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歷史的脈絡，我們可以看到拜占廷文學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4～7世紀初是拜占廷文學發展的第壹個階段，主要是由古代文學向拜占廷文學的轉變階段。
這個階段的拜占廷文學的主要特征表現為古代文學逐漸衰落，新的文學形式和標準逐漸形成，奠定了拜占廷文學的基礎。基督教思想觀念、宗教抽象的審美標準取代了古代文學的相關內容，甚至寫作形式也發生變化。在這壹翻天覆地的轉變過程中，基督教作家極力反對和排斥古代作家的“異教”思想理論，盡管如此，他們也不可能完全擺脫古代文學對他們的影響，因為他們也接受了同世俗作家壹樣的基督教育。這種古代世俗文學對拜占廷基督教作家的影響在最初拜占廷支持所有文化知識的政策下表現更為明顯，尤其是那些努力發展教俗友好關系的基督教領袖們的立場更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們並沒有刻意排斥世俗文化，而是逐漸將教會文學和世俗古代文學結合。
其中將教會文學和世俗古代文學結合的最成功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尤西比烏斯(260～340年)，他在撰寫教會歷史和君士坦丁大帝傳記中，充分展示了其深厚的古典文學基礎和基督教文風，創造了新的寫作風格。他的代表作是《教會史》、《編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傳》。
尤西比烏斯出生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凱撒利亞城，師從當地著名基督教理論家、學者潘菲羅斯，後因躲避宗教迫害而流亡各地。但在他來到後西羅馬帝國卻受到了禮遇和款待。公元313年，羅馬帝國當局頒布宗教寬容法律後，尤西比烏斯當選凱撒利亞城主教。機緣巧合的尤西比烏斯成了君士坦丁的好友，並得到了君士坦丁壹世的重用，成為禦用史官。他積極參與皇帝主持下的重大教會事務決策。在他的壹生中，著述頗豐，傳世作品也很多。他仿效晚期羅馬帝國作家阿非利加努斯的作品，完成了十卷本《編年史》壹書。這本書提供了有關古代近東和北非地區統治王朝的詳細譜牒，以及其所在時代世俗和教會的大事年表。他所關註的重點主要是基督教的發展，尤其是他在此書中提出的觀點對後世影響很深。
尤西比烏斯的另壹部力作是為了慶祝君士坦丁壹世登基30年而成的《君士坦丁大帝傳》，該書主要描述了君士坦丁壹世在公元306年7月稱帝以後其30年左右的統治，它比較詳細地記載了這位皇帝在羅馬帝國晚期的政治動亂、軍閥割據的形勢中完成統壹帝國大業的過程。在這部書中，作者對皇帝充滿了崇敬，也有著太多的贊譽之詞，但還是不可避免地影響了他對歷史事實的客觀評價。我們可以確信的是，他留下的記載都是可靠真實的，不僅為當時的其他作品所證實，也被後代作家傳抄，史料價值極高。同時，這本書也成為研究君士坦丁壹世和拜占廷帝國開國史的最重要資料。在這部傳記中，記載較多的內容是關於君士坦丁的宗教事務。因此，在4世紀末時被教會作家翻譯為拉丁語，並將原書續寫到阿萊克修斯時代的395年。
在《教會史》中，尤西比烏斯充分地展示了他的理念，繼續著他的勸人向善的說教。他堅持認為：人類得到耶穌基督的拯救是歷史的重要內容，跟從上帝的選們歷史的主角，其中忠實於上帝意旨的皇帝是神在人世的代表。受到以上信仰的左右，尤西比烏斯在寫作中特別重視政治和思想歷史的記述。在書中，他用大量文字，對君士坦丁壹世贊不絕口，而對君士坦丁壹世的種種劣跡和暴行卻只字不提，他還將其他皇帝頒布的宗教寬容法律移作君士坦丁壹世所為，為他臉上貼金。因此，尤西比烏斯所作的這些記載都影響了《教會史》的準確性。
除尤西比烏斯外，5世紀的左西莫斯和6世紀的普羅柯比(490～562年)也在各自的作品中表現出新舊兩種文學創作的結合。他們在歷史編纂中保持古希臘歷史家的文風，同時開創教會史和傳記文學的形式。
此外，埃及亞歷山大主教阿塔納修斯(295～373年)則在神學論文、頌詩和其他宗教寫作中大放異彩，為以後基督教作家的創作提供了基本樣式和藍本。基督教傳記文學則是在埃及修道隱居運動中興起的。基督教贊美詩歌的發展在羅曼努斯(?～555年)創作的上千首詩歌中達到頂點，他在創作中大量運用古代詩歌的韻律知識和格式，開創了基督教贊美詩寫作的新紀元。
7世紀中期至9世紀中期是拜占廷文學發展幾乎處於中斷的狀態。和第壹階段相比，這個時期既沒有名貫青史的作家，也缺少不朽的作品。這壹現象的出現與當時拜占廷的政治局勢有直接關系。當時的拜占廷帝國面臨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入侵，帝國喪失其在亞、非、歐的大片領土，戰爭需要武器而忽視文學，拜占廷文學在此背景下難以發展。8世紀開始的毀壞聖像運動對於拜占廷文學來說簡直是雪上加霜，在壹定程度上阻止拜占廷文學的發展。馬克西姆(580～662年)和大馬士革人約翰(675～749年)代表這壹時期拜占廷文學創作的最高水平。馬克西姆在反對當局宗教理論的鬥爭中寫出大量基督教文學作品，而約翰則在雲遊東地中海各地時運用豐富的古典哲學知識全面闡述基督教哲學理論。
9世紀至1204年是拜占廷文學史發展的第三階段，以弗條斯(827～891年)為代表的拜占廷知識界以極大的熱情發動文學復興運動。弗條斯出生在權貴之家，自幼飽讀古書，青年時代即為朝廷重臣，多次出使阿拉伯帝國，48歲時以非神職人員身份被皇帝任命為君士坦丁堡大教長。他壹生著作頗多，特別致力於古典文學教育活動。在他擔任君士坦丁堡大學教授期間，積極從事古希臘文史作品的教學。為了便於學生學習，他編纂了古代文獻常用詞匯《詞典》。在他寫給國內外各方人士的信件裏，以鮮明的態度反映出他傳播古代知識的熱情，以及在融合教俗知識上所作的努力。弗條斯作為普通信徒出身的基督教領袖，他的作品推動了已經衰落數百年的拜占廷文學的重新掘起。
馬其頓王朝統治時期的拜占廷帝國國勢強盛，安定的社會生活為文學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條件。學者型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位期間，拜占廷文學的發展進入到壹個黃金時期。在此期間，文史作品和作家不斷湧現。潑塞留斯是當時拜占廷文學發展的代表人物。他出身於中等家庭，但是學識淵博、智慧超群，他撰寫的歷史、哲學、神學、詩歌和法律草案都代表當時文學寫作的最高水平。當時學術界對新柏拉圖哲學的再研究為在亞裏士多德學說束縛下的思想界帶來了新鮮的空氣，揭開了懷疑亞裏士多德理論的長期思想運動，這種深遠的影響甚至在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也有所反映。
公元1204年以後是拜占廷文學發展的最後階段，文學在民族復興的強烈欲望中顯示出其最後的活力。那時的作家、學者無壹例外通過文學創作表達重振國威的急切心情。其中，尼西亞學者布雷米狄斯的政論散文《皇帝的形象》反映出知識界普遍存在的通過理想皇帝重整河山再創輝煌的願望。但是，拜占廷帝國已經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光靠文學不可能找回失落的世界，於是，拜占廷文學家們將其再現古代文化的滿腔熱情和對古代光榮的無限留戀轉移到意大利，這種變化直接促進了那裏復興古代文化藝術思潮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