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討論壹個問題，即李約瑟在科學技術史上中國文化的地位。只有研究了中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制度，才能理解為什麽在上古和中古時代，中國的理論科學和應用科有驚人的發展，而在17世紀初期利略時代之後，現代科學在中國卻沒有發展，或者，可以說，完全沒有發展呢。從廣義說，我們可以說，在紀元前3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中國比歐洲的科學技術（除了希臘光輝燦爛的理論建設高潮之外）要進步得多，但是從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的科學就開始占領先地位了。確實，到了伽利略時代，可以說科學發明技術本身被發現了，其結果就產生了現代科學的統壹世界，科學為全人類所公有，從而消除了中古世紀標誌各種科學技術形式的種族烙櫻我以前已經說過，文藝復興後歐洲產生的並不是“歐洲的科學”，而是全世界普遍適用的現代科學，所有各文化的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
雖然這壹突破是在歐洲發生，而且只是在歐洲發生的，但這並不能證明歐洲人具德國的神秘主義者常常標榜的所謂“浮士德靈魂”的特殊品質，也不能以此為理由而像某些作家那樣堅持要把歐洲文化列為最高級的“世界性文化”。因為歐洲有許多特殊的因素必須考慮進去：歐洲歷史發展的具體條件，歐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歐洲的重商主義和工業化建設日益增長的需要，希臘人從先蘇格底時期以後對歐洲文化歷史壹貫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所有這壹切及其他類似的因素都足以充分解釋那個“伽利略奇跡”之謎：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把現代科學在歐洲的產生和成長歸之於什麽歐洲精神的神秘命運或者歐洲的天賦才智。同時，看到其他民族對於現代科學的建立所作出的偉大貢獻，我們更覺得不應該這樣說。對於中國本身，我們要研究的問題仍然是：為什麽在公元8紀以前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有利於科學的發展，而到18世紀後卻阻止了科學的發展呢？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所發生的情況：如，伽利略時代以後現代科學的蓬勃發展，數學證明推理方法的臻於完善，等等；這壹些對於東方和西方人民的關系有深的影響。它所產生的後果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知道，由於現代技術的發展，西方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我們也知道近二三百年來由於西方人在軍事上取得統治地位，輕而易舉地懾服了其他的文化，造成了這多麽惡劣的影響。但是，如果全世界能夠防止由於現代學所產生的無窮力量而自行毀滅，那麽，我們從現代科學所能獲得的利益也是無窮無盡的。（雖然中國過去在科學、數學和技術領域中已經取得了那麽多的大成就）為什麽現代科學的勃興發生在歐洲而不發生在東亞的文明中？在這個問題後面，牽涉到有關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發展的壹切問題。
我們以前已經提出壹些意見，說明為什麽中國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類似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在中國，古希臘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對於現代科學的勃興起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國，商人的利益是壹貫受仰制的。此外，還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因素。壹方面是神聖化的宗族祖先體系；另壹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上帝的理性訓示人們認為可以用自己的數學語言勉強地演繹出來。壹方面是壹切事物內在的“道”使他們自然地達到和諧；而另壹方面則是原子作用和機械推動的理論。現代方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似乎需要有壹種啟發性的自然淳樸的因素，而這種素恰恰是中國天賦的智能中所缺少的。
就是這個問題首先促使我下決心今後要以比重的力量編纂壹部關於中國的科學、科學思想和技術發展的全面和系統的作。後來，我認識到，在這問題後面，還有壹個至少是同樣重要的問題：為什麽在文藝復興以前，從紀元前200年到大約公元1400或1450年這壹段時期內，中國比歐洲總是要進步得多？還需要回答壹個問題：為什麽中國的官僚封建主義能夠更好地把科學（可以說，常常是壹種客觀上似乎並不存在的理論科學）應用於人生事務上，在這方面比希臘的國主義，或者中古世紀的西方封建主義，要高明得多呢？這種情況似乎不大好解釋；但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證明，不壹定都是在技術的範圍之內。我們且不談那著名的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過去由於弗蘭西斯·培根的譽揚已經膾炙人口了。我以前還談到鑄鐵技術的發明，把鐵熔化而澆鑄的方法——在歐洲壹直到公元1380年才知道，可是在中國早在紀元前2世紀人們已經習慣用澆鑄法制造農具了。當然，我不能在這裏詳細說明如何澆鑄，我想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是壹個特殊的例，說明在很早的年代裏中國的技術已經遠遠超過西方。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雖然在中國沒有歐幾裏特和阿波羅尼所創立的演繹法幾何學，可是早在文藝復興以前就發明了望遠鏡上的赤道儀裝置和機械鐘的卻是中國而不是歐洲。機械鐘的發尤其使人驚奇，因為中國壹向被說成是壹個“沒有時間觀念”的農業社會。
在這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壹點是：這些中古世紀的發明有壹些是和中國文化的官僚性質密切聯系的。我們可舉出地震儀、量雨計和量雪計為例子。在結構嚴密的官僚體系，那些有高度組織性和遠見性的上層知識分子集團，即使是封建性的，也感到有必要及時了解任何地方發生了地震，以便立即給予賑濟或者，對於嚴重的受災區，還要派遣軍隊前去。顯然，在公元2世紀就是由於這種情況促使張衡制造和使用最早的地震儀。由於同樣的原因，量雨計和量雪計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任何地方可能發生水災，統治集團必須要得到預報。在11和12世紀的壹些數學書籍中列示關於量雨計開頭的習題，從中我了解這種量雨計使用極為廣泛，可能設立在西藏高原附近的西部山麓下，為了了解雨量和雪量是如何形成的。還有壹個例子，我和我的合作者最近寫了壹篇詳細的文章，那是關於壹次驚人的大地測量：公元723年派遣的壹個遠征考察隊進行了2~3年的實觀測，綜合觀測結果確定了子午線。這壹偉大的工作是在皇家天文學家南宮說和傑出的僧人數學家壹行的領導下完成的。毫無疑問，這是整個中古世紀中最驚人的壹次有組織的大地測量；起自蒙古邊境直到印度支那，沿著全長達約2500公裏的路線上，設立了9主要的觀測站，系統地觀測了夏至和冬至的日影長度和極地高度。我不相信在任何其他的中古世紀的文明中有可能設想和進行這樣大規模的人組織的大地測量。這確實是值得紀念的，而這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僚特性也是分不開的。
今天中國正在發掘這些代的科學成就，科學史的編纂也在進行之中。對於科學事業現在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因為只有依靠科學發展才能使亞洲民的生活水平趕上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但是中國人也開始意識到他們的祖先在科學的發現、觀察和發明方面也作出了偉大的成就。他們迫切想知道幾個世紀以來被歷史的塵土所掩埋了的許多事跡，而這些事跡現代西方的歷史家們卻是不大願意揭露出來的。舉例說，西方關於幻日現象（大氣上層冰結昌體所形成的虛幻的日光、日暈和弧光）是在公元17世紀發現的，而中國的天文學家整整1000之前就已經觀察到這種復雜現象，並對每壹個組成部分加以描述，給予定名。亞洲的那些失去了歷史遺的思想家和技術家們如果知道了這樣的事實，那有多麽重要的意義啊！又如，自從瓦特以後所有的蒸汽機以及內烯機中奇妙的連接桿和活塞桿的結構，首先發明的不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工程師，也不是裏昂納多·達·芬奇，更不是亞歷山大港人，而是公元1300年中國的王禎，在他的冶煉水力鼓風爐中首先使用。如果亞洲的思想家和技術家們知道了這壹事實，他們能不感到自豪嗎？現在甚至在中國兒童的圖畫書中也有張衡制造地震儀，蔡倫在公元壹紀發明造紙，畢升在11世紀發明活字版等的圖片和說明。中國的“萬向接頭”吊架追溯到公元180年的丁緩，“帕斯卡”三角形創始於公元1303年的朱世傑。所有這些成就都已經漢學家們研究證實。所以，西方人必須認識，在中國人看來，科學不是出於基督教傳教士的慷慨恩賜，並不是在中國自己的文化裏毫無根基的。相反地，科學在中國文化中有光輝燦爛而深厚的根基。這壹些中國人現在愈來愈清楚地認識了。如果中國中古世紀的社會當真像有些人宣傳的那樣壹個絕對專制、毫無自由的社會，我們就無法解釋幾千年來怎麽會產生那麽多的創造和明，也無法理解為什麽在那樣漫長的歲月裏國總是處於比歐洲領先的地位。也許是由於社會穩定吧，但是某些大學者們卻說成是中古世紀中國文化中典型的“社會性停滯”。這是從何說起呢？
我沒有任何意圖想貶低現在的中國政府在***產黨的領導下對於改善中國“老百性”的命運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同時，任何壹個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現代中國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須要懂得悠久的中中文化傳統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壹方面，西方人的知識卻貧乏得可憐。確實，中國自己的學者有時為了論證新生的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往往會貶低了自己過去的歷史，低估了幾千年來哲學和藝術方面的偉大成就。這種情況只能說是自暴自棄吧！事實上，世界上其他各國都需要滿懷虛心地向中國學習，不向現代的中國學習，也要向歷史上的中國學習，因為從中國人智慧和經驗中，我們可以獲得許多醫治現代病癥的良藥，以及推進今後全人類哲學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編輯本段]李約瑟與中國科技史研究
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著名專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英國文學院院士，英中友誼協會會長。李約瑟博士主編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國科學技術史》從1954年開始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被認為是是二十世紀完成的重大學術成果之壹，是歐洲人學術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約瑟博士第壹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證據，全面而又系統地闡明了四千年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展示了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對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巨大成就享譽國際學術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屆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上被授予喬治·薩頓獎章，1974-1977年當選為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的科學史分會主席。
李約瑟博士的治學方法可概括為六個方面：兼收並蓄古文獻、圖片與考古史料，實地考察生產和生活傳統，模擬實驗與技術復原研究，中西比較研究，內史與外史研究相結合，國際大協作。
壹 兼收並蓄古文獻、圖片與考古資料
李約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基本方法之壹是：搜集有關資料，做卡片索引，建立龐大的資料存儲和檢索系統，兼收並蓄古文獻、圖片與考古資料。
李約瑟在37歲以前對中國壹無所知。他自己說：“我和中國或東亞之間，並無家庭方面的聯系，也無傳教活動的聯系。”當時，他是英國劍橋大學壹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學家兼胚胎學家，在岡維爾—凱厄斯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裏克·高蘭·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學實驗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輕的中國學生魯桂珍、王應睞和沈詩章來到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實驗室攻讀博士學位。李約瑟與他們朝夕相處，開始從身邊的中國同行認識中國，了解中國科學文化背景、中國語言文字傳統。這些成績優異、聰明機智的中國學生使他發現在地球的另壹邊，中國的古代文明有些與西方相似，中國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說的屬於“不開發人”之列。李約瑟開始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從37歲起決定學習中文，以便閱讀中國原著。他每周抽出時間，單獨跟著名漢學家夏倫教授（Gustave Haloun）學習漢語。他讀的第壹部中國原著是《管子》。紮實的古漢語知識，為李約瑟後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李約瑟著手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時，現代計算機尚未開始利用，因此，他特別重視編排卡片索引。他根據學科範圍，編輯資料文件夾、照片資料夾、附屬文件夾，建立了壹個龐大的資料存儲和檢索系統。由於這是第壹次用西方語言寫成的多卷本著作，因此每卷必須列出龐大的各種參考書目，他還特意編排了參考書目卡片索引，以備長期查證。此外，還編有其它專門卡片索引，如中國技術術語卡片索引，還有壹個包括古代數千名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和醫生的人名索引。這些資料，後來構成了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館藏。
李約瑟博士重視對中國古文獻資料的全面搜集和考證。他除了參考各個學科歷代相傳的重要圖書外，還從有關詞典學文獻中發現許多重要資料，從歷朝歷代的正史中搜集天文、歷法和聲學方面的資料，並參考數以千記在科學、技術和醫學方面有成就的人物傳記資料。他非常重視對古文獻資料的考證。李約瑟說：“我們總有這樣壹個經驗，每當開始寫新的壹章時，我們就面臨術語混亂的局面。過去存在這麽多的曲解和誤譯，這麽多以假亂真的傳說，這麽多寫錯的日期和誤解。再則，還有表示某壹專門學科或技術術語方面的困難，即所謂必要的行話。在現代科學的西方語言中有，在古代及中世紀科學的漢語中也有。在某些情況下，技術術語是相當難辦的，例如在中國醫學方面，翻譯問題幾乎是無法解決的。”
李約瑟博士善於利用第二手資料，即從已經出版的各個專門學科史的著作中尋找利用文獻資料的捷徑，如參考已經出版的數學史、天文學史、昆蟲學史和醫學史著作。
李約瑟博士還強調參考非中文文獻，主張在做出結論前，還應該考慮非中文文獻。這些文獻不僅包括日文、朝鮮文、越南文及東亞其他文字的文獻，而且包括梵文、烏爾都文、波斯文以及阿拉伯文、希臘文、拉丁文和歐洲後起語言的文獻。為了掌握全部上述文字，常常需要參考譯本。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不僅僅限於文字證據。他認為，無論是刻在墓石上和廟宇裏的各種圖象和圖片，還是繪在墻壁上的壁畫，或插在書中的木版畫插圖或其他復制品等，都是重要的研究資料。考古學也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圖象。他曾經與王鈴根據圖象實物提出壹個論點：船尾舵壹定是三國時期（公元三世紀）或更早時期的壹項發明。後來，他與魯桂珍在廣州發現了壹只從漢墓出土的裝有船尾舵的明器船，從而糾正了原先的論點。另壹個例子是：敦煌石窟中有壹幅畫，現在保藏在法國巴黎基邁博物館（Musee Guimet A Paris）。畫中，佛在打坐，群魔正在打擾他，有的全副武裝。其中壹個魔鬼頭上飾有3條蛇，手中握著壹個火焰發射筒，火焰向前直噴。這是噴火槍的最早圖片。他據此得出結論，噴火槍不比投射炸藥包的火炮早，但肯定早於火箭。
二 實地考察生產和生活傳統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第二個方法是：註重實地考察，實際感受傳統工藝在生產和生活中的應用，以理解中國古籍中描述的科學技術，而且與中國學者廣泛交流，獲得啟發。
李約瑟博士作為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和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於重慶，1943年
他說：“為了研究生活傳統問題，很有必要在中國長大，或在中國居住壹段時間；否則，就難以真正懂得書中的許多東西。壹個人必須受過專門訓練才能自己去搞真空蒸餾，或是去完成滴定。壹個人必須乘坐中國船去航行，才能真正了解頭篷帆。同樣必須熟悉中國小小的豆腐廠和醬油廠，才能知道如何制作豆腐和醬油。”
1942年，李約瑟接受英國政府派遣，作為皇家科學院代表，前往中國援助受日軍封鎖的中國科學家。李約瑟最初任英國駐華使館科學參贊，後負責籌建“中英科學合作館”（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為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和醫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學文獻、儀器、化學試劑，傳遞科學信息和溝通中國與外國（尤其英美）之間的科學交流。在中國工作期間，李約瑟實地考察了大半個中國，東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並結識了中國各行各業的學者，開闊了眼界。這些學者有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工程學家、醫學家、天文學家、史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經濟學家、思想史家、社會學家。他們同他討論了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科學發展和社會經濟等壹系列學術問題。他們告訴他讀什麽書、買什麽書和每門學科史中的關鍵問題。李約瑟逐漸積累了足夠數量的中國典籍。
李約瑟考察了中國的科學現狀，並對中國古代科學文明有所了解。他認為，中國人壹點也不亞於希臘、羅馬時代的歐洲人，在許多領域甚至遠在歐洲人之上。有些成就是從中國傳到西方，中國古代科學是世界科學的壹部分。他後來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各卷中闡述的各種基本思想差不多在這時已經形成。四年援華任務結束後，他想到今後唯壹要做的緊迫工作是，撰寫壹部西方從未有過的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和醫學的歷史著作。
三 模擬實驗與技術復原研究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第三個方法是：註重模擬實驗與技術復原研究。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國皇家軍備研制局配制了壹些火藥，以檢驗中國古文獻中記載的火藥配方。
李約瑟通過對整個火藥史的研究，得出結論：火藥中硝的成分是逐漸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還少壹些，越到後來，火藥的威力越強，燃燒速度越來越快，最後硝的成分逐漸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這是理論上的最佳數量。為了論證這壹點，他與他的合作者說服英國皇家軍備研制局專門配制了壹些火藥，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有壹天，他們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這些火藥逐個點燃來進行觀察。
李約瑟設法把歷史文獻記載中的火藥不同成分整理出來，用圖表進行比較觀察。從《武經總要》、《火龍經》及十四、十五世紀以前中國更早的古籍記載中發現，硝、硫、炭的成分平衡點散在表上各處，表明當時還在進行各種不同配方的試驗，後來的配方也圍繞在硝的成分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從早期阿拉伯及歐洲記載中，發現這種平衡點壹律集中在硝的成分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壹開始就知道該怎樣配制最佳的火藥了。火藥是由中國傳入西方的，在火藥知識傳入歐洲的同時，基本配方的知識也同時傳入了歐洲。
四 中西比較研究科技成就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第四個方法是：站在世界科學史、比較科學史和中外科學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國科學文明置於世界史中應有的地位，從而糾正了西方過去對中國科學文化的各種錯誤看法、誤解和嚴重低估。他所做的中西對比重要發現如下：
[1] 解高次方程的霍納法是法國數學家霍納（W.G. Horner，1786-1837）於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數學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實際上與霍納法壹致，卻早於霍納572年。
[2] 當西方人爭論誰在1615年左右最先發現太陽黑子時，中國早在公元前18年以來便系統記錄了太陽黑子，比歐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間，中國有90項超新星記錄，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電天文學家感興趣的蟹狀星雲的殘跡，而西方過去對此聞所未聞。中國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記錄，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間有581項彗星記載，公元前467年記到哈雷慧星。
[3] 近代科學革命的關鍵儀器就是時鐘，而其靈魂是擒縱裝置，過去認為是十四世紀歐洲人的發明。中國在723年僧壹行已制出這種裝置，1090年蘇頌在開封研制的水運儀象臺構造中便有機械鐘。這種中國時鐘由英國人坎布裏奇（John Cambridge）復原後，每小時誤差僅在20秒以內。
[4] 當西方人對磁極性壹無所知時，中國人已在關心磁偏角及磁感應性了。在英國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於1190年在歐洲首次提到磁極性和磁感應之前，沈括（1031-1217）已於1080年對磁針作了描述並指出磁偏角。歐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紀。指南針知識是在十二世紀通過西遼經陸路傳到西方的。
[5] 西方人在十三世紀以前還不知道硝石為何物，而中國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記載以硝石、硫黃和木炭制成火藥混合物，1044年的《武經總要》更給出最早的軍用火藥配方。
[6] 1380年前，歐洲人還無法制造出壹小塊鑄鐵，而中國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已在工業規模上生產鑄鐵了，到公元壹世紀中國人已是鑄鐵大師，歐洲人相比之下落後了1500年。他還根據考古資料，將中國古代的冶煉爐與後來西方的冶煉爐作了對比，得出結論，中國古代和中世紀在鋼鐵冶煉技術方面長期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7] 在植物學方面，明代朱橚於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舉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種，對其生態特征、地理分布和處理方法都作了說明，並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圖。歐洲直到十八世紀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開始註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價值，比中國晚400年。西方第壹部印刷的植物圖出現於1475年德國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誌》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8] 中世紀中國從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壹項最大的生物化學成就。西方認為尿為汙穢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從尿中獲得性激素。在中國，葉夢得（1077-1148）在《雲水錄》中已描述了從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9] 近代醫學科學中最偉大、最有益於人類的壹個學科——免疫學，產生於人類為預防天花而進行的種痘實踐中。葛洪於300年最早記載了這種疾病，在1000年已經發明天花預防接種，1500年中醫已公開著書介紹這種療法。這時歐洲人對此壹無所知，許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國種痘法西傳後，1700年經土耳其傳到英國（1722年，英國駐土耳其伊斯蘭堡朝廷大使夫人沃爾斯萊·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讓自己的孩子們全種上痘，並把種痘術帶回英國，在歐洲廣為宣傳）。十九世紀初，愛德華·真納（Edward Jenner，1749-1823）發現了牛痘苗可安全預防天花。
[10] 中國至遲在公元前200年的漢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帶挽具，公元六世紀有了更進步的頸圈挽具。這兩種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歐洲才開始出現。西方過去用頸肚帶挽具，拉力來自頸部，極易使牲畜窒息。
五 內史與外史研究相結合
李約瑟博士研究中國科技史的第五個方法是：內史與外史研究相結合，既註重科學發展的內因，又強調社會、經濟因素的外在影響，論證中國近代科技落後的根源。
李約瑟博士是壹位有科學哲學頭腦的科學史家。早在三十年代，他不僅是劍橋大學壹位有前途的的壹流生物化學家，而且對哲學、宗教和倫理學感興趣，並開始涉足科學技術史。劍橋大學的化學史家帕廷頓（James Riddick Partington，1886-1965）教授對李約瑟博士產生了影響。帕廷頓教授的名著有《應用化學的產生和發展》（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Chemistry）、《希臘火和火藥史》（History of Greek Fire and Gunpower）和四卷本《化學史》（A History of Chemistry）。他通過帕廷頓認識了倫敦著名科學史家桑格爾教授（Charles Singer， 1876-1960），經常與其討論科學史問題。他還讀過福斯特（Michael Foster）的《生理學史》（History of Physiology）和丹皮爾-懷特海姆爵士（Sir William Danpier-Whitham）的《科學史》。他還喜歡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1931年在倫敦舉行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蘇聯學者提早在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前，他就已經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史研究方法。1931年在倫敦舉行第二屆國際科學史大會，蘇聯學者提出關於科學發展理論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李約瑟第壹次聽到有關科學與生產實踐、社會經濟背景及其他意識形態關系的論點。他開始發表壹些科學史方面的文章，並結合自己的專業，於1932年發表《胚胎學史》（History of Embryology），成為這門學科歷史的奠基之作。
在寫作《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過程中，他提出了幾個基本問題：
為什麽與系統的實驗和自然假說的數學化相聯系的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興起？
為什麽在公元1-15世紀的漫長歲月裏，中國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並遙遙領先？
為什麽中國傳統科學壹直處於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出現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李約瑟通觀全局地研究中西科技史，理清其發展脈絡，找出各自的優缺點和異同點；從科學社會學角度綜合分析中西社會體制、經濟結構、歷史傳統、思想體系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考察中西商人、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社會地位。在內史與外史結合研究時，既註重科學發展的內因，又強調社會、經濟因素的外在影響。
他認為，中國與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西方所經歷過的封建主義和中國、印度的封建主義，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經歷過的是軍事和貴族統治的封建主義，中國所經歷過的卻是官僚封建主義。西方的軍事封建主義貌似強大，事實上中國的官僚封建主義卻更強大，更能防止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西方現代科學的崛起是和兩件事聯系在壹起的：第壹件是改革運動，第二件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資產階級取得國家領導權，近代科學也就同時崛起。資產階級在十六、七世紀確實是壹股進步的力量，他們確實在發動科學革命方面起到了作用。
他說：“我們不接受任何先人之見，然而我們承認：馬克思和恩格斯壹貫堅持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關系的重要性。這種方法已經普遍為西方史學家所接受。即使他們發誓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也不得不承認這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