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海因裏希·波爾
三、思考·領悟
本文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起國德國的角度來看待戰爭的，盡管反戰的主題很明確，但有些地方理解起來比較困難。
1、外面重炮在轟鳴，他在想“多出色的炮隊啊”，他堅持認為炮聲“多麽令人寬慰”、“令人愜意”、“深沈而又粗獷”、“那麽高雅”、“確實是圖畫書裏打仗的模樣”。這裏可以看出法西斯的戰爭教育毒害了德國青年壹代，戰爭教育使他們異化為戰爭狂人。他們並不懂得戰爭，更不能分辨侵略戰爭的本質。
2、他還想到為國捐軀，自己的名字將鐫刻在陣亡將士紀念碑上，青史留名。狂熱的法西斯戰爭教育吞噬了年青壹代的靈魂，他們懵懂盲從。他們並不明白為誰打仗，為誰獻身。同時也反映了他們單純幼稚，不理解生命價值。
3、 “陣亡將士紀念碑並無特色，也毫不引人註目，到處都壹樣，都是按壹種格式成批生產的，是的，需要時，隨便從哪個中心點都可以領到······”因為戰爭的本身荒誕無稽、毫無意義，所以陣亡將士的獻身並沒有價值可言。按同種格式批量生產，隨便都可以領到的陣亡將士紀念碑失去了它應有的存在的意義，它並不能使死者不會被忘卻；“並無特色”“毫不引人註目”，生者也並不可能不忘卻他們。它們的存在只能表明生命的毫無價值，犧牲的毫無意義。主人公漠然語氣之中隱含著對於戰爭痛定思痛的反思和批判。
4、 “流浪人，妳若到斯巴······”這個典故原指古希臘斯巴達人為保衛祖國而英勇戰死的事跡。美術教師命令學生用六種字體將此寫在黑板上。當“我”在“手術室”認出筆跡時，“它第壹次觸動了我的心靈，震撼了我內心某個隱秘的角落，使我驚駭萬狀，我的心劇烈的跳動”。昔日所受的軍國主義教育痕跡猶在，而“我 ”已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我”所感到的震驚是壹個受欺騙被損害而最終醒悟者的震驚。在這裏暗示納粹德國給青少年灌輸軍國主義思想，教育青少年盲從，為法西斯效力賣命的可悲現實。
四、應用·拓展
（壹）閱讀肖洛霍夫的小說<<壹個人的遭遇(節選)>>，把兩篇小說放在壹起作整體研習，從下列幾個角度進行比較。
1、選擇角度
兩篇小說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題材，主人公分屬敵對的兩個陣營。壹個為保衛祖國而戰，壹個為法西斯賣命。他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表現主題。<<壹個人的遭遇(節選)>>是通過壹位老兵對戰爭的回憶，講述戰爭的創傷；<<流浪人，妳若到斯巴······>>則通過壹位青年學生在戰爭中的感受，寫戰爭對人性的毀滅。兩篇小說都有很強的沖擊力，作者要告訴讀者的是戰爭對人的摧殘。
2、主人公
同樣是遭遇戰爭的不幸，《壹個人的遭遇（節選）》中，索科洛夫知道自己在幹什麽，知道自己為什麽去打仗；而<<流>>中，“我”並不清楚自己離開學校去參加戰鬥的原因。
索科洛夫失去了家庭，<<流>>中的“我”失去了四肢中的三肢，心靈所遭受的傷痛是壹樣的。
相比而言，由於年齡和生活經歷，索科洛夫要比<<流>>中的“我”更加珍視幸福。
雖然都用了“自白”的形式，索科洛夫是在和別人交流，而<<流>>中的“我”是內心獨白，是在和自己的心靈世界交流。
兩個人物同樣遭遇不幸，索科洛夫是悲傷的，<<流>>中的“我”則顯得比較麻木，這中間有年齡閱歷方面的因素，也有外來的作用，索科洛夫知道自己是在保衛祖國，<<流>>中的“我”受了欺騙，沒能認識法西斯的侵略本質。
（二）在結尾部分，“我”看到了躺在手術臺上自己的殘身：四肢只剩下壹肢。面對殘酷的現實，心情是萬分痛苦的。作者沒有對他當時的心理進行描述。我們能否揣摩壹下他的心情，作些心理活動的描寫。
只有三個月的戰事生活，“我”就失去了三肢，尤其是用以繪畫的雙手。這個慘重的代價宣告壹個八年級學生的戰爭經歷結束了，壹個八年級學生的英雄夢完結了。年輕的學生再也不能對戰爭滿不在乎，再也不能擺出瀟灑的模樣。他該清醒頭腦，反思戰爭，對法西斯的侵略戰爭本質有深刻的認識。他這時候的心理想些什麽呢？
五、發現·創新
1、伯爾的小說創作，從1947至1951年，主要取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揭露和批判法西斯侵略戰爭，以被迫充當炮灰的普通德國士兵的遭遇，反映了德國人民的苦難。這些作品的基調灰暗、抑郁，把戰爭渲染成壹場抽象的人與命運的搏鬥，結果是人的毀滅。他認為“戰爭是無聊的”，它象“傷寒病”壹樣是壹種可怕的自然現象。但這些作品在壹定程度上啟發德國人民認識戰爭的災難，其中小說<<流浪人，妳若到斯巴……>>對戰爭的原因有所揭露，含義深刻。
(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伯爾·H>>)
2、伯爾的小說創作遵循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真實地反映了西德戰後發展各階段的重要現象。在藝術上他廣泛吸收20世紀以來現代小說的許多新手法，如內心獨白、蒙太奇、象征、怪誕的聯想等等，60年代以後，又強調小說事件的客觀真實性和新聞紀實手法。他壹生還創作了大量雜文、隨筆和廣播劇，並翻譯外國作品。
(選自<<外國名作家大詞典>>，漓江出版社，1989)
3、關於伯爾作品的評論
伯爾的壹生都在與人類的缺點進行鬥爭,他聲討戰爭,批評國家與社會,也批評大眾傳媒和教會.在他身上體現了正氣和德意誌精神,正因為這壹點,他被稱為"德國的良心"。······如果把伯爾和二戰以後德國的文化思潮和我國"文革"後諸多形態放在壹起相比照，不難看出有壹番文化意趣蘊含其中，這應當是我們今天重新大量伯爾時所不應忽視的。
(選自<<人不是為了被管轄而存在>>,<<讀書>>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