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國家競爭力：“競爭力”概念辨析與“國家競爭力”概念
（壹）“競爭力”概念辨析
國家競爭力概念興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際學者的研究給予我們許多啟發。競爭力研究的奠基者邁克爾·波特特別強調了國家競爭力由於存在宏觀經濟變量、勞動力、資源、政策以及管理績效等變量，因而很難建立普遍接受的定義。
在對競爭力的研究中，由於存在偏好的不同，對“競爭力”概念也賦予了不同側重點：第壹，側重於生產率。“競爭力是企業、產業、區域、國家或超國家區域在面臨國際競爭條件下，實現較高要素收入和要素利用率的能力”（OECD，1995年）；“競爭力是保持生產率長期提升和生活水平持續提高的能力”（奧頓和維塔姆，1997年）；“競爭力是支撐中期高經濟增長率的壹整套制度和經濟政策”（世界經濟論壇，2000年）；“競爭力是用生產率來衡量的”（波特，2004年）。第二，側重於福利。“如果壹國人民能受益於高生活水準、高就業率，同時保持外部平衡的可持續性，該經濟體就具有競爭力”（歐盟委員會，1998年）；“競爭力是壹個國家或地區創造社會福利的能力”（艾金格，2006年）。第三，側重於財富。“國家競爭力就是國家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可持續地創造財富的能力”（理查德·維爾特，2009年）。
（二）“國家競爭力”的描述性概念
對“國家競爭力”這壹詞語進行剖析，可以得到“國家”、“競爭”和“力”三個分支概念。其中，“國家”的概念已有強烈***識，在此不再贅述。第壹，對“競爭”的理解。競爭是生物學關系之壹，強調在兩者或兩者以上發生的行為，是指為了己方的利益而跟人爭勝，是個人或者團體為了達到某種目標，努力爭取其所需求的對象，且這種對象分有物質或非物質的（現代漢語詞典，2012年）。將此抽象概念具體化到經濟學領域，競爭是指兩國或者兩國以上發生的行為，是壹國為了本國利益而跟他國爭勝，是壹國為了本國經濟發展，努力爭取超過他國的行為。第二，對“力”的理解。有觀點認為，“力”是自然科學中的詞匯，反映的是物質之間的機械作用，在此釋義下被運用到經濟學領域（倪鵬飛，2010年），這種理解實質上將重點關註於能量；另有觀點認為，“力”應理解為能力，是順利完成某壹活動所必需的主觀條件。然而，本文則認為，“力”在此應理解為“實力”，是壹個國家存在的實實在在的力量，包括涵蓋有形物質力量的硬實力和涵蓋無形影響力量的軟實力。據此，我們可以將國家競爭力理解為壹國為了本國經濟發展，踐行努力爭取超過他國行為的實力，包括國家競爭的硬實力和軟實力。
二、“克魯格曼批判”與“國家競爭力”思辨
對“國家競爭力”進行批評的經濟學家代表是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批評的核心就在於“有關競爭力的爭論只是將有關國際貿易的傳統謬誤重新穿上了故弄玄虛的新衣”（1996年），“競爭力不再與競爭有關”（1998年），且“將討論競爭力作為目標從本質上就是具有誤導性的”（2011年），並對競爭力研究者冠以重商主義、古典主義、戰略主義、現實主義等標簽分類。然而，“克魯格曼批判”及其追隨者與競爭力研究的支持者之間的辯論，實際上反映了經濟學領域與管理學領域艱難卻又難以避免的融合。
首先，究竟雷池何在？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對西方經濟學中完全自由競爭的理想世界傾註了仰慕與愛戴，認為對國家競爭力本身的研究與重視已經偏離了競爭的軌道，實質上是表現出對以國家競爭力各項指標的評估為導向而對經濟發展方向的左右與市場機制發揮資源基礎配置作用相悖的壹種擔憂。在經濟學家看來，管理學應當老老實實地活躍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包圍的雷池之內，不得越之壹步。而從國家競爭力發展的脈絡來看，從為了防止後起居上的經濟體超越自己的濫觴之由到新千年以來涉及生產率與經濟增長、社會福利水平以及社會財富水平等領域的逐步蛻變，儼然已不再是“貿易”二字可以囊括的範疇。而對於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泰勒科學管理理論提出為標誌的管理學而言，的確是始終活躍在對市場機制微觀主體運轉的維護和落實各項宏觀公***政策的壹線。這是經濟學與管理學領域必須接受的融合，痛苦的根源在於推崇“以機制為主”還是推崇“以人為主”。然而，對於壹國的經濟發展而言，兩者針鋒相對的基點恰恰不是參與博弈的雙方，而是壹榮俱榮、壹損俱損的搭檔。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更應當尊重理性的判斷和理智的選擇，而不是無謂的爭論。
其次，克魯格曼嚴格批判國家競爭力理論的原因之二就是質疑國家競爭力毫無統壹的理論體系可言，壹切爭論均缺乏事實和理念的支撐，且認為國家競爭力是壹種按照自己的意願被臆想出來的東西，不具任何科學性。然而，國家競爭力的理論源頭正是經濟學領域的基礎理論和派生理論，而對其的發展是與管理學領域中的模型理論相融合，並最終演變為多種指標和指數。克魯格曼對競爭力的批評——“有關競爭力的爭論只是將有關國際貿易的傳統謬誤重新穿上了故弄玄虛的新衣”其實已成為國家競爭力突破貿易領域、開始註重生產率、福利水平與社會財富的重要推動力。
最後，在認識與重視國家競爭力的基礎上，需要特別註意的是對其運用程度的把握，應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壹活的靈魂註入對中國國家競爭力的研究運用當中，並將其作為壹種衡量經濟質量發展的、可動態優化的有效手段來利用，而不是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來尊崇，避免本末倒置、過猶不及的陷阱。
三、理論溯源
國家競爭力理論體系按照邏輯可劃分為三個層次，即基礎理論、派生理論和模型理論。
（壹）基礎理論
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包括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和發展的比較優勢理論。以古典經濟學派奠基者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絕對優勢理論是最早主張自由貿易的理論。絕對優勢理論指出，具有絕對優勢的壹國是競爭力的表現，但是對於處於劣勢的國家應當如何自處，該理論不能解釋和解決，於是引發了以大衛·李嘉圖為代表人物的比較優勢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源自由於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而產生的成本差別，而每個國家都應當生產並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品。在此基礎上，赫克歇爾·俄林將勞動力要素推崇至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古典理論中已經萌生的基於勞動分工、技術差別、勞動力等要素稟賦差異、成本差異的競爭力衡量與戰略選擇，可謂是國家競爭力理論的理論基礎。此外，將國家生產力區分為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李斯特生產力理論，認為除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以外，還應納入資源、技術、信息、管理等多重要素的新生產要素理論，以及將技術進步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增長的新經濟增長理論，都頗具***識地宣揚了生產力的提高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並且對影響生產力的要素進行了深入剖析，這與上文中對國家競爭力概念脈絡的梳理相吻合，正是在這些基礎理論的影響下，國家競爭力才將重心放在生產率以及與生產率提升相關的要素上來，這些基礎理論同樣為國家競爭力指標與指數的設計提供了最為堅實的理論基礎。
（二）派生理論
在經濟發展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創新”的研究來解釋資本主義本質特征的熊彼特創新理論是派生理論中構成國家競爭力理論基礎的基石之壹。通過采用新的產品、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的市場、制造新的供應來源和實現工業中新的組織這五種創新情況的論述，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所謂通過建立新的生產函數來實現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而經濟發展就是不斷實現這種新組合的過程。這壹理論無疑為國家競爭力理論帶來了新的視角和契機。
在派生理論基礎中，體現經濟學與管理學融合的理論就是新經濟地理學，該理論將地理學引入到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盡管克魯格曼與波特之間的爭論看似水火不容，但兩位學者卻都是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傑出代表，***同關註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區域增長集聚的動力。新經濟地理學開啟了更加深入剖析不同經濟活動空間的集聚或擴散，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區域經濟增長與集聚的關系，不僅從全球經濟的視角將經濟學理論向前推進了壹步，而且為置身於全球經濟壹體化的各個國家根據各自所處的地理空間認識自身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探尋的路徑。
此外，派生理論基礎中還包括以美國著名管理學家普拉哈德和哈默爾為代表提出的核心競爭力理論，雖然該理論最初是研究公司為客戶帶來特殊利益的獨有技能或技術，尤其是能夠帶來競爭優勢且競爭對手難以模仿、轉移或者復制的實力，但是這種理念對國家競爭力的層次產生了很大影響，壹國競爭力中最為突出、最具效益並且具有較高進入壁壘的實力，就是該國的核心競爭力，而在普遍提升競爭力的同時正確認識且深入發展本國的核心競爭力，或者是在缺乏之時培養和孕育本國的核心競爭力，這恰是國家競爭力得以持續的核心所在。
（三）模型理論
模型理論與國家競爭力指標與指數的建立和運用息息相關，以波特為代表的鉆石模型理論主要包含六個方面的相互作用，即生產要素、市場需求、相關產業支持、企業戰略與結構、機遇和政府行為。通過將產業演化過程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階段，鉆石模型理論針對不同階段給予了分別分析並給出了國家競爭力在不同階段應關註的不同側重點。雙重雙鉆石模型理論則從國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兩大角度著手，構建了國家競爭力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物質要素方面的商業背景、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支持產業等指標；人力要素方面的官員、工人、專家、企業家等指標，並突出強調了人力資源對國家競爭力的重要貢獻。
總之，按照理論體系的發展脈絡，國家競爭力理論的發展也是從貿易中的競爭開始，不斷提高對生產率的重視，深入研究並逐步拓展了影響生產率的各項要素，增加了對創新的效應和空間地理的效應的重視，並最終將各項要素建立成體系，且此體系中的各項要素指標也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著側重點的轉移。這為中國利用國家競爭力進行經濟質量衡量提供了可供探尋的理論基礎、理念通道和測度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