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治世之構建：無為之本，刑德兼施
公元前221年，秦統壹六國，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壹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但由於秦的嚴刑酷法、橫征暴斂，引起了天下大亂。“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謹。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惠帝和呂後時期，為穩定政局、恢復秩序，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社會狀況逐步好轉。文帝即位後，面臨許多新的矛盾和社會問題：壹是諸侯王強大驕縱，分裂割據傾向日重；二是北方匈奴時侵邊塞，搶掠騷擾；三是商賈豪民巧法使假，社會奢侈之風漸長；四是農民生計貧困，衣食不能自給。對此，文景二帝沈著應付，堅持“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經濟逐漸恢復，國力不斷上升，國庫開始充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輝煌，史稱“文景之治”。
(壹)無為而治，政策穩定。“無為而治”是先秦老子政治學說的總原則。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烹小魚，最忌不停翻動，治理國家就像烹小魚，應以不擾民為上。如果統治者以個人的主觀願望去改變社會，朝令夕改，百姓就無所適從，國家就動亂不安；如果國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夠得到堅定不移的貫徹執行，就會收到富國強兵的效果。
(二)以政富民，輕徭薄賦。文帝繼位時國家財政困難，農民雖有百畝之田，卻日陷貧困，甚至衣食不能自給。文帝深知農業在當時的重要性，在繼位第二年就下詔說：“農，天下之本，務莫在焉。”“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此後他又多次頒布詔令，勸課農桑，鼓勵發展農業生產。而且還多次參加耕作，讓皇後親自養蠶，以作示範。這些政策或法令對於社會秩序與生產的迅速恢復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柱——小農經濟在漢初幾十年中有了長足的進步。農民的生產時間有了保證，負擔有所減輕，生活相對穩定，緩和了社會矛盾。
(三)以德化民，約法省刑。秦朝獨尊法術，嚴刑峻法。賈誼主張廢棄秦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的“德教”。“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文景時期，既強調法律的作用，也重視道德的潛移默化。《史記·孝文本紀》記載：南越王佗自立為帝，上“以德報之”，“匈奴背約人盜，然令邊守備，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幾杖……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禦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文景時期尊重法律，執法寬平，誅賞慎重。景帝時晁錯指出，要做到“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景帝則多次下令審疑獄，慎刑罰。文景時期的以德化民、輕刑慎罰，維護法律尊嚴的風氣，給人民帶來了壹個安寧的社會環境。
(四)削弱割據。維護穩定。用和平和武力兩種手段解決矛盾。漢初還面臨著復雜的周邊環境，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形勢逼人。文帝時西漢綜合國力已有增強，他壹方面繼續與匈奴和親，厚予饋贈；另壹方面加強軍事鬥爭，改革戍邊制度。前166年，文帝采用晁錯建議，募民遷徙塞下，懇田築城，鞏固邊防。雙方還通過和平的互市、和親等方式進行交流，匈奴自單於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這使得中原地區缺乏牲畜的情況大為改善。這些大牲畜或用於交通運輸，或用於農業，對中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並為武帝大規模反擊匈奴奠定了基礎。秦漢之際建立的“南越國”雖在漢初“稱臣奉漢約”，但仍不斷挑釁，最終稱帝，成為西漢王朝的不穩定因素。文帝時，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大，改變了對其單純孤立打擊的政策，而改用安撫的辦法，終於使趙佗恢復臣屬的地位，為南越問題的最後解決奠定了基礎。不盲目進攻，也不姑息退讓，這壹原則使西漢初年的統治集團成功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矛盾和地方矛盾。這不僅有益於民族的和解，地方社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也使中央集權得到進壹步的加強。強調統壹，反對分裂。漢初實行郡國並存制，諸侯王國占據著廣大地區，跨州連郡，據山鑄錢，煮海成鹽，富甲天下，驕奢抗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景帝采納晁錯的建議，采取削藩措施，前154年，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反叛中央。西漢王朝堅決平叛，擊潰了叛軍。削弱了割據勢力，保證了西漢王朝的穩定和治世的持續發展。
二、文景之治的特質：社會和諧
和諧，按詞典的解釋是，配合得適當和勻稱。所謂和諧社會，是指社會的各個群體能夠實現良性的互動，整個社會能夠表現出壹種公正的狀態，社會能夠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西漢文景時期經過幾十年的與民休息，出現了史家所稱道的“文景之治”。主要表現在：
(壹)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合理的經濟政策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漢初封功臣侯，據說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到了文景時期，“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文帝時，谷價低至壹石數十錢，全國呈現壹派人民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二)政治清明，君臣和諧。文帝本人虛心納諫，還鼓勵大臣進諫議政。廷尉張釋之數次依據法律頂撞皇帝，他不以為忤，反而能夠始終將張釋之委以重任。秦朝主張思想文化專制，采用強制性手段，將全國的思想文化統壹到法家思想上來，對於先秦以來的百家之學實行全面禁絕。前191年廢除挾書律，準許私人藏書。到漢文帝時，學者益出，書籍漸多，“廣立學官，為置博士”。應邵說，文帝本好黃帝言；司馬遷說，文帝喜刑名之言，以刑名教太子。所設博士又不限於儒生，各家雜用。為了選拔人才，開創了察舉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錯，就是“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推薦上來的。這些措施，對於安定社會、實現君臣和諧和維護西漢王朝的統治都起了作用。
(三)秩序穩定，君民和諧。文景時期君臣強調教化，量刑寬大，斷案審慎，刑事案件大為減少，據說壹年只有400件。文帝“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漢書·文帝紀》載：“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文景時期吏治政風較好，當時地方官員要公布漢文帝下發的詔書，壹些老百姓，年老的、殘疾的、有的拄著拐杖都要趕來。這說明皇帝的詔書對百姓是壹種福音，壹種德音。賈山說：“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
國家財富空前富裕，社會和諧，為武帝實行大壹統奠定堅實基礎。
三、治世之啟示：農村安則天下安
“文景之治”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壹個治世，也是我國封建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第壹次成功嘗試。現今，我們全面分析“文景之治”，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給我們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以有益的啟示。
(壹)居安思危。開拓進取。治世的開創固然艱難，而治世的維護和發展卻更加不易。這就要求執政者，時時刻刻居安思危，慎用權力，勵精圖治。文景二帝善於吸取前代教訓，居安思危，充滿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殷實，國家富強。但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三農”問題、城鄉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化問題、人為破壞自然環境問題、貪汙腐敗問題等等，要求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居安思危，開拓進取，構建和諧有序的新時代。
(二)戒奢以儉，艱苦奮鬥。孔子說：“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壹思想包含了堅持正道，正人先正己的基本含義。統治者本身行為不端，不能作出表率，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會信從。文景之治的出現，與漢文帝的個人品德有極大關系。漢文帝在位23年，宮室、園林、服飾、車馬、玩物等沒有什麽增加。有壹次他想建造壹個露臺，讓工匠壹算，要花費100斤金錢，這相當於10戶中等百姓的家產，他到太浪費了，就取消了計劃。他臨終前在遺詔中說，治喪時間要短，其間不要禁止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將宮中的大部分美女放回家去。
(三)關註農村，和諧農村。對農業和農民的重視是文景時期統治集團指導思想上的壹大特點。文景時期統治者在以政富民的基礎上，在社會倫理上，提倡孝道，註重養老和社會救災。今天，盡管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各種產業協調發展的時期，但是，“農業、農民、農村”問題依舊是中國的壹個根本問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仍在農村，只有農村達到小康，才有全國的小康；只有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才能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只有農村的穩定和諧，才有全國的穩定和諧。農村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整個社會的繁榮。當前應該大力富民，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加強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降低農村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費用，讓每個孩子都能讀得起書，從而為農村的長遠發展奠定紮實的人力資源基礎，促進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
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始終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為了實現這壹社會理想，西漢文景時期統治者在自己的實踐中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治世的形成和出現，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和諧。雖然這只是壹種古代的和諧社會，但對於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卻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