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成為語言的簡單嫁接
評論家們認為，在普通話寫作實踐中，寫作者早已感受到其中的不足和限制，並以各自的方式對普通話進行挑戰和“突圍”，方言寫作激活了母語的生命力。如作家劉震雲在談到自己的語言追求時就說到：“漢語在語種上，對創作已經有了障礙。這種語種的想像力，就像長江黃河的河床，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沙化了，那種幹巴巴的東西非常多，生活語言的力量被破壞了。……我們的語言在沙漠裏呆得太久了。”作家張煒覺得，他用登州方言寫《醜行或浪漫》時，達到了“長期寫作生涯中夢寐以求的狀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感。
還有人指出，對於壹個“生活世界”的語言與普通話差別很大的作家來說，寫作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翻譯”：“生活世界”——“生活語言”——“寫作語言”。作家直接用自己的“生活語言”（方言）進行寫作，更接近生活的真實，更接近文學的本質。張煒甚至說到：“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語言，文學寫作從根本上來說還不能依仗普通話，因為它是壹種折中過的語言。”
同時，評論家們還指出，現在的壹些方言寫作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方言寫作，並對某些進入文學作品的方言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為，方言寫作的概念只存在於某些方言中，如以《海上花列傳》為代表的吳方言文學和以粵語戲曲、雜誌為代表的粵方言文化，因為這兩種方言有著其獨特的造句、構詞、表意、造字方式，說寫可以合壹。
而對於某些方言來說，漢語和漢字相對來說是脫離的，說和寫是兩碼事，說話可以用方言，落實到紙上只能用全國通行的漢字，從根本上不具備寫作的可行性，是不可能完全進入文學作品的。這種方言只有經過作家“翻譯”、加工後，才能進入文學作品，這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方言寫作。
用這樣的方言寫作，作家的“翻譯”能力至關重要。而現在有些作品中的方言卻變成對語言的壹種簡單嫁接：在普通話的句式中加入壹些方言語助詞，將部分通用詞匯替換為形似而嗦的方言詞。這樣的語言與其說是方言，不如說是地方普通話，成為既不成普通話又不成方言的“二不像”。
並不等於民間立場
“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的真正獨創性在於，運用民間方言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語言，從而揭示出壹個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們意識到的民間世界。”對於方言寫作所顯示出的民間立場，所開拓的新的創作空間，評論家們大多表示了肯定、贊賞，他們認為，方言寫作用民間語言來表現民間，民間世界通過它自己的語言才真正獲得了主體性，這比用規範的現代漢語來表現民間要生動得多、真實得多。作家們看似在做語言的實驗，但其背景仍然是對人文傳統的寄存和保留，所要表現的是語言覆蓋下的民間世界。這樣的語言不僅僅是表達的工具，更是成為作品內容的不可缺少的壹部分。
此外，評論家們還指出，方言寫作並不意味著民間立場，方言並不等同於鄉土精神、地域色彩，所謂畫虎畫皮還需畫骨。評論家們說，鄉土精神和文學的地域性已成為當下的文化趨勢，作家由以往的“胸懷四海”，轉為力圖在文學地圖上建立自己的“民間世界”。壹些作家為了突出鄉土精神、地域特色，便拼命在“土得掉渣”方面下功夫。把方言生拉硬拽進來，在標準的漢語句式中加上語助詞，把順溜的普通話詞匯改成不順溜的地方話詞匯。所謂的鄉土精神、地域特色，只剩下方言這張皮，皮幹癟，血肉也不見得豐滿，骨骼更是談不上。
現在運用方言寫作的作家，大多有著特殊經歷和教育，這使得他們在寫作的時候，有可能本能地選擇方言。但對於在普通話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人來說，已經習慣了普通話和普通話的思維，方言思維和表達的能力不斷下降，方言寫作也將變得更難。而且對於讀者來說，對方言的接受程度也是有壹定限度的。
更令人擔憂的是，方言正在逐漸喪失其原有的活力與精神，方言寫作的可行性和意義也將大大受損。今天，方言和方言的語境、方言和方言的大地之間那種天生的默契和親密無間的交融正在逐漸消失。說方言的人，即使還留在他們的土地上，那片土地也已經大大不同了。他們面對著越來越普通話化的世界：不僅是教育的徹底普通話化，而且是生活也越來越深入地普通話化，就連娛樂、娛樂的內容也普通話化。
普通話化，簡單壹點說，也就是現代化在語言上的變體。偶爾在某類電視節目裏聽到方言，可那樣的方言只不過是點綴，是調味品，甚至是可笑的東西，被嘲笑的對象。他們的語言不斷遭受剝奪，他們生活世界的完整性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