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底，筆者為《世界知識》提供了壹篇關於德國大選的文章。發表前我來電話說，文中德國聯盟黨女總理候選人的名字不應為“梅克爾”，而應該是“默克爾”，還說這是新聞出版部門規定的“標準譯法”，沒有辦法。於是乎，文中所有“梅克爾”全被改為對於筆者來說“不堪入耳”的“默克爾”。為什麽“不堪入耳”？
因為這位德國女士的德文原名是“Merkel”，更為準確、文雅而帶有女性特色的音譯應該是“梅克爾”，而不應該是什麽“默克爾”。但是，“默克爾”已是“標準譯法”，無可奈何。
聯想起其他德國人名在國內的“不幸遭遇”，筆者只能深深長嘆壹聲。
“佛爾樂”成了“沃勒爾”
先舉兩個足球方面的例子。兩三年前，筆者剛從德國回來，經常聽到國內媒體報道壹個德國有名足球教練“沃勒爾”，但茫然不知是指誰。本以為在德國多年，對絕大多數德國名人都能做到“耳熟能詳”，怎麽會對“沃勒爾”壹無所知呢？幾番搜腸刮肚以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沃勒爾”指的是“Rudi Vller”。但是，蒼天在上，“Vller”的準確音譯應該是“佛爾樂”或為“佛勒”，也可以是“佛勒爾”，但決不應該是“沃勒爾”，因為第壹個字母“v”不應該發成“w”，而應該發“f”音，與德文中“Vater”（父親）發成“法特爾”壹樣。另外，“拜仁——慕尼黑”（“Bayern München”）更準確的、爽口的音譯應該是“白楊——慕尼黑”，其中“rn”譯成“仁”就太重了，是用大舌頭發小舌音，聽起來就變了味。“勒沃庫森”的德文原名是“Lever kusen”，全名是“Bayer Leverkusen”，“Bayer”比“Bayern”少壹個“n”，發音就明顯不同，更準確的音譯應為“白亞”。“Bayer Leverkusen”應譯為“白亞——雷佛庫森”。盡管“佛”的元音“o”與原文中的“er”不是很對號，但聽起來較接近。與“Vller”壹樣，其中的“v”應當作漢語拼音中的“f”，而不應當作“w”來譯。
再來看德國歷史人物名字的音譯。19世紀晚期以來，隨著德意誌民族的崛起，德國哲學家、文學家與政治家的大名紛紛以音譯的方式傳入中國。這些音譯，可以說是壹本難念的經，由前輩給後輩、同事給同事所寫，而且越寫越厚。上述德國足球人士與球隊的譯名與“默克爾”只是這本經的最新壹頁，在他們前面，還有許多令人頭疼，但有時也十分耐人尋味的“經典之作”。
洋文土譯：方言的影響
當然，大多數譯名還是準確而典雅的，不成問題。例如家喻戶曉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問題，“歌德”、“席勒”、“康德”、“黑格爾”等也沒有問題。但是到了“尼采”、“俾斯麥”，問題就來了。“尼采”德文原名為“Nietzsche”，更為準確的音譯應該是“尼切”、“尼策”或“尼秋”。不知“采”音（cai）從何而來？“俾斯麥”的德文原名是“Bismarck”，準確的音譯應該是“俾斯馬克”。“克”音很輕，可以省略。可是“馬”音怎麽變成了“麥”音呢？如果當年的翻譯沒有誤譯原音的話，只能有壹種解釋，即他（很可能是李鴻章的壹位幕僚）是個南方人，並且是按照其方言來翻譯德文的。在壹些南方方言中，“麥”字的發音是“ma”，與北方話中“馬”的發音相近。
看來，方言在德文音譯中常常起著“添亂”的作用（“尼采”的謎底大概也應在這裏尋找）。不過，因我國方言無數，雖然新中國成立後普通話中的某些德文譯名對原音有扭曲，但到了地方百姓口中，有時卻能達到“歪打正著”的效果。經典的例子是德國前總理Kohl的音譯“科爾”。因普通話裏沒有“ko”音，把“Kohl”譯成“科爾”，也是無奈的選擇。但是到了南方壹些地方，“科”在方言中又發德文原音“ko”，德國總理得以“正名”，豈不妙哉！
德文英譯：語種的穿幫
德文人名音譯的第二類問題是把德文人名當作英文來念。例如俾斯麥的軍師Moltke，準確的音譯應該是“摩爾特克”，但壹直被譯為“毛奇”。“毛”音還可以理解，但“奇”從何來？大概是把他的名字當英文（或者先從英文著作中）翻譯過來的。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德國文學巨匠Thomas Mann，被譯為“托馬斯·曼”就帶有英文味，也不能說是很成功的音譯，準確音譯應該是“芒”。聯邦德國第五任總理Schmidt被譯為“施密特”，剛剛下臺的第七任總理Schrder也被譯為“施羅德”。其實德語中的Sch與漢語中的“許”音最為接近，把它譯為“施”，實際上也是把它當作英文來念。相比之下，奧地利總理Schüssel的音譯（“許塞爾”）倒是準確了，但“塞”字又被電視播音員誤讀為“sai”。準確的發音是“se”，這也應該是譯者的原意。
“斷節取音”：生硬的更改
第三類問題是對原音生硬的更改。例如，聯邦德國第壹任總理Adenauer本應譯為“阿登堖”或“阿登瑙”，但被譯為“阿登納”，最後三個字母“uer”被生硬地砍掉，也不管“au”是屬於同壹音節，生造出了原本不存在的“納”音。再如，納粹黨衛隊頭目Himmler的後綴與希特勒（Hitler）完全壹樣，本應譯為“希姆勒”，卻被翻譯成“希姆萊”，“萊”從何而來?豈有此音？如果說前兩類問題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麽此類毫無道理的“標準譯法”則最讓後譯者頭疼了。他們要壹遍又壹遍地重復這些誤譯，猶如被人強迫念白字與錯字。為什麽不能改過來呢？為什麽要將錯就錯，壹錯到底呢？
許多人說，外國人名的音譯是“約定俗成”，不能隨便改動。如果真的是“約定俗成”，倒也罷了。但我們常見到的不少音譯往往先是初譯者的壹“念”之差，後由官方“壹錘定音”，以訛傳訛。或許有讀者會認為，外國人名的音譯如何都無所謂，有壹個稍微與原音沾點邊的譯名就可以了。其實不然，這些音譯的準確與否也會影響到中國人的國際聲譽。記得筆者1984年剛到西德，在曼海姆歌德學院學習德語時，有壹位德國老師因我們中國人把當時的美國總統的名字譯成“裏根”而取笑我們中國人。經壹位同學的*，那位德國老師受到了院長的批評。當時我們就想，其實我們應該有能力做出更為確切的音譯（比如說“瑞根”），而不給人家留下笑柄。
嚴復曾要求翻譯要做到“信、達、雅”。人名的音譯無所謂“達”與“不達”，但“信”與“雅”還是需要的。“信”就是要盡量接近原音，在筆者看來也是最重要的，“雅”就是要盡可能文雅壹些。“信”了，外國人與懂外文的中國人聽了舒服，“雅”了，所有中國人聽了舒服。
可以想象，當德國女總理Merkel首次聽到“Moker”（即“默克爾”）時，可能會壹臉茫然，聽不出來是在說她。而當她聽到“Meiker”（“梅克爾”）時，壹定會會心壹笑。據說，她將於今年5月首次訪華。我想，送她壹個“梅克爾”，勝似壹束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