疏得快要斷絕了，可是壹樹的葉子還是那樣碧綠，並不為它的“疏欲斷”而悲傷憔悴，顯得那樣冷酷無情。這裏接觸到詠物詩的另壹特色，即無理得妙。蟬聲的“疏欲斷”，與樹葉的“碧”兩者本無關涉，可是作者卻怪樹的無動於衷。這看似毫無道理，但無理處正見出作者的真實感情。“疏欲斷”既是寫蟬，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蟬說，責怪樹的“無情”是無理；就寄托身世遭遇來說，責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蔭庇而卻“無情”，是有理的。詠物詩既以抒情為主，所以這種無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頸聯是說，我官職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園長期荒蕪雜草早已長平。
頸聯來壹個轉折，拋開詠蟬，轉到自己身上，這壹轉就打破了詠蟬的限制，擴大了詩的內容。作者在各地當幕僚，是個小官，所以稱“薄宦”。經常在各地流轉，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處漂流。這種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懷念家鄉，更何況家鄉田園裏的雜草和野地裏的雜草已經連成壹片了，作者思歸就更加迫切。這兩句好像和上文的詠蟬無關，暗中還是有聯系的。“薄宦”同“高難飽”、“恨費聲”聯系，小官微祿，所以“難飽”、“費聲”。經過這壹轉折，上文詠蟬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又回到詠蟬上來，用擬人法寫蟬。“君”與“我”對舉，把詠物和抒情密切結合，而又呼應開頭，首尾圓合。蟬的難飽正與我也舉家清貧相應；蟬的鳴叫聲，又提醒我這個與蟬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園蕪已平”，不免勾起賦歸之念。錢鐘書先生評論這首詩說：“蟬饑而哀鳴，樹則漠然無動，油然自綠也（油然自綠是對“碧”字的很好說明）。樹無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蟬棲樹上，卻恝置（猶淡忘）之；蟬鳴非為‘我’發，‘我’卻謂其‘相警’，是蟬於我亦‘無情’，而我與之為有情也。錯綜細膩。”錢先生指出不僅樹無情而蟬亦無情，進壹步說明詠蟬與抒情的錯綜關系。
詠物詩，貴在“體物為妙，功在密附”。這首詠蟬詩，“傳神空際，超超玄著”，被朱彜尊譽為“詠物最上乘”。詩人借蟬棲高飲露的個性來表現自己高潔的品格，可謂借物詠懷的典型。
擴展閱讀：李商隱成就綜述
李商隱的詩歌流傳下來的約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觸及時政題材的占了相當比重。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於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於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壹種特殊形式。無題詩是李商隱獨具壹格的創造。它們大多以男女愛情相思為題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轉，辭藻精麗，聲調和美且能疏密相間，讀來令人回腸蕩氣。幼年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隱的世界觀基本上屬於儒家體系，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渴望有所作為的。同時，他頗能獨立思考，很早便對“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教不以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這樣大膽的想法。在詩歌創作上，他起初醉心於李賀奇崛幽峭的風格和南朝輕倩流麗的詩體，曾仿照它們寫了許多歌唱愛情的詩篇，如《燕臺》、《河陽》、《河內》等。待屢次下第和被人譖毀的遭際向他顯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嶇不平，他的詩便開始表現出憤懣不平之氣和對社會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變以血淋淋的現實打開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創作上都大進壹步。這時他寫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詩，批判腐朽政治已相當深刻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