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會”；陶淵明；散文；審美內涵
“會”在詞典中有多種釋義，而此處之“會”指的是在魏晉玄學基礎上形成的壹種美學話語。魏晉時期儒、釋、道三教並行，玄學思潮也於此時應運而生，對當時士人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表現在文學上則是追求“會”的審美境界，強調以直覺感官來把握事物，並最終超越事物的形體去直達其本質。陶淵明深受此種審美思維的浸染，其散文看似平淡質樸實則意味深遠，充分體現了“會”的審美內涵。
壹、 不求甚解之“會”
陶淵明在自傳性質的《五柳先生傳》中曾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而陶淵明的散文亦是“深意藏焉”，對其散文的把握，則更需要會意其“不求甚解”的苦心。
時代的動亂黑暗催生了“不求甚解”的應對方式。陶淵明出生於西晉滅亡後偏安壹隅的東晉王朝，這時期雖然沒有建安時期“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戰亂危機，也沒有正始時期“名士少有全者”的生命之虞，但是西晉統治的腐朽和荒淫早已為東晉埋下了不安定的禍根，使東晉處於內憂外患的夾縫中。少壯時的陶淵明仍有“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的追求，而經歷了晉宋交替之際的黑暗現實，他終於對整個社會徹底失望，開始了歸耕田園的生活。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正作於這壹時期。當時劉裕為了強化個人勢力，不斷翦除異己，但在表面上又提倡忠義。其行為跟西晉時期司馬氏標榜名教卻殺名士以得天下是如此的相似，當時阮籍以“喜怒不形於色”、“口不臧否人物”來應對，而陶淵明的“不求甚解”亦未嘗不是對此黑暗現實的壹種應對方式。
對世事的“不求甚解”反映到陶淵明的散文創作上，就是在文中蘊藏無限的深意，追求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表達效果。繆鉞《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新釋》壹文即舉《飲酒》為例，認為陶淵明不滿於劉裕暗殺零陵王又不便明說，“只好作壹首隱晦難解的《述酒》詩以表達其隱衷, 也就是持‘不求甚解’的態度, 但是詩中寄托之徵旨則是其“會意”之處。”[1]袁行霈在飲酒詩的題解中也認為這些詩作於劉裕篡位奪權時期，其詩暗示著東晉的滅亡。[2]而陶淵明的散文和其詩歌是相通的，在語言的蘊藉上，散文固然比不上詩歌，但在表情達意上，散文卻更勝壹籌。所以，陶淵明在那些抒情性散文中也多將現實內容和個人情誌加以糅合表現，使其顯得寄托遙深。如他的《讀史述九章》，其為作者讀史有感而發，但觀其中所述之人，多為高風亮節、賢德守義之士，可見其真正的感發點在於現實社會。這些文章作於晉宋交替之時，文中所說的“貞風淩俗”不僅僅是有感於史，也蘊含了作者在古今的對照中形成的深刻體會。伯夷、叔齊在古代的文學作品中是“隱士”和“義”的象征，因此，對伯夷叔齊的推崇，表現的是作者對上古淳真之風的追念，對高潔人格的追求。由此可見，對現實之“解”而“會”之，使陶淵明樹立起自己的審美理想去審視古人的道德品格。讀史之感只是其文中可以明言的部分，其中還寄寓著其不可言說的情感體驗。通過這種以史證今的曲折筆法，陶淵明對世風的不滿才得以抒發，他的人生理想才得以寄托，這跟阮籍作《詠懷詩》的苦心如出壹轍。
如果說《讀史述九章》更近於詩體還未能體現陶淵明散文的鮮明特色的話，《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自祭文》等篇則在文的平鋪直敘中尤顯得意味深長。在《桃花源記》中，作者構築了壹個環境幽雅、民風淳樸、生活祥和的世外桃源，然而這又不屬於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的誌怪故事，而是在似幻非幻中發人深省。如當武陵人為村中人“具言所聞”時，村中人皆“嘆惋”，這就於無形中將桃花源內外的世界進行了對比，桃花源外的現實可見壹斑。又武陵人辭去之時，村中人叮囑其“不足為外人道也”，這不是謙遜之辭，而是深怕桃源內的平靜生活被破壞了，此又見桃花源內外世界之別。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則特意安排了壹個“高尚士”去尋找桃花源，這說明桃花源乃是高尚之士的追求，也即作者的理想，而最終的規而未果則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桃花源記》的意旨，後人說法甚多，或曰憤宋，或曰並斥晉、宋而追念上古之真風，而種種闡釋則恰好說明其文章於平淡之中蘊含著深刻的內蘊，需要不斷挖掘才能體會。陶淵明在許多散文中都真實披露了其貧困的生活情狀和個人的淳真性情，但若以此將其所敘定實，則難以把握其真意。由此可見，陶淵明散文之深，乃在於其真真假假、托而隱去的筆法中，這是需要人們需要去“會”的第壹層境界。
二、壹往情深之“會”
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3]陶淵明即是其中的代表。人們讀陶淵明的詩，往往只看出其沖淡平和的壹面，殊不知陶淵明亦是個深情之人。陸機 “緣情說”的提出極大提升了“情”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也為陶淵明的滿腔深情找到了抒發口。陶淵明的“深情”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生命的眷戀之情
陶淵明在散文中唱響了壹曲生命的戀歌，這集中表現在他的祭文中。陶淵明曾經自擬挽歌，其中有言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顯示出對生死的超脫和對世事的通達。由此，人們往往將陶淵明視為“超脫”的代表。然而這並非是陶淵明生命觀的全部。首先，魏晉時期是個生命意識極強的時代，對人生短促、生命無常的詠嘆是這時期文學的主題。陶淵明生活在晉宋時期，他所奉承的生命哲學跟狂放任誕的魏晉名士不同，他的作品雖不表現“及時行樂”、“求仙問道”的消極追求，然而對生命的留戀和對人生抱負的難以忘懷卻是壹致的。其次，魏晉有文人自挽之習，而這些自挽歌乃陶淵明青壯年時仿之而作，其中對於生死多是假想之辭，故不排除有自娛、自我欣賞的成分。因而，窺探陶淵明的生命觀還必須從他切身面對死亡而真情流露的祭文入手。在他的《祭程氏妹文》和《祭從弟敬遠文》中，作者對生命的無常進行了反復的思考和追問，由對手足的壹往情深表達了對生命的執著，真正達到了“情往會悲,文來引泣”（《文心雕龍·哀吊》）。由此可見，陶淵明雖然通達“有生必有死”之理，而當這種生命的流逝發生自己最親近的人身上，他又為此惋惜、哀嘆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