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漢語中，成語、歇後語、諺語、慣用語等被統稱為熟語，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頻頻被用到。其中，歇後語、諺語較其他兩類好區分壹些，而成語與慣用語的區分標準在學術界壹直爭論不休，至今沒有定論，筆者查詢整理了壹些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梳理總結了壹下前人的觀點，以便於更好的了解成語與慣用語的區分。
我在搜集材料的過程中，發現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眾說紛紜，莫衷壹是，有人從語言形式方面區分，有人從語法方面分析，有人從意義方面下手，各抒己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現在我主要從這三個方面分析整理了大家的不同觀點。
首先，在語言形式方面，有人認為慣用語大部分是三字格的，而成語大都是四字格的，例如馬國凡曾在他的《慣用語》中就明確提出“慣用語在語言結構上，音節（字數）都很短，多數是三個音節的動賓結構詞組。”
⑴並且舉出壹系列例子佐證自己的觀點，例如：打埋伏，打遊擊等；相似的，王勤在《論慣用語》中也提出自己的觀點“慣用語的語言形式以三言為主，個別的是五、六、七言。成語則是整齊的四字格。”
⑵這就比馬國凡的觀點有進步了，因為慣用語不都是三字格的，甚至四字，五字或者更多的都有，例如：喝西北風、坐冷板凳、陳芝麻爛谷子等等。施寶義、姜林森，潘玉江在《漢語慣用語簡說》中指出“成語的構成形式，絕大部分為四字格，慣用語的構成形式，絕大部分是三字格。”
⑶其實這種說法也是不嚴謹的，因為從上述例子看來，四字格的慣用語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見。而關於成語究竟是幾字格的形式，大家似乎沒有太大的爭議，壹致認為成語應該是四字格的，可是四字格的詞組中卻有壹部分異類，例如：吃大鍋飯、唱對臺戲等等。這些詞在形式上與成語相似，可是卻不是成語而是慣用語。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如果單單從語言形式上來劃分成語與慣用語是不科學的。肖傳哲在《淺談慣用語的特點及其作用》中提出： “慣用語的語言形式是以三個音節為其主要特點。慣用語絕大多數是三個音節的，四個音節的有壹些，但不多，五個音節以上的是個別的。因此，把三個音節的慣用語作為它的基本語言形式有利於把它和成語區別開來。成語的語言形式，絕大部分是四個音節的，這樣說，並不否認成語也有五個音節以上的，如‘桃李滿天下’‘迅雷不及掩耳’‘山雨欲來風滿樓’等等。因此，把四個音節的成語作為它的基本形式，以便於有別於慣用語。總而言之，兩者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是慣用語和成語相區別的壹個重要標誌。”
⑷ 這段話給我們做了個關於語言形式上的總結，以便於我們以後在形式上區別成語和慣用語，但是，在現代漢語中，詞匯這方面的知識是錯綜復雜的，所以不能用絕對化的眼光去判斷。對於成語和慣用語的區別，還應該結合其他方面的因素來考慮。
其次，我們再來看壹下前人在語法方面對成語和慣用語是怎麽劃分的。馬國凡在《慣用語》中提出慣用語大多是動賓結構詞組，例如打埋伏、打遊擊、戴高帽、吃大鍋飯，摸老虎屁股等等。
⑸這壹觀點和許多研究者的觀點不謀而合，例如王德春就在《新慣用語詞典·序言》中總結了慣用語的主要特點：“在結構形式上以動賓結構的三字格為主體，如：打秋風、碰釘子等”，但是也更加完善了馬國凡的說法，他指出“除此之外，也有不少非動賓結構的三字格，如：半邊天、臭老九、狗咬狗、短平快等。”
⑹依據這個，我們就可以否定楊欣安在《談談慣用語》中提出的觀點“慣用語必須是動賓詞組”。⑺而施寶義、姜林森、潘玉江
則在《漢語慣用語簡說》中對於這個問題給出了更加細致的解釋：慣用語的語法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偏正結構、動賓結構、主謂結構、並列結構。”其中偏正結構的詞語有門外漢，鐵飯碗；動賓結構的有敲竹杠、炒冷飯；主謂結構的有鬼畫符、天知道；並列結構的有掛羊頭賣狗肉等，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慣用語的語法結構並不單單只有動賓結構，而是“偏正，動賓結構形式較多，而主謂、並列結構形式較少。”
⑻ 溫端政在《漢語常用語詞典》中提出壹部分慣用語在形式上與成語相似，但它們“在結構上有兩點明顯不同於成語，壹是‘1＋3’的動賓式，不像成語那樣屬於‘二二相承’式；二是‘1、3’之間可以插入別的成分，如‘唱壹處對臺戲’‘喝幾口西北風’‘吃慣了大鍋飯’，不像成語那樣中間壹般不插入其他成分。”
⑼咱們且不說這裏所說的慣用語是動賓結構有何不妥，只看成語的“二二相承”式就可以看出成語和慣用語的區別；吳建生在《慣用語的界定及慣用語詞典的收目》中將“在‘語’的範圍內，不論其內容是表述性的還是描述性的，也不論其風格‘雅’還是‘俗’，只要具備了‘二二相承’的特點就不是慣用語或者諺語，而應納入成語的範疇”這種歸類方法稱為“壹刀切”，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認，這種做法，“看起來似乎有點武斷，但是卻為成語和慣用語、諺語、歇後語的區分劃定了壹道明確的界限。”
⑽ 除了以上提到的兩點區分慣用語和成語的方法，還有受爭議最大的壹點，就是所謂“表意雙層性”的因素。我們都知道，很多慣用語有其比喻義或引申義。馬國凡提到過慣用語所表達的是“超脫字面意義進而概括出更完備整體化的意義”；
⑾王德春也曾經說道“絕大部分慣用語都含該詞組的修辭轉義”
⑿楊欣安在《談談慣用語》中寫道慣用語的“意義並不是那個動賓詞組字面上所表現的意義，也是修辭上的比喻手法”，
⒀比如“碰釘子”，實際生活中很少有人碰在釘子上，這是用“釘子”比喻生活中遇到的困難或挫折。
對於慣用語和成語在這個方面的區別，肖傳哲提出了慣用語的實際含義是“通過比喻和引申兩種辦法產生的”，“慣用語的字面意義和實際意義不統壹這壹鮮明特點，是有別於成語及壹般詞語的。”
⒁也就是說成語的字面意義和實際意義是統壹的，言在此而意在其中。可是盧卓群提出不壹樣的觀點，在《成語的特點及其變式》中，他提出“言外型”成語的概念，認為這種成語“實際含義與字面義不相壹致，或者相去甚遠”，
⒂例如“守株待兔、井底之蛙”等。我們可以看出，這種說法也具有壹定的說服力。
而“表意的雙層性”這個概念被劉叔新在《固定語及其類別》中提出來，他認為，“表意的雙層性，使成語在意義內容上別具特色”並且說明“依據這壹點什麽算成語，什麽不算，是易於斷明的”。可是在他的說法中也有過於絕對，而悖於常人所理解的部分，例如他說的“固定語中，凡表意具有雙層性的單位，無論只用於口語或書面語，也無論具有悠久的歷史或只產生於現代，都是成語”，
⒃這樣說來，就把我們平時認為不算成語的詞組也劃分到成語中了，例如穿小鞋等我們認為是慣用語詞組的都被劃分到成語中，我認為這樣是不科學的。
王吉輝在《意義的雙層性及其在成語、慣用語劃分中的具體運用》中對“意義的雙層性”給出了壹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意義的雙層性指某些語詞既具有字面的表層意義，又蘊藏著含而不露的深層意義，而且兩者並不完全相等同，其間存在著引申、比喻等等關系。”⒄而且他認為具有意義的雙層性的詞組是成語，反之，不具有的即是慣用語，可是我卻不敢茍同他的觀點，難道，“穿小鞋”之類的詞語沒有意義的雙層性麽？我覺得很明顯是有的，而這類的慣用語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