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地利讀高中的時候,雷立柏就學習了英語、拉丁語和古希臘語。1988年到1991年，他在臺灣臺北輔仁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哲學。在學習漢語之初的相當長壹個階段，他的聽力壹直很差，但他堅持每天晚上都花很多時間抄寫漢字。盡管雷立柏的老師並沒有要求他深入地研究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但對這位喜好讀書的奧地利人來說，讀懂這些經典壹直是他的理想。“那時我常對自己說：總有壹天我要看懂《道德經》和《論語》。”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獨特的學習方法令這位奧地利人受益匪淺。在臺灣留學的第三年，他的聽說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比較自如地與中國人溝通了。關於這壹點，雷立柏認為：“學習語言沒有捷徑。如果要想將外語的聽力和口語提高到母語的水平，唯壹的辦法是在外國呆很長時間。沒有語言環境是不太可能的。”
雷立柏學中文的另壹個訣竅是背成語。“語言的精華就是格言、成語和俗語。 我曾經買了壹部厚厚的分為上下冊兩卷的《成語詞典》，基本上都是四個字的成語。我把這部詞典從頭到尾都做成了卡片，並且看漢語的解釋，背了許多成語。這使我感到很滿意，因為基本上這些都是孔子和老子的思想。我掌握了中國語言的內核，而我現在要給學生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華。” “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走向中國”是北京大學教授湯壹介提出的，雷立柏正是在他的指導下用中文完成了《張衡、科學與宗教》的博士論文，並於1999年獲得了博士學位。1999年9月到2004年1月，雷立柏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進修， 在中國著名宗教研究專家卓新平的指導下從事研究和翻譯工作。其間，雷立柏用中文撰寫並出版了許多關於基督教的著作，並且將華人學者吳經熊的英文自傳《超越東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推薦到中國。
在和中國出版界打交道的過程中，雷立柏發現自己的觀點跟他們不完全壹致。他有些無奈地對記者說：“我壹直強調外國人的名字最好不要翻譯成漢語，應保留原文。比如，《超越東西方》這部書是壹位中國譯者翻譯的，他把許多原文的東西都拿掉了，後來我在做校對的時候又放回去了。我對他說：‘妳必須忠實原文啊，這是外國人的名字啊，不要僅僅用漢字。’但是有的編輯卻說：‘ABC夾在漢字當中不好看。’有時候我感覺他們真有秦始皇的腦袋，統壹文字，把別的文字都消除掉了。我給妳看另外壹部在中國很少有的書。其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有的是意大利的小村子我根本就沒有把它們譯成漢語。
相反，這部臺灣編的詞典，其中收錄了壹個叫阿貝拉爾的法國中世紀的思想家，書中關於他的名字，分別有三種不同的譯法，那還不把人搞糊塗了！為什麽壹定用漢字呀？！而且還不加上ABC，人為地阻礙讀者掌握真正的原文知識！這麽多煩瑣的譯名其實是很空虛的知識。當然也有人做這方面的研究，那又另當別論。比如有人專門研究‘拉丁’這個詞在清朝的四十種譯法，什麽拉蒂諾、利丁等等。如果說這就是漢學，我可不想做這樣的漢學家，太痛苦了。按照吳經熊的說法，這是博物館裏的學問。 ” 2006年年底，中國網絡傳媒壹度熱炒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酷評中國當代文學壹事。據新華網報道，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顧彬認為曾經在中國風靡壹時的《狼圖騰》是壹部法西斯主義作品，令中國丟臉。這位專門研究魯迅的學者還嚴厲批評中國的當代作家不懂外語，互相瞧不起，美女作家更是壹堆垃圾。此言論當即引發了媒體對中國當代文學乃至國外漢學的廣泛討論。那麽雷立柏對此事是何看法呢？
“我很佩服顧彬這個人。他比較喜歡49年以前的中國作家，因為他們中有很多人懂多門外語。這壹點我比較同意。比如吳經熊，他的英文寫得太漂亮了！我比較贊同顧彬的許多觀點。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但是這對中國真的是有幫助的。我希望有壹天中國人能把顧彬發表的文章做壹個論文集在中國發表，讓更多的人了解他的觀點。
“顧彬壹輩子都翻譯魯迅的作品，他的妻子是中國人，他的中文水平恐怕要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國人。他自己也學過哲學和宗教學，對中國的思想、文學、歷史有很獨特的看法。2001年我在柏林聽過他的演講，感覺受益匪淺。”
“顧彬的許多新奇的觀點都有雄厚的學術基礎。他不是壹個隨便說話的人。他有多年的和中國文化對話的經驗。顧彬於七十年代在中國留學。隨著中國的發展，顧彬也在修正他的觀點。武漢有壹個作家叫鄧曉芒，他學過德國古典哲學。他也批評中國九十年代的壹些文學現象，有些觀點和顧彬很相近。” 當記者請這位奧地利學者分析壹下東西方文化的區別和***性時，雷立柏首先談起了文化的概念。他說：“中國人對文化這個詞的理解和西方人是不壹樣的。文化（culture）這個詞是從拉丁語cultus來的，原意是***同的敬拜。在古希臘的宗教節日中人們***同敬拜雅典娜女神，在敬拜時有藝術表演，比如悲劇。 基督教也有***同唱歌和做禮拜的儀式。所以在西方，文化的概念包含了壹種***性的東西。比如說法律，無論是在古希臘羅馬還是中世紀，都非常重要，都強調***同的法律。西方人的法律強調的是自己的權利和***同的利益。西塞羅有個成語叫做 Libertas in legibus, 就是說自由因法律而存在，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西方人對法律有壹種自豪感。希臘人曾對波斯人說：‘我們是希臘人，我們有法律，這是我們的優越性。’基督徒則更強調守法的精神和法律的重要，有***同的標準，比如說法律是神聖的，是上帝規定的，等等。
“中國人提到文化時往往強調壹種個人的獨修。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這是壹種個人的境界。佛教也講究個人的修行。在中國，文化就好比壹個君子、壹個哲人在獨立地進入某種特殊的境界後就再也不能跟老百姓溝通了。比方說壹個人練毛筆字，他寫得比任何人都好，這就是文化。”
雷立柏認為，歷史上中國人對法律、法學的理解和西方人也截然不同。“中國的儒家不太支持法律，是用禮節來代替法律；中國人壹聽到法，馬上就聯想到刑。中國的莊子說：‘逍遙法外’，自由只能是在法律之外的。這和西方的差別太大了。”
在雷立柏眼中，文化就是“壹種***同的精神”。“如果妳星期天上午去宣武門天主教教堂，可以看到，那裏既有外國人，也有中國人，有不同膚色的人，有說不同語言的人，但是他們都聽同樣的話，唱同樣的歌，手拉手做同樣的禱告。我覺得這就是文化--壹種***同的精神制造壹種***同的誌向，比如說***同為壹些窮人祈禱，***同肯定壹些倫理道德的價值。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壹個很主觀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