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下達上諭，詔令張玉書、陳廷敬等人，組織了當時翰林院的學士、編修三十人，按照字典編撰式例編撰而成的壹部劃時代的字書。該書前後用了五年多時間，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乃成。
學界的研究多集中於《康熙字典》的文字、體例、編撰過程等方面的考證，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問題是，《康熙字典》既然是皇帝親自下詔書編撰的，便和民間私人著述不同，它不是壹本純粹的學術典籍，在它的學術背後有其明確的政治意圖。
關於這壹點，歷史上是有先例的。從秦始皇的“書同文”到漢代撰述《說文解字》《方言》等書籍，其中都以統壹為其背景。比如說，《方言》撰述本來屬於周秦壹種制度。很顯然，這樣做有助於世間教化，使民風歸於王化的雅正而不要犯上作亂。從這些話頭看來，康熙的文治政策帶有相當明確的政治意圖，而不像我們現在學人對待《康熙字典》時那樣，壹味追求純粹的學術“真知”。
當時的政治現實情況是，滿清入關之後，為強化文化思想的專制統治，大搞文字獄，在這種情況下，圍繞《康熙字典》產生了許多政治案件。這足以說明，《康熙字典》並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
安徽師大已故教授張滌華先生在1962年發表了壹篇長達三萬多字的題為《論〈康熙字典〉》的論文，全面論述了該書。1983年，張滌華先生編選出版了自己的論文集《張滌華語文論稿》，也把這篇《論〈康熙字典〉》編選了進去。該論文的貢獻是，從政治的角度對此書進行了壹個圓照的分析。其論編纂這部字典的原因或目的歸為三點：
第壹，玩弄過去封建王朝的老圈套，借修書來籠絡知識分子，作為壹種懷柔手段；
第二，采用過去封建王朝的又壹騙人手法，在武力大肆鎮壓之後，來壹套稽古右文的把戲，借以點綴升平，炫耀新朝的文治；
第三，通過修書，檢查並銷毀壹切不利於清朝的文獻記錄，借以加強封建統治。
張先生的議論雖然批評多了壹些，但是足以啟發我們，《康熙字典》是壹種政教手段，只有“懷柔”，知識分子才會服膺現實政權，這對於國家是有益的。古人說，騎馬打天下，而治理天下要靠儒生，“稽古右文”、點綴生平、銷毀禁書，正是高明的政治策略，這無可厚非。“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食古不化的腐儒理當受到查處。不過，統治者應當采取更為寬厚的手段，動輒滿門抄斬的封建做法只能招來更多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