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考古認定墓主人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發現帶文字尤其有姓名的墓碑、墓誌、印章、刻有姓氏的遺物等。這次不但有“魏武王”字樣的遺物面世，還能與相關文獻記載互為印證，依照考古復原的邏輯性，確證“曹操墓”的要素皆已具備。換句話說，假使沒有發現帶“魏武王”字眼兒的遺物，即便就是真的曹操遺體或者骨架完好地埋在墓裏，考古上也不敢妄斷那就是曹操本人的真身。可見，文字性遺物的舉足輕重性，堪稱斷定墓主人身份的定尺天條。
可這類刻有“魏武王”字樣的最硬檔文物，卻偏偏被不少質疑者認為是最有硬傷的證據。從埋藏角度說事者認為，這類遺物是從盜墓者手裏收繳來的，真假難辨；或者說墓葬被盜，是有人故意埋藏在墓裏的；還有人指出曹操部下也有可能隨葬被曹操賞賜的武器，故而非曹操墓。另外影響最大的，是在“魏武王”謚號上做文章，認為曹操生前無此稱呼，是他死後才有的追謚，刻有“魏武王”的石牌和石枕，怎麽可能成為陪葬品？憑此斷定曹操墓，自相矛盾，很不嚴謹。要之，考古學者提供的證據鏈都是斷裂破碎的，條條依據都有漏洞。
來自各方的群起質疑者，以關註歷史的學者和社會人士為主，多無專業考古背景，也沒去過考古工地現場，信息源基本來自媒體報道。因此，他們的評判既有言之有道的推理，也不乏對媒體消息的誤判。比如上面提到的“魏武王”遺物來自盜墓者而不足信的說法，已有考古現場實有出土而不攻自破。再比如“魏武王”遺物是後人故意埋藏而非曹操死時隨葬的說法，屬於假設範疇，除非掂出證據，充其量只有50%的可能性。至於曹操部下受賞而隨葬“魏武王”武器說，若壹件兩件興許能說得過去，可發現那麽多件，就不太可能是賞賜所能自圓其說了。何況那件刻字的石枕如果也屬賞賜之列，那就更說不清道不明曹操和屬下到底是什麽關系了。
可見，逐壹解析這類質疑“魏武王”刻字文物的說法，大都是貌似有理、疑似有據的說辭。相對於考古學者提出來的系列證據，質疑者們多有抓住壹點，不計其余的味道。更有甚者，還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幹的多是謎面未解，又添謎團的攪局事。其中流傳最盛、影響最大的是所謂“魏武王”謚號說。但持該說者似乎沒來得及做足考古常識或者傳統民俗的功課，就匆忙上陣，掀簾子搶答，粗看仿佛不無道理，但多多少少有誤社會和大眾，特需解構如下：
首先，什麽是謚號？壹般詞典上說，即古代君臣後妃等有地位的人死後，根據他們的生平事跡與品德修養，評定褒貶，給與壹個蓋棺定論似的評價。但問題是，到底是死後什麽時候追謚呢？是死後幾月或者幾年之後才追謚呢？還是像《爾雅·釋詁》註疏“謚”字說的那樣：“人死將葬，誄列其行而作之也”呢？如果“人死將葬”，也就是即將下葬的時候就可得到謚號，那麽“魏武王”石牌和石枕隨葬在曹操墓裏，不就很正常了麽。準此，則質疑者反而該接受反證了。
其次退壹步講，就算“魏武王”石牌和石枕確實是後來等到曹丕登基做了皇帝才追謚的稱號，當時不可能與曹操同時隨葬，那也還有後來的時間可以放進曹操的墓室裏去。墓葬發掘多了的考古學者大多有過這樣的經驗，就是漢魏以後的合葬，往往是壹個墓室要前後埋葬幾位逝者，這些逝者不太可能都是同時去世。換言之，後去世的人下葬，總是要重新開啟墓門再埋葬進去。像曹操墓裏現在發掘出來的壹男二女三位逝者，恐怕也不是壹次性下葬的。如果比曹操晚去世的女性下葬，為什麽不可能再把追謚了“魏武王”的石牌或石枕後帶進去呢？故此，“魏武王”刻銘文物出在曹操墓裏，無甚異常。
另外順便還要說到的是，考古學界根據出土文字證據確認墓主人的案例不止於曹操墓，例如早年發掘的著名長沙馬王堆漢墓男女主人身份，就是因為發現了“利蒼”、“辛追”、“轪侯之印”等印章或遺物，從而確證了墓主人就是長沙丞相及其家人的身份。換言之，同樣都發現了帶有姓氏名號的文物，既然馬王堆漢墓主人身份不被質疑，那曹操的身份不予承認，就有點太不合考古常規了。如果考古學者經過論證，認定了是曹操墓，卻捂證不發，慎行訥言，封鎖消息，那在這個越來越提倡知情權的社會，比質疑聲更大的責難，恐怕會更令考古學者處境尷尬。
考古圈內的人都知道，像曹操這等名人墓葬的考古工作，時間壹長，難免不走漏消息，容易引發以訛傳訛的結果。適時地把階段性的發現和研究成果對外公布，既是對廣大公眾的壹個交代，也有主動接受公眾評判和其他專業領域人員壹道參與討論的目的，這恰恰反映出考古學者與日俱增的公眾職責和社會義務。說這是急於求成，是借機炒作，是匆忙定論，是打造曹操墓的推手等等，我覺得都不太符合考古第壹線工作的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