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藝術的異化：
大眾文化依托市場規律和商業原則，導致文化藝術淪為賺錢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從於自由的創造本性和審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眾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於是文化藝術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由張揚個性、呼喚自由、批判現實和理想導向轉向了千篇壹律、呼喚利益和消遣娛樂，從而導致了文化和藝術的異化。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當藝術受制於他者，不再是獨立存在的純粹個人的精神領域，不再履行著批判與否定的職責，而是屈從於現實法則以證實自己的社會效用的時候，藝術也就將自己終結了。
由於現代生產技術特別是大眾傳媒技術的日新月異，大眾文化產品的批量生產和規模復制不僅具有了必要性，還具有了可能性。而標準化生產則帶來了藝術本質的喪失。“像工業產品的零件壹樣，大眾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產流水線，標準化、模式化的文化生產線先設計出許多固定的標準情節、人物和結構，就像安裝機器首先準備壹定的標準零件壹樣，然後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批量生產了。”標準化生產阻斷了個體的表現力和想象力，扼殺了創作的自由，藝術喪失個性，將藝術創作墮落為產品制作。法蘭克福學派激烈地批判大眾文化，認為它是對藝術本質的違逆。藝術是表征主體性的領域，它的本質在於異在性，真正的藝術對現實應具有顛覆的能力。而大眾文化則完全消解了藝術的本質，使其由推動人類進步的力量而轉為導致人類異化的反動力量。
還有，大眾文化的娛樂文化身份，在推動文化藝術深入大眾生活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將文化藝術引向歧途。真正的藝術應該具有深刻的內涵和獨特的韻味，追求自由、永恒和意義。然而大眾文化的娛樂性質，使大眾文化本身充滿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喪失了崇高的追求；到處是宣泄個人情緒、沈醉感性生活、放縱陰暗心理，消解了深層次的思考與判斷，瞬間取代了永恒，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韻味。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追求物質享受和精神放縱，是人類思維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識的消解，大眾文化無法承擔起救贖的使命，它除了制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虛幻外，並不給民眾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所以說，大眾文化消解了傳統文化引導人類向上的使命，而轉變成異化人性的力量。
三、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異化
在大眾文化的影響下，當代文學出現了壹些值得關註的變化。文學生產的明星化、類型化、符號化和時尚化成為當下文學的基本特點。大眾文化作為壹種強勢話語，它越來越深入地影響著文學的創作，改變的當代文學的格局，導致其異化。大眾文化對當代文學的異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文學的明星化，造星運動蓬勃發展。大眾文化的興盛依托於文化產業的發展，而文化產業則是建立在明星機制的基礎之上，它通過大眾文化的平臺，為我們源源不斷地制造明星。最近出現的“書商”就是主要通過塑造明星的方式來“包裝”、發行，從而賺取利潤。余秋雨就是壹例。他自92年攜《文化苦旅》橫空出世以來，壹路高歌猛進，98年出版《山居筆記》，99年出版《霜冷長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體中頻頻亮相，雖然因為作品的粗制濫造而招來很多噓聲（評論界普遍認為：余秋雨的散文集壹集不如壹集，整體水平呈極為明顯的滑跌趨勢），但這並不妨礙他名聲和作品銷量的壹路攀升。繼余秋雨之後，賈平凹、、池莉、虹影陸續成為書商包裝的對象。90年代後期隨著大眾文化的日益完備和它對文學日益深入的滲透，文學生產的明星化也更加成體系：書商選定有潛力的目標，從培育到包裝壹直到推向市場，形成完備的市場運作模式。韓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這種造星模式的結果。大眾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給書商帶來最大利潤的同時，也反映出文學精神的日漸稀薄，從而導致人們對作家形象的關註，遠遠超過了對文學本身意義的關註。人們糾纏著郭敬明眼睛的顏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斷炒作余秋雨的版權官司和曖昧情史。大眾傳媒與文化產業合謀打造文化明星的過程，實際上是抽空文學本質和內涵，將文學異化的過程；文學貌似在享受著高度的禮遇，實則被遊戲地對待，遭受了致命的打擊。
其次，創作的類型化，消弭了文學的個性。在大眾文化的強勢影響下，類型化全方位滲透到文學創作當中。文學創作集中在偵探小說、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等體裁，這些小說類型在結構模式上高度類型化，只要把現成的材料填充在相應的位置就可造出壹篇作品。文學創作的各個要素，包括人物、情節、語言以及構思等，各方面都出現了類型化的現象。“小資寫作”總是圍繞成功人士、優雅別墅、酒吧、咖啡館、做愛等等。曾經風靡壹時的王朔，就認為寫作不需要想象力，而要靠套路推動故事的發展，“套路有多少呢？沒多少，頂多200個，估計觀眾忘了，就從頭重復。”當前的現實問題小說也有固定的寫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與保守、腐敗與反腐、政治與情感的矛盾。張平的《十面埋伏》明顯符合偵探小說的敘述方式，《國家幹部》在人物設置、情節安排和故事主題等方面，也未能擺脫類型化的弊病。海巖也是如此，他筆下的故事總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鬥智鬥勇的較量，刻骨銘心的愛戀。海巖嫻熟地將這些元素調出不同口味，在類型化的文學創作中，輕輕松松地獲取大眾文化帶來的巨大利潤。同時，類型化的發達必然導致符號象征意義的蔓延，人們的消費不是為了生存需求，而是為了符號所象征的意義。韓少功就批評“生活符號化”說，別墅、轎車、時裝、珠寶所帶來的痛苦感或幸福感並不真實，“就其生理而言，壹個人哪裏需要三套空空的別墅呢？但別墅成為符號，轎車、時裝、珠寶等等成為符號，不意味著非洲饑民的糧食也是符號。我們不能說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沒有真實的痛苦，不能說他們只是因為缺少符號就暈過去了，就死掉了。” 大眾文化造成的文學符號化，使得文學作品本身的內在意義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學的所指成為壹具空殼，而毫無價值的符號的象征意義卻得到極度膨脹。它消弭了文學的個性，使得文學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
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終極關懷。當代文學中充斥著低俗的作品，發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沖動和樂趣才是真正的生活。這些作品通過再生產人的欲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滿足，來實現中產階級的消費需求。衛慧便是代表。她宣揚“身體寫作”，從“身體”出發擴展至性和欲望，以現身說法的方式講述關於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體被重新發現，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眾文化收買，成為大眾文化賺取利潤的工具。衛慧的積極響應，又將這種鄙俗化和市場賣點發展到極致，細致描繪浴室、酒吧、同性戀、酗酒等情節，從而走向歧途。文學內容在鄙俗化的同時，它的本質也逐漸被異化。這裏的深層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當今中國，在消費主義極為火爆的同時，我們卻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園。正如林白所說：“在這個時代裏我們喪失了家園，肉體就是我們的家園。”文學的鄙俗化、明星化和類型化，其中包含的經濟利益對於作家來說是壹個巨大的誘惑，使得他們的創作必然地要朝這方面傾斜。
總之，中國片面地強調經濟領域的變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領域的配合，使得消費主義成為新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畸形膨脹。以致物質的富裕掩蓋了精神的貧乏，感官的享樂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時尚排擠了高雅的趣味。人們不再追求生命的意義，淪落為消費動物。這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而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則是治愈大眾文化弊病的最佳藥方。精英文化抵制大眾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貴族精神也是大眾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費性的大眾文化與超越性的小眾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約和補充，才能實現人類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識分子則是建設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的主體，他們應該擔負起大眾文化批判的社會職責。但是，很多知識分子不僅沒有這麽做，反而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盲目為大眾文化辯護。這裏顯示出更深層次的問題，乃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身素質的低下。他們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識和批判精神，與其說是知識分子，不如說是知識農民（老知識分子）或者知識市民（新知識分子）。他們目光短淺、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祿，而缺乏人文素養和更高的精神追求，這是當今中國大眾文化畸形發展的重要原因。只有當中國的知識分子充分成長、成熟起來，成為自由獨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時候，他們才會熱情地建設精英文化和批判大眾文化。這樣的結果便是，大眾文化充分發揮其合理的壹面，豐富人們的休閑生活，滿足人們的合理欲望，而精英文化和貴族精神凈化人們的靈魂，提高人們的精神素養，充分發揮導向作用，將整個人類社會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