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韋伯的弟弟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後來也成為了壹名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在1876年的聖誕節，年僅十三歲的馬克斯·韋伯撰寫了兩篇歷史論文送給父母，標題分別為“論德國歷史的發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論羅馬帝國從君士坦丁至民族遷徙運動的歷史”。在十四歲時，韋伯寫的信件便開始引用荷馬、西塞羅、維吉爾、李維等人的著作，在他進入大學前也已經熟讀了歌德、斯賓諾莎、康德、叔本華等人的理論。年輕的韋伯表現出他對研究社會科學的強烈興趣。
在1882年韋伯進入了海德堡大學的法律系就讀。如同他父親壹樣，韋伯選擇以法律作為主要學習領域，並且也加入了他父親就讀大學時的同樣社團。除了法律的學習外，年輕的韋伯也學習了經濟學、中世紀歷史、神學。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國國防軍服役了壹小段時間。
在1884年的秋天，韋伯回到老家以就讀柏林大學，在接下來8年裏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學就讀壹個學期並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韋伯都壹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韋伯與雙親住在壹起，除了繼續學業外，韋伯也擔任實習律師，最後則在柏林大學擔任講師。韋伯在1886年通過了律師“實習階段”（Referendar）的測驗，成為實習法官。在1880年代的後期韋伯繼續他對歷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壹篇標題為“中世紀商業組織的歷史”的博士論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學位。兩年後，韋伯寫下了壹本名為“羅馬的農業歷史和其對公***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書，完成了他的教授資格測驗（Habilitation），韋伯也因此成為正式的大學教授。
在韋伯即將完成博士論文的那壹年裏，韋伯也開始對當時的社會政策產生興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壹個名為“社會政治聯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團體，這個專業團體成員大多是當時隸屬經濟歷史學派的德國經濟學家，他們將經濟視為是解決當時廣泛社會問題的主要方法，並且對當時的德國經濟展開大規模的統計研究。在1890年聯盟成立了壹個專門的研究計畫，以檢驗當時日趨嚴重的東部移民問題（Ostflucht）：由於當時德國勞工逐漸遷往快速工業化的德國城市，大量外國勞工遷徙至德國東部的農村地區。韋伯負責這次研究，並且寫下了許多調查結果。最後的報告得到良好評價，被廣泛認為是壹篇傑出的觀察研究，這也因此鞏固了韋伯身為農業經濟專家的名聲。
在1893年韋伯與壹名遠親的表妹瑪麗安娜·施尼特格爾（Marianne Schnitger）結婚，她後來也成為了壹名女性主義者和作家。新婚的兩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萊堡，韋伯在那裏獲聘為弗萊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1896年韋伯也被獲聘為其母校海德堡大學的教授。壹年後韋伯的父親去世了，在他死前兩個月父子間剛巧經歷了壹場激烈的爭吵，這場沒有和解的爭吵成為韋伯畢生的遺憾。在那之後韋伯患上了失眠癥，個性也變的越來越神經質，使他越來越難以勝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狀況使他不得不減少教學量，並且在1899年的學期中途休假離開。韋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於精神療養院休息了數個月的時間，接著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遊，壹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頻繁的幾年後，韋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沒有再發表任何著作，最後終於在1903年秋季辭去了教授的職位。在擺脫了學校的束縛後，韋伯在那壹年與他的同事維爾納·松巴特（Werner Sombart）創辦了壹本名為“社會學和社會福利檔案”的社會學期刊，由韋伯擔任副編輯。在1904年，韋伯開始於這本期刊發表壹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壹系列名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論文，這後來成為他畢生最知名的著作，並且也替他後來許多針對文化和宗教對經濟體系的影響的研究奠定根基。這篇論文是唯壹壹篇他在世時便已出版成書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韋伯前往美國旅遊，並且參與了當時在聖路易斯所舉行的社會和科學大會—那也是世界博覽會相關的大會之壹。盡管韋伯表現的越來越成功，他仍覺得自己無法再勝任固定的教學工作，因此繼續維持著私人學者的身份。1907年韋伯獲得壹筆可觀的遺產，也使他得以繼續專心研究無須擔憂經濟問題。在1912年，韋伯試著組織壹個左翼的政黨以結合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最後並沒有成功，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自由主義者仍擔憂社會民主主義的革命理念。
韋伯是壹位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他在組織管理方面有關行政組織的觀點對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有著深遠的影響。他不僅考察了組織的行政管理，而且廣泛地分析了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深入地研究了工業化對組織結構的影響。他提出了所謂理想的行政組織體系理論，其核心是組織活動要通過職務或職位而不是通過個人或世襲地位來管理。他的理論是對泰勒和法約爾理論的壹種補充，對後世的管理學家，尤其是組織理論學家有重大影響，因而在管理思想發展史上被人們稱之為“組織理論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