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字玉言。研究員，男，漢族，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貫天津。曾就學於北京燕京大學西語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後任燕京大學西語系教員、華西大學與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是第五?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壹促進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和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韻文學會、中國楹聯學會、中國大觀園文化協會顧問，中國曹雪芹學會榮譽會長。1991年開始享受政府特貼津貼。
治學以語言、詩詞理論及簽註、中外文翻譯為主；平生耽吟詠、研詩詞、箋註、賞析、理論皆所用心，並兼研紅學。有20多部學術著作問世，尚有幾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紅樓夢新證》是第壹部、也是代表作。
1980年赴美國出席“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1984年受國家委派赴蘇聯考察列寧格勒藏本《石頭記》；1986－1987年，獲美國魯斯基金，赴美國訪學講學壹年並任威斯康辛大學客座教授。
紅學專著：《紅樓夢新證》（40萬字），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三月內連銷三版，後增訂至80萬言，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雪芹》（14萬字），196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後增訂至20萬字的《曹雪芹小傳》，1980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考》（12萬字），198O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獻芹集》（40萬字），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石頭記鑒真》（20萬字），與周祜昌合著，1985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紅樓夢與中華文化》（18萬字），1989年工人出版社與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分出；《紅樓夢的歷程》（11萬字），198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恭王府與紅樓夢》（20萬字），1992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曹雪芹新傳》（23萬字），1992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紅樓藝術》（19萬字），199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紅樓夢的真故事》（27萬字），1995年華藝出版社出版；《紅樓真本》（12萬字），1998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周汝昌紅學精品集》（184萬字），1998年，華藝出版社出版；《風流文采第壹人》（25萬字），1999年東方出版社出版。
學術專著：《範成大詩選》（22萬字），1959年、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白居易詩選》（20萬字），與他人合著，1962年作家出版社、199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楊萬裏選集》（28萬字），1962年中華書局、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書法藝術問答》（8萬字），1980年香港中華書局、1982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分出；《詩詞賞會》（20萬字），1987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東方赤子?大家叢書?周汝昌卷》（28萬字），1999年華文出版社出版；《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周汝昌卷》（54萬字），1999年安格教育出版社出版。
其他成果：《石頭記人物畫》（題詩40首），1979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歲華晴影》（23萬字），1997年上海東方出版社中心出版；《胭脂米傳奇》（18．5萬字），1998年華文出版社出版；《硯霓小集》（30．8萬字），1998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脂雪軒筆語》（18萬字），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主編了《紅樓夢辭典》、《中國當代文化大系?紅學卷》；校訂過新版《三國演義》、《紅樓夢》、《唐宋傳奇選》，並撰序文；為《中國古代文學詞典》、《唐宋詞鑒賞詞典》、《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詞典》、《中國歷代短篇小說選》、《詩詞典故詞典》。《〈紅樓夢〉世界語版》等撰寫了序文；另有大量學術論文、序跋與專欄文章發表於各地報刊。
周汝昌的紅與黑(文摘)
壹部震驚學界的名著，壹門悲劇性的學術，壹個大起大落的人生，如何交集在壹個又聾又瞎的學者身上？
●誤會：簡單地把我當成紅學家是外界的壹種誤會。我很不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界”這個說法。
●罪證：在“文革”中，我所有有歷史價值的舊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適的6封信由於是極重要的政治罪證，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下來。
●死亡：我是留戀人間事的，雖然我的壹生有那麽多艱難困苦，有那麽多不如意。對於死我還沒想過，至少還沒來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
周汝昌，紅學家。人們都會這樣認為。可是，周汝昌本人卻說：“簡單地把我當成紅學家是外界的壹種誤會。我很不喜歡“紅學家”這個稱謂，也不喜歡“紅學界”這個說法。”
這種回答讓人大感意外。是什麽原因使他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都傾註在《紅樓夢》這本書上？又是什麽原因使他在82歲高齡的今天，卻矢口否認自己是紅學家呢？面對這位白發蒼蒼、身材瘦弱的老人，讓人壹時不知該問他些什麽？
壹部《紅樓夢新證》的出版，使他紅極壹時，成為當時的熱點人物，因“紅學”成了”紅人。這部《紅樓夢》也曾經給他帶來過厄運，使他因“紅學”成為“黑人”。《紅樓夢》影響了他的壹生，“紅”與“黑”的人生經歷不斷轉換伴隨著他。這其中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欣喜也有酸楚。他品嘗夠了其中的苦與樂，悲與喜，榮與衰的人生大滋味。
曹雪芹10年辛苦，滴淚為墨，研血成字，成了《紅樓夢》。
周汝昌卻用了50年心血，完成了幾百萬字的專著，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按他自己的話說，壹生的精力與其說用在了研究《紅樓夢》上，不如說用在了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上。
抵禦聲色要招
走進周汝昌的書房，見他背對著門正伏案甚低，對我的到來充耳不聞。周汝昌的女兒走過去在他耳邊大聲喊道：“客人來了”。他擡頭用壹只手搭在耳邊問：“妳說什麽？”轉過身見我，笑了。迎上來握住了我的手說：“不好意思我耳朵不好使了。”“沒關系。”我說，“我可以用紙條提問題。”他女兒說：“用紙條恐怕也不行，他壹只眼完全看不到了，另壹只眼只有0.01的視力，只能算是半只眼。”我不由望了望他書桌上寫的東西，見滿是字，可我幾乎認不出。周汝昌的女兒又說：“他的字只有我壹個人能認。”
我坐下後，開始為自己發愁，我不知用什麽方法和他交流。其實這種擔憂是多余的，因為先生是壹個十分有經驗的采訪者。他讓我坐在沙發上，自己順手拉了壹只小椅，面對面坐了，膝蓋剛好頂住我的膝蓋。他說“妳問吧！妳可以趴在我耳邊嚷嚷，我基本上能聽到。”這樣我壹下就放松了，這哪裏是采訪，是壹次名副其實的促膝談心。
既然是談心，我便把事先準備好的采訪提綱扔到了壹邊。我問；“您的耳朵是什麽時候聽不到的？”
“那是1954年，我奉調回京，住東城北面門樓胡同。我住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壹日，天降大雨，電閃雷嗚，我正站立窗邊看雨，冷不防壹聲霹靂，壹條火龍從北窗入，又從南窗出，這條火龍從我左耳邊走過，相距不過壹寸。我當時只覺得天崩地裂，腦袋嗡地壹響，天地便壹片寂靜，從此非有雷鳴般之聲我是聽不到的。妳想有龍從耳邊過，我不“聾”才怪呢！”
聽了老人的敘述我不由露出驚異之色，望望先生的女兒，想從她那裏得到證實，她笑了笑說：“這只是壹個原因，和小時候得病也有關。”
我又問：“您的眼睛又是怎麽失明的？”
“由於長期搞研究工作，1974年忽然兩眼要失明，周總理聞知後親切關懷，指示人民文學出版社給周汝昌壹定要找個好醫院，不能讓他失明。後來找到協和醫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現在還剩下這半只眼，要感謝周總理，感謝那個眼科大夫。眼睛總算沒有徹底失明，可再也不能做編輯工作了。”
“您從1974年開始眼睛就不行了，耳朵也聽不見了，是什麽原因使您把文化研究工作堅持到今日的？”
“老子說：『五色令人盲，五音令人聾』。看來不見不聞乃是抵禦聲色的要招。怎奈耳目雖可掩住，還有壹顆心呀！心還不肯閑著，又要聽又要看的。從1974年到今天，憑著這半只眼苦作，又寫出了幾百萬字。有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也有關於詩詞書法的。”
34歲由“紅”變“黑”
“是什麽契機使您走上了《紅樓夢》研究之路的？”
“那真是機緣巧合，同時這也和胡適分不開。
“那時候我還是燕京大學的學生。1947年壹次偶然的機遇我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詩集。這是胡適先生多年以來為了考證曹雪芹想找而沒找到的。我翻開壹看大為驚喜。裏面有六首直接詠及到曹雪芹的詩。這不單是文學作品，也是重要的史料呀！
周汝昌由此寫下了第壹篇紅學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當年的《民國日報》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適的壹段佳話。胡適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後，非常高興，主動給周汝昌寫了壹封信，此信也在報上發表。這樣壹來，引起了學術界的關註。
周汝昌說：“我是十分感念胡適先生，但是我們的學術觀點有所不同。胡適先生的信，當時對我的考證只同意壹半，另壹半有所保留。我當時是壹個少年，少年氣盛，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言語輕重，就又寫了壹篇文章和胡適先生辯論。”
胡適不久就回了信，壹來二去，從1947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胡適***給周汝昌寫了6封信，探討紅學問題。胡適也許設想到他的6封信給了壹位年輕學生極大的鼓舞，使周汝昌從此走上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紅學研究之路。我不由好奇地問：“這些信都還在嗎？”
周汝昌回答：“這些信都成文物了。在“文革”中，我所有有歷史價值的舊信件大都散失了，而『胡函六通』(胡適的6封信)由於是極重要的政治罪證，反而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與胡適的書信往來成了周汝昌紅學研究生涯的開始，隨著研究的深入，周汝昌冒昧向胡適借閱由胡適收藏的極為珍貴的《甲戌本》。
周汝昌說：“當時我和胡適沒有見過面，他就敢把那樣壹部珍貴的藏本借給我。是由壹位叫孫楷第的先生從城裏帶來，用舊報紙裹著，上面用很濃的朱筆寫了『燕京大學四樓周汝昌先生收』。我當時是壹個學生，胡先生很講禮貌，用了『先生』這樣的字眼，這張舊報紙我壹直珍藏至今。”
周汝昌看到這個藏本大為震驚，曹雪芹的原本和當時流行的本子有如此不同。1948年暑假周汝昌將這部世人未見的奇書帶回了老家，周汝昌四哥周枯昌壹見，驚呆了！原來曹雪芹的《紅樓夢》被程(指《程乙本》)高(鶚)歪曲篡改得如此厲害。可惜原本紙張已經黃脆，讓人不忍翻閱。
“這怎麽辦呢！沒法研究。我的哥哥說，好！.我下決心現在就用墨筆和朱筆工楷把書抄錄壹遍。當時沒有影印本。可惜這個本子現在找不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局勢緊張，我想到《甲戌本》還在我手中，擔心若有失損，無法補償，應將書歸還原主。於是我專程趕到胡府，東城東廠胡同壹號。當時未見胡適本人，有壹中年男子開的門，稱其為胡適公子。我便把書交給了胡公子，匆匆告辭。”
據史料記載，胡適離開北平南下時，他拋下了家中的萬卷藏書，只帶走了兩部書，其中壹部就是周汝昌還給他的《甲戌本.紅樓夢》，可見此書之寶貴。通過幾年的研究，周汝昌完成了近40萬字的《紅樓夢新證》。此書由其兄周祜昌用蠅頭小楷清繕出來，交付出版社。1953年《紅樓夢新證》出版，立即轟動了海內外學界。當時周汝昌正在四川大學任教。出書後上海長風書店門前排起了長隊，書脫銷了，三個月內趕出三版。在北京文代會上幾乎人手壹部。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後來在文章中寫道：“汝昌的書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壹個好徒弟。”《新證》出來後，毛澤東也看了，在《毛澤東讀評五部經典小說》中有兩處提到《新證》。
1954年周汝昌被中宣部特電從四川大學調回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了壹個編輯。後來批俞(平伯)批胡(適)運動逐步升級，周汝昌很快變成了“資產階級胡適派唯心主義”的“繁瑣考證”的典型代表。周汝昌由“紅”變“黑”時年34歲。有趣的是當時美國壹個紅學家叫米樂山的，還在著作中稱周汝昌為“紅色紅學家”。
“紅學界讓我受不了”
我笑了，問：“您說起《紅樓夢》簡直如數家珍，可是為什麽您卻不願讓人稱您為紅學家呢？”
“首先，我已不是紅學界的人了。我在海外住了壹年，1987年回來之後，我就向當時的藝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希凡同誌談了我的願望，不想在紅樓夢研究所了，我退出。紅學界的人事，種種復雜關系太費神，我是壹個老書生，幾十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我沒有那種能力處理紅學界中的利害關系，我何必在那方面費精力呢！還有，目前輿論界，壹般的群眾對紅學不了解，認為妳們這些人吃飽了沒事研究些哥哥妹妹戀愛……這簡直是糟透了。再者，所謂紅學界的某些人和某些事讓人起不了敬意，壹般人有微詞，我混在裏面，什麽事都扣在我頭上，讓我受不了。我退出不參與這其中的事，我做自己的學問。”
“但是，大家都知道當年把您從四川調到北京，就是因為您的《紅樓夢新證》的出版。”
“可是，我調京之後，當年的10月我就壹步步地成為了批判的對象。以後所有紅學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連知道的權利都沒有。可是，不明真相的人，特別是學術界的壹些人仍然認為我當初調來主持紅學的壹切。還有壹點就是我和紅學界的壹些紅學家沒有***同語言。”
“壹部《紅樓夢》在中國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們新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緊密地聯系在壹起的，您能談談這是為什麽嗎？”
“紅學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這事人人皆知。但是後來運動擴大化了，有些壹發而不可收。這已不是紅學的問題了，這是學術思想的大運動，震驚了世界。”
“《紅樓夢》不但對中國人的政治生活影響深遠，同時也影響到文化生活。在中國的歷史上恐怕沒有壹部文學作品能有這樣大的影響。”
“是的，《紅樓夢》這種普遍地被重視、愛好、談論、研究、表現、表演，這已不是簡單壹部書的問題了，這是壹種現象。我們可稱其為紅樓夢現象。這種現象不僅包含了對它的研究，還包含了許多紅學研究者，也包含了紅學界這個特殊的團體。這種現象的根本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
“死我還沒想過”
“剛才我們談論的大多是壹些學術性話題，我現在想問壹點您個人的問題。您的壹生可謂是大起大落，由紅變黑，有黑變紅，您能否談壹下在您壹生中最痛苦的記憶是什麽？”
“說實話紅學是壹門悲劇性的學術，選擇了它本身就是壹種悲劇。第壹流的大學者不屑為之，對它有興趣的又不夠資格，於是就落到了我輩之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壹種痛苦。當然這種痛苦只是我個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聯系在壹起的。”
周汝昌說到這裏靜靜地沈默了，我望著他默默地體會著他說的那種痛。過了壹會兒他說：“妳剛才問我壹生中最痛苦的回憶是什麽，我告訴妳那是在抗戰時期。當時我正在燕京大學讀書，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把燕京大學封了，把學生遣散了，當時輔仁大學登出廣告招編，很多同學都去了，很多同學為了求學都去了！我堅決沒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寧，當地有壹個叫新民會的漢奸組織專門搜羅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為他們服務，我當時只有藏在地窖裏。我的老家離天津市四五十裏，屬於壹個大鎮。有壹天我親眼看見當地惟壹的壹個小學，教師領著壹隊小學生打著新制的太陽旗去村口迎接日本駐軍。那小太陽旗是用白紙制的，就是壹張白紙中間用紅墨水畫了壹個紅圈圈。當時在陽光下，小學生手中的小太陽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覺得我當時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妳問我最痛苦的記憶，那傷口壹下便被觸動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們民族的痛。眼前的老人幾乎被壹種痛苦的回憶攫住了，為了改變壹下他的情緒，我連忙又問：“壹生中讓您最高興的事是什麽？”
“我1968年被關進『牛棚』”隔離審查，差不多壹年後，我被下放到湖北鹹寧『五七』幹校勞動。由於我的身體不好幹不了重活，讓我看菜園子。有壹天隊部頭頭對我說，北京工作需要妳，要調妳回去。我當時壹點都不敢相信。到總部去拿公函，拿到壹看，天哪！是周總理辦公室給湖北軍區司令的專電，調周汝昌回北京工作。妳可以想像我當時的心情是什麽樣的，這是我平生最高興的壹件事。至今我還保存著專電的復制件。由此我壹下又從黑人變成了紅人。那是1970年9月5日，這是我的紀念日。外面風傳我和周總理有聯系這不是胡說嗎！我壹個小民當時哪能和周總理聯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經歷所震撼。面對眼前的耄耋老人，我問了壹個十分尖銳的問題：“您今年已是82歲的高齡了，您是怎麽看待生與死這個問題的？”
“我希望多活幾年。不是貪生怕死。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積累壹些學識很艱苦。剛積累了壹些東西，人剛成熟，理解認識剛開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結束生命的時候。這是人類的不幸，也是人類文化的損失。我對生命的理解是壹個綜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純自然的生命。說到我自己，我是留戀人間事的。雖然我的壹生有那麽多艱難困苦，有那麽多不如意。我現在半只眼睛拼命幹，就是因為我還有沒做完的工作，這是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的。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還很健康，對於死我還沒有想過，至少還沒來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體死亡為止，用另外壹個方式還可以延續，還可以作貢獻。因為他死後思想還存在，他還有弟子、子女作為他的繼承人，他還有著作存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