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法藝術開始走向審美自覺的那個時代，在書法批評史的開端。有壹篇文章，著實令學書者們忍俊不禁。它第壹次以壹種專論式的批評方式論證草書的“不足學”、“不配學”、“學無用”。然而他的這篇反書法的書法論文。卻在書法史，尤其是書法批評史流程中發出了壹閃耀眼的強光。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反思、深思——這就是東漢趙壹的《非草書》。
趙壹，字元叔，東漢漢陽西縣（今甘肅水南人），光和間文學家、辭賦家，很有才氣。《後漢書·文苑傳》中有傳。由於他恃才傲物，因而為鄉裏世俗所不容。據《後漢書》所記，趙壹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氣宇非凡。曾作《窮鳥賦》，以“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自遣，說明自己的艱難處境。又作《刺世疾邪賦》用以抨擊當時奸邪當道的社會黑暗，抒發自己的怨憤。而且，據說趙壹那種桀驁不遜的個性至死不變，體現了中國古代文人的潔身自好的高尚情操。盡管趙壹曾壹度得到壹些達官貴人的賞識，但他不善於逢迎，加之性格剛烈，終究沒有做成大官。《後漢書·趙壹傳》中載：“時諸計吏多盛飾東馬惟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旁”。這樣的生活態度和“居陋巷，壹簞食，壹瓢飲”而“不改其樂”的顏回很有些相似。我想正是趙壹憤世疾俗的性格和不事文飾的生活態度，從壹個側面影響了他對書法藝術的認識。
與崔瑗、蔡邕正好相反，趙壹沒有對草書書法藝術給予肯定和贊揚，而是反對人們習草。從本質上講，趙壹的《非草書》具有非藝術化的反書法傾向，這就使得他不可能從書法本體立場去觀照審美的書法。然而，趙壹卻以壹個儒學思想經典捍衛者的身份將書法納入儒學系統，強化了書法藝術的文化性格。我們知道，書法藝術在漢代是審美開始走向自覺的時代。在書法史上起著巨大的作用。但為什麽趙壹的壹篇《非草書》，卻能在反書法的言辭中被人認可，流傳至今呢？那麽，他反書法，反對學習草書又是根據的什麽呢？
在他的《非草書》中，他主要向我們揭示不能學習草書藝術以及其反草書的三點理由。
其壹，他認為草書“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只是由於在秦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其產生的理由是“趨急速耳”。既是“趨急速”之書。只是“示簡易之指”，終“非聖人之業”。他的書法發生學立場是什麽，我們尚且有論。從文字學起源意義上講，趙壹所信崇的是儒家學說關於文字起源的說法。即文字是倉頡、史籀這些聖人所造。這裏的文字是指大篆古籀。而草書根本不是“聖人所造”，故不足學。況且，聖人不能以此為平治天下的事業。
其二，趙壹講到草書是由於“趨急速”而產生的。可現如今，卻“失指多矣”。因為“本易而速”的草書在當世的學習者那裏變得“難而遲”。的確，草書的起源是由於實際功利的需要，但在崔瑗、杜度、張芝等草賢大家的努力下，草書顯然已被社會承認為藝術。此時的草書已由原來的實用行為變成了審美追求，就不應該再用“趨急速”的實用要求來衡量。所以導致趙壹對後學追慕杜、崔、張子的草書現象無法理解。但他並沒有否定張芝、崔瑗 ，其論道“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於斯，後世慕焉”。於是，壹言出之，便將杜、崔、張子劃到了孔子門下，指出他的並非浸淫細技，而是“博學餘暇，遊手於斯”。這樣，在符合了儒學中“遊於藝”的精典古訓和肯定杜崔，張子之余，他又對後世學草者表示擔心。“懼其背經而趨俗”，並斥責“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甚至，在他以為，後世眾愚根本不能學習草書。
其三，趙壹從儒學的實用功利立場出發，認為草書學了毫無用處。而且擺出了壹大堆具體的論據。“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征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善既不達於政，而拙亦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這樣看來，草書乃至整個書法似乎細小低微得很。因為趙壹認為，幾乎所有的“正規”事情都不用草書。不僅如此，書法也不過是“為字”而己。所以他將研習書法比作“捫虱”、“俯而捫虱，不暇見天”。
當然，當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看趙壹及其《非草書》時，就會深切地體會到幾乎他的每壹條阻止習草的理由都是他儒學正統思想和倨傲性格的表現。我們認為《非草書》從書法論文寫作技巧的角度來看，的確是壹篇難得的論文精典。尤其在那個以漢賦文體充斥著人們藝術思想和行為的時代。這樣富有邏輯推理，具有思辨性格的文章的確非常珍貴。只可惜，他的論述完全基於儒家實用目的，以功利的眼光審視了草書和書法藝術，幾乎沒有體察人們如此如癡如醉追慕杜、崔、張子草書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不過，我們還可以把思考的觸角延伸得再遠壹些。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趙壹的《非草書》並不是反文字，而是反書法。這是否可以說明在趙壹那裏，書法與寫字已有某種區別。盡管他沒有進壹步界定書法與寫字的內涵，區別它們的異同。但對於專心追求書法之“小道”的行為，他是非常不理解的。我前面說到，他的《非草書》是讓人忍俊不禁的。從書法角度來看，它完全是壹篇“反動”文章，與書法歷史的演進是相背的，這是從他所述的書法內容來講的。如果從書法批評的角度，我們應該明確，《非草書》還是有很大貢獻的。如果說將書法納入儒學體系作文化觀是《非草書》的第壹大貢獻。那麽，《非草書》在當時來講作為壹種全新的批評方法介入書法理論之中則是它的第二大貢獻。
眾所周知，漢代的漢賦是最富盛名的。在書法理論文章中，有《草書勢》、《筆勢》、《九勢》、《書賦》、《四體書勢》等均為賦體姘文。語言非常精美，辭藻華麗，讀起來也通篇順暢。然而，從某種角度上講，正是這些文學描繪使書法藝術審美自覺的進程在壹度快速的進程中減緩了，尤其是對書法理論、書法批評。因為眾多書賦中的形象化、擬人化、擬物化的比喻帶有相當大的隨意性，完全因著欣賞者的個人看法、偏好以及生活體驗而各有異同。有時甚至是迥異。當然，我非常的贊同事物的發展需要壹個過程，而且要有壹些必要的過程。就書法而論，在經過了先秦和秦末漢初的濫觴之後，應該由上古的樸拙特征走向華麗流美傾向，而且也要由被動的行為變成主動的追求。漢代，尤其是東漢是有這個基礎改變書法藝術價值取向的。在《非草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壹個現象：
“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壹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劃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
這是東漢時期士人階層對草書狂熱追求的心態。可以看出，此時的草書已進入了審美經驗領域，這使人們的認識已經從戰國晚期和西漢時期的隸草、槁草中更替過來。草書已經作為藝術出現，它擺脫了實用的牽絆，主體的意識自覺化了。誠如趙壹所述：“ 齒以上，茍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用現在的話講，這就是壹般洶湧的藝術狂潮，它的出現與東漢經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兩漢時期，統治階級接受了秦朝滅亡的教訓，在政治思想領域實行“無為而治”的方針，還沒有實行“大壹統”的思想格局。黃老之學、陰陽之說、儒道法墨，縱橫家作為思想流派交互影響存在。後世作為萬世之宗、百代之尊的儒學在西漢初期還只是壹個思想流派，其地位甚至還稍遜於黃老之學。到了西漢中期，隨著西漢國勢的加強，統治階級在思想上才產生了大壹統的要求。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等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置五經博士，儒學這才定為壹尊。由於董氏為代表的今文經學融合了陰陽、道法等各家學說，因此董氏的“天人感應”學說就成了西漢儒學的核心。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儒學神學化，並進壹步發展為~~緯經學。此時的今文經學在上層的意識形態領域中極大的桎梏了漢代文化和藝術的自由發展。與此同時作為與之對立的古文經學則除在王莽篡漢時被短暫列於官學外，它仍是壹門私學。但到東漢時期，今文經學逐漸趨於迷信繁瑣，古文經學始出現上升的趨勢。至東漢末期馬融、鄭玄等在古文經學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經學最終走向衰絕。這對漢代文化藝術的自由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書法藝術也在此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自覺。趙壹《非草書》的時代背景也就處在東漢經學衰頹，文化藝術趨於活躍的時期。趙壹作為正統文人對士人階層棄置經學而熱衷書法，當然不滿。
花這樣壹段筆墨對漢代經學作壹番回顧，我不僅只是想強調趙壹及其《非草書》的生存背景，更想去看看漢代文學在這樣壹個復雜背景中的發展。
我們說趙壹的《非草書》大體上是“尚用”的。而他那個時代的文學發展如何呢？是“尚用”還是“尚美”？只要有點文學基礎的人都知道，漢代文學的代表是漢賦。漢賦顯然是“尚美”的，因為漢賦所采用的是壹種排比精當、對偶成句的形式來表達作者的文字技巧。漢賦在東漢後期走向了鼎盛時期。但就在此時，壹批文學家看到它即將趨於衰落和僵化，於是就有了“尚用”文學的倡導和“尚用”精神的呼籲：“詩言誌”。趙壹寫《非草書》即是在以壹種平鋪直敘的文體來與漢賦的對仗、排比、煉字技巧作鬥爭。從文字的角度，“尚用”相對於“尚美”應該是壹種反文學、反藝術表現的現象，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於文學本身來講，都是它健康發展的大道。我們也可以這樣看，趙壹的《非草書》是在以壹種新的文學樣式表達他新的文學藝術趣尚，其目的是在文學，而書法不過是他用以表達目的的載體。從純文學表現意義上講，文學內容的正確與否是否可以次要壹些？就像我們創作書法時漢字是載體壹樣，我們關註的並非是漢字（或文學意義）的正確與可否識讀，重要的是這些用以表情達意的載體的空間構築和時間流程，關心的是線條的質感和節律。當然，這似乎繞遠了壹些。那麽，如前所述，書法在當時是“尚用”還是“尚美”呢？很清楚，應該“尚美”。可是，為什麽文學史與書法史在同壹時代卻會發生偏差呢？而且偏差如此之大！難道書法在當時應該是“尚用”的？或者說文學應該是“尚美”的？
仔細地想壹想，就會知道，從文學和書法各自的角度出發就應該是相悖的。那是因為至東漢為止，書法與文學的發展歷程不壹樣。文學有過華美精致的時代，而書法還缺乏。文學有著自己的審美追求而且走到某壹極致，但書法缺乏。所以書法藝術在那時應該堅持“尚美”。這是書法的需要，這樣看來，每壹門藝術的發展可能有壹種社會的規律制約，也有其本身的“自律”要求。如果不尊重自律要求，書法史就很有可能流為簡單而概念化的蒼白文本。這便是趙壹采取這種批評方法的文化背景。
我們認為趙壹的《非草書》是具有批評意識的。它以壹種全新的專論式的批評方式在討論著書法（具體指草書藝術），盡管它的批評內容是反書法，是有悖於書法自律要求的，但它仍具有無可估計的貢獻，除了提出壹種批評方式，使書法批評具有了思辨性格外，至少還有以下壹些貢獻值得我們註意。
第壹，他細致描繪了當時人們研習草書的現象。在“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領袖如皂，唇齒常黑”、“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等語句的背後，讓我們能很清楚的聯想到當時人們研習草書的情景。那種場面是何等的壯觀！這對理解書法審美自覺意識在漢代時期的覺醒是很有價值的。它至少可以作為論證史實的佐證。另外，這些文字 的描述也反映了當時書法理論走向實踐的壹種趨向.與漢代大量書賦相比,《非草書》至少反映了當時學習書法的真實史實。盡管它是反書法的，但不經意中卻因保留了這此珍貴的歷史資料而具有實踐意義.讀書賦是無法體會,聯想到學草書者在當時劃劇性的場面的。
第二,趙壹將書法藝術與人的稟性,才氣聯系在壹起.強調書法當自然天成、個性發揮.我不知道這對後來南朝書法家王僧虔對“神采”、“天然”等美學範疇的提出有無啟示,但作為趙壹本人來講,能將藝術與人聯系起來,著實功不可沒.他說:“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若人言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趙壹看來是相信藝術家的稟賦、氣質對藝術創作有著重要作用的.盡管他也認為這種氣質稟賦是自然天成、不可相若的,但他卻仍然又回到儒家學說的正統立場上來,強調多方面的藝術修養,即重視“博學”,並告訴後世和時人這也是杜度、崔瑗、張芝等書賢草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壹.
第三,趙壹促使了書法藝術理論中“遊戲說”的誕生。例如，他在肯定杜、崔、張子草書成就的時候說：“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余暇，遊手於斯，後世慕焉。”他這樣說壹方面是想將杜、崔、張子歸位於孔子門下；另壹方面，是想讓人們知道“遊於藝”的儒學古訓。他把書法視作“伎藝之細”，但並沒有將藝術與倫理教化等同起來，而將兩者作了區分。他認為草書好壞無關宏旨，“善既不達於政，而拙亦無損於治”。既用不著對此作狂熱的追求，也沒有必要像孔子惡鄭聲壹樣痛心疾首。在這壹點中，趙壹的“遊戲說”與儒家“成於樂”的藝術主張又有些許不同。
第四，如前文所述，趙壹《非草書》的出現還標誌著儒學對書法進行全面滲透融合的開端，將書法納入儒學體系。與崔瑗、蔡邕所不同的是，趙壹以儒學立場將書法導向了文化本位，而崔、蔡二人的貢獻則在於以書法本體立場將書法導向藝術審美。二者的結合和相互補充正好為東漢書法理論及其觀念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養料。在東漢草書藝術對經學構成強大沖擊的情況下，趙壹大力倡導書法對儒學的遵循、服從，並將其歸入儒學體系。這種將書法到想文化本位導向文化本位的做法與崔、蔡二人在書法理論本體化的進程中所表現出的高度自覺相比，看似相悖，但其實從書法理論的發展來看，兩者必不可少。失去崔、蔡的審美理論，書法理論的本體發展就難以在審美追求上自覺化；若是失去了趙壹的文化本位理論，則會大大減緩書法理論本體的成熟。因此，我們說在書法理論本體構建中，不僅僅只有審美主體和形式自律，還應該有個文化積澱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壹點上，趙壹可以說是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第五，趙壹的《非草書》還潛在的向人們揭示了兩個概念，即“草書”和“草槁書”。《非草書》中所說的“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其實前壹個“易而速”的草書應該是實用的“草槁書”，而後壹個“難而遲”的草書則是指草書藝術。當人們“私書相與，庶獨就書。雲適迫遽，故不及草”，把“易而速”的實用性拋棄後走上精心結構，追求“壹畫不可移”、“難而遲”的道路後，趙壹就不能理解了。這個現象本來應該是體現人們藝術自覺的進程，可趙氏卻堅守實用，堅守“易而速”的草就之書。後來有壹段公案，就是關於張芝“匆匆不暇草書”壹句話的斷句。不同的斷句，會形成全然相反的兩種意思。依此論，趙壹應該是贊同“匆匆不暇，草書”的。而張芝出於藝術本體立場，自然應該理解為“匆匆，不暇草書”。那麽，也就是說趙氏是站在草槁書的立場上否定草書藝術。
對趙壹《非草書》的理解完了。可是他在《非草書》中所給予書法理論、書法批評史的貢獻卻沒有消解，這將作為壹種奇特的歷史文化現象永遠影響後世。盡管趙壹是在以壹種歪曲的形態否定草書、反書法，但是他卻反映了當時草書藝術的自覺和人們的審美追求。在其反美學的文本中也潛藏著不少的美學思想，趙壹站在儒學的立場上反對草書藝術，但他卻又不時的回到自己的對立面上，不知不覺中已將矛盾隱匿在文本裏。他留給我們壹長串的思考和問號。或許，我們還有可能去作些更深層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