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殺身之禍,這壹時期,他推崇的是風流倜儻的文人墨客和滿腹經綸的高山隱士,加上身處亂世,蕭清之內風雲險惡,故而壹心只想“獨善其身”(《孟子?卷十三》),追求那種“幽深情遠,自有林下壹段風流”(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十)的隱逸生活。遇有政事,退避三舍。以“思追巢許之余塵,遠慕夷齊之高義”(李煜《即位上宋太祖表》)作為理想和信條,並自號鐘隱,別號鐘山隱士、林峰居士等等,憧憬終身遁跡鐘山,撐壹葉扁舟,浪跡江河,去過那恬然自樂、世外桃源的漁夫生活。他在詞中直抒胸臆,表現其內心的真性情。其兩首《漁夫》詞就是典型例證:
其壹: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壹隊春。
壹壺酒,壹竿綸,世上如儂有幾人?
全詞沒有希求,忘我入化。就像是壹幅曠野寂靜的山水畫,千裏有雪,桃李花開,只身壹人,壹邊飲酒,壹邊垂釣,意在魚又不在魚。
其二:壹棹春風壹葉舟,壹綸繭縷壹輕鉤。
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詞中的“萬頃波”象征著世事的險惡變化,而詞人正是要從這中間擺脫出來,表明他雖處塵世,但追求解脫,追求淡泊的生活情趣。
當上皇帝時,也無半點掩飾,把自己亡國之前整日沈湎於宮中驕奢侈靡的生活之中,不思朝政,茍且偷安的情狀表現出來,並拋開君王面目,不計毀譽地把自己縱情享樂的生活情景,不加掩飾,和盤托出與世人相見。李煜“性驕侈,好聲色”[3],頗多內寵,其宮女生活之奢華冠絕當時。宮中陳設更是豪奢。“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幕其壁,以白金釘玳瑁以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中,糊以紅羅,種梅花於其外。”“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有疋以為月宮天河之狀,壹夕而罷,乃歌之”。[4] “李後主每春盛時,粱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日錦淚天。”[5]面對壹切繁華熱鬧的光景,李煜全身心投入,享樂到了極致。他在詞中自述享樂生活。如《浣溪沙》:
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蕭鼓奏。
日高三丈,金爐依舊填香,預示著昨日便開始的達旦之歡還將繼續。舞酣釵溜,酒惡嗅蕊,說明著放縱歡樂正無已時。結尾處,別殿蕭鼓傳來,又使這情景具有了空間的普遍性,此地的奢華綺靡,並非唯壹,整個上層社會都已在這縱欲的氛圍中沈醉。
另壹首《玉樓春》也是寫享樂生活:
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閑,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幹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該詞聲色豪奢,前濃後淡,形成鮮明的對比。既醉心於宴樂,又寄興於明月。不受羈絆,不裝假面,極其真率,繁華富貴,情愛歡暢,他肆意地享樂。
其悼亡之詞,也情真意切,盡顯其中
李煜的壹生,嘗盡了疾病與親人死亡的痛苦,諸多親屬遭受病魔之苦,而且都是突然起病,迅速惡化,最終與世長辭。特別是亡妻喪子,對壹般的皇帝來說,猶如換件衣服,但是幼子和大周後的相繼而死對李煜來說,無疑是痛斷肝腸,“與子長決,揮涕吞聲”(《悼仲宣銘》)的悲痛,“浮生苦憔悴,壯年失嬋娟”(《書靈筵手巾》)的哀傷,給他的心靈以強烈的刺激,使他產生人生無常、空幻如夢之感。李煜在此後的好長壹段時間裏,都擺脫不了悲痛,終日郁郁寡歡,寫下了壹批睹物思人、觸景生情的悼亡詩。其中,悼亡詞也有不少。如《虞美人》:
風回小院庭蕪綠,柳眼春相續。憑闌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
笙歌未散尊前在,池面冰初解。燭明香暗畫樓深,滿鬢清霜殘雪思難任。
上片全無情字而無處無情,“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句以形象表懷念之情,更耐人尋味。下片用“思難任”三字點出主題,而用“滿鬢清霜殘雪”六字,使這內心的情感有了可見可感的具體外觀。
冬天春來,先是桃紅柳綠,繼而落紅狼藉,在此暮春時節,李煜自然又想起當年與他壹起排遣春愁的周後,甚至入夜夢到周後乘風歸來與他暢敘離情。醒來深悔好夢難圓,於是提筆再作《采桑子》:
亭前春逐紅英盡,舞態徘徊。細雨霏微,不放雙眉時暫開。
綠窗冷靜芳音斷,香印成灰。可奈情懷,欲睡朦朧入夢來。
李煜後期,從壹個封建帝王壹下子淪為壹個受人蹂躪、任人宰割的階下囚,這天堂與地獄的鮮明對比,這血淋淋的現實在李煜心理上不啻是壹種大地震的效應,可以說徹徹底底的震撼了他的整個心靈。這段時期李煜的作品在內容上可謂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無情的現實迫使他再也不可能像原來那樣去描寫“落花狼籍酒闌珊,笙歌醉夢間”(《阮郎歸?呈鄭王十二弟》)的奢侈生活,也不可能再把“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菩薩蠻》)的宮娥彩女當作寫作對象,他唯壹能抒寫的只能是“垂淚對宮娥”(《破陣子》)的亡國之君的慘象。
這非人的囚徒生涯。天堂煉獄般的大絕望,苦難風流的大感傷,國破家亡的殘酷現實,使李煜產生了獨壹無二的苦難意識。
“亡國之音哀以思”《禮?樂記》。李煜後期詞深刻地表現了這種思想情感和心境。政治上的愚陋,將李煜推到了亡國奴的地位,命運的孤舟在屈辱的苦海裏飄零。生活遭際的這種轉變,給李煜帶來了切膚的痛苦和悲愴。生性多愁善感的李煜,壹旦歸為“臣虜”,總時時難忘昔日帝王生活。他“欲尋陳跡”(《浣溪紗》),卻又“無奈天教心願與心違”(《浣溪紗》),階下囚的身份永遠剝奪了他重歸故國的權利,壹切的壹切,都如滔滔東逝的江水,壹去不復返了。這怎能不使詞人發出“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夢裏浮生”(《烏夜啼?昨夜風兼雨》)、“往事已成空,還如壹夢中”(《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的感嘆呢?也正是因為有了切身的亡國之痛,才使他後期作品大大超過了前期,得以流傳千古。真實的悲哀、無邊的隱痛,字字滲透著血淚,正如他在詞中寫到:“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幹戈”(《破陣子》),表達了對“故國”、“往事”的無限留戀。劉永濟在《唐五代兩宋詞簡析》中所說:“昔人謂後主亡國後之詞,乃以血寫成者,其言真切出於肺腑也。”[6]
二、李煜詞感情之真
李煜前期生活有兩個矛盾的側面,壹方面他可以得到壹切物質的享受,可以做到紙醉金迷;另壹方面哀愁卻時刻纏繞著他。弟朝宗被扣,愛子的夭亡,妻子的離去,他精神上遭到了多次沈重打擊,加上他繼位之前南唐即已對宋奉朔臣服了,而宋對南唐虎視眈眈,李煜前期的精神生活是不幸的。“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清朝文人袁枚引《南唐雜詠》)。李煜是壹個非常忠實於文學創作的人,他把詞作為抒寫心曲的工具,他的離愁別恨的無限憂傷都在詞中傾瀉出來了。仿佛飄在空中的淡淡閑愁,剪不斷,理還亂。“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7]”,表現了淡淡的閑愁之美。
在李煜的閑愁之詞中,《烏夜啼》是代表作: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暮春時節,在冷雨寒風的無情吹打下,林花匆匆地謝了。無可奈何花落去,春光流逝,令人感傷。然而這是大自然的變化,是不可挽留的,詞人只能發出無可奈何的惆悵。當這種惜春的愁恨與心靈深處的離恨相合的時候,詞人發出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的意味深長的慨嘆。人不能重逢,水不能再流,主觀和客觀巧妙的融合,創造了富有深意的意境,加深了詞的感染力,同時也使詞抒情主人公的愁緒得到了升華,引發了讀者廣泛的***鳴。人們從不同的生活經歷出發,可以認為這是親愛者遠別而引起的愁思,可以認為這是遊子的懷鄉之情,還可以認為這是對失落的美好事物的懷念。
劉毓盤《詞史》亦論後主:“於富貴時,能作富貴語;愁苦時,能作愁苦語。無壹字不真,無壹字不俊。”[8]詹安泰也認為李煜詞“超然直率,直寫觀感”,並且指出:“李煜所有的詞都是由自己的親切感受出發,大膽抒寫,絕無拘束”。[9]葉嘉瑩則同樣強調:“無論是享樂的歡愉還是悲哀的痛苦,他(指李煜)都全身心的投入期間。”[10]
作為亡國之君,李煜是不幸的,然而,正如趙翼所說的“國家不幸詩人幸”,李煜具備了詩人最可貴的氣質——真率!他以單純明凈而蘊籍豐贍的筆,開拓了詞境,寫真率的人生,寫深沈的感慨,從而唱出了感發人心的千古悲歌。如他在亡國後作的《破陣子》: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離別歌。垂淚對宮娥。
在告別故國,淪為囚虜時,他依依不舍,垂淚相對的不是百姓宗廟,而是宮娥,因而蘇軾譏諷他:“後主既為攀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叫教坊離曲”(《東坡題跋?書李後主詞》)。但是他如果真能對民謝罪的話,那反而就不是李後主了。相反這首詞實實在在的寫出了李煜的心情,而他想抒發的也只是自己內心的感受,絲毫也不想掩飾什麽,也好像從不會掩飾,感情真摯,壹字壹淚,如泣如訴,既是內心的獨白,又是真切的陳情。
無限江山手中送,面對著如此重大的變故,他感到“往事只堪哀,對景難排”(《浪淘沙》),概嘆“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在他幽禁的場所,“壹任珠簾閑不倦,終日誰來”(《浪淘沙》),只能“無言獨上西樓”(《相見歡》),過那種“憑欄半日獨無言”(《虞美人》)的孤獨死寂的囚禁生活。現實既然讓人如此哀傷難耐,李煜內心便常常追戀過去的歡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壹時期他寫夢的詞又多又淒涼。“轉燭飄蓬壹夢歸,欲尋陳跡悵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待月池臺空逝水,蔭花樓閣謾斜暉,登臨不惜更沾衣”(《浣溪紗》);“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望江南》);“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壹夢中”(《子夜歌》)。由夢寫出他真率的人生,寫出了深沈的感慨,唱出了感發人心的千古悲歌。又如《望江梅》:
閑夢遠,南國正清秋。千裏江山寒色遠,蘆花深處泊孤舟。笛在月明樓。
這是壹首入宋後抒寫眷戀故國心情的小詞。“閑夢遠”透出其中信息。“南國正清秋”壹句,取景闊大,夢縈魂牽的是遙遠的南國故裏。讀之頓覺壹股清肅之氣充塞天地之間,南國萬千之景,詞人萬千之情,盡含於壹個“清”字之中了。“千裏江山寒色遠”,這是全景。“寒”而有“色”,匪夷所思,卻準確地表達了秋的特征;“蘆花深處泊孤舟”,這是特寫,蘆花與小舟構成畫面,而“深”“孤”二字,融情入景,耐人尋味。笛聲打破了寂靜,幽幽地在秋夜的氤氳中流蕩,月光透著清冷,樓也只有壹個黑色的剪影。寫出了對故國之思,壹毫不隱瞞,壹毫不修飾,照著情感的原樣,迸裂到字句上。
李煜後期的詞和人類這種悲哀深沈的憂患意識結下了不解之緣。其詞悲愴淒涼,展現了深沈的愁恨與憂憤。亡國之聲哀哀欲絕,滴滴血淚。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
詞人不堪回首故國的景物,在景事和現實情況的強烈對比中,來抒發自己浩渺無邊的愁恨。此詞意境大,感慨深,力量充沛,具有感召人心的極強烈的魅力。不僅是淒苦,而且是憤慨。以自己無可奈何的感受,向人們提出了真誠的訴說,表達種種難以言傳的哀痛,所產生的思想感情,雖居於個人特殊情況,但卻具有普遍的意義,足以感動不同時代、不同社會階層的壹切人,真可謂是哀哀絕語,滴滴血淚詞,亡國之痛,令千古同悲。
三、李煜詞語言之真
李煜詞的語言也透出壹個“真”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李煜詞語言質樸無華、自然清新,他幾乎不用典,通俗易懂,讀來很有民間文學的氣息,雖平淡卻韻味無窮。其語言之真,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語言樸素自然,通俗易懂。胡應麟在《詩藪》中評價後主的語言特色是:“後主目重瞳子,樂府為宋人壹代開山。蓋溫韋雖藻麗,而氣頗傷促,意不勝辭。至此君方為當行作家,清便婉轉,詞家王、孟”。[11]如《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此詞通篇樸素自然,開頭壹句從敘事直起,“無言”和“獨”刻畫出了壹個愁容滿面、愁腸滿腔的詞人形象。“月如鉤”三字明白如話,反襯出作者心境之淒清和身世之殘破如壹鉤殘月,勾起了“剪不斷,理還亂”的“離愁”。“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實寫所見所聞,但壹個“鎖”字卻在自然之中暗寓工巧——梧桐小院被清秋之氣鎖住,詞人也被深鎖在這不自由的“小樓”之中。“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這三句是壹種化抽象為具體的比擬,雖淺顯易懂,卻又形象含蓄,把捉摸不定的精神狀態化成了具體清晰的物質形態,增強了可感性。
其次,語言細致。李煜的詞有壹種細致之美,這和他的情深心細有關,主要表現在其前期作品中,而且往往是通過兩三個字表現出來的。例如“雲鬢亂,曉妝殘,帶眼眉兒遠岫攢”(《搗練子令》),這裏“亂”、“殘”、“攢”三個字分別刻畫,卻又連成壹體;“朦朧淡月雲來去。桃李依依春暗度”(《蝶戀花》),這兩句比“花明月暗籠輕霧”(《菩薩蠻》)的靜態描寫,又顯得生動起來了,但前者的靜態正是為了反襯人物的動態;又如“眼色暗相鉤,秋波橫欲流”(《菩薩蠻》),這是傳神之筆,其細致之處則在“暗”、“橫”兩字,而“欲”字更寫出了“橫”而未“流”將“流”的神態。
再次,語言妙絕,在“隔”與“不隔”之間。後主為詞,“赤子之心”躍然紙上,他的詞語言有時直抒胸臆,有時含蓄蘊藉,同樣的心情能夠用不同的方法表現出來。“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世事漫隨流水,算來壹夢浮生”(《烏夜啼》),“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獨我情何限”(《子夜歌》)以及“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相見歡》)這些句子,真誠面對讀者,實為不“隔”之作。但我們還可以看到,李煜詞中那些“隔”的句子,在其詞中是很有生命力的,至今讀來,仍有無限美感,讓人回味。試看這些句子,“憑欄半日獨無言,依舊竹聲新月似當年”(《虞美人》);“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臉攏”(《搗練子令》)。這些詞作,李煜把自己的心情和意向巧妙地結合在壹起,讓人回味,讓人咀嚼。
最後,化抽象為具體,讓人產生摸得著看得見的真實感。李煜詞力求形象豐富,把抽象的感情、理性的認識外在化、具體化。無論其亡國前的作品還是亡國後的作品,無論是歡娛之詞還是愁苦之詞,都同樣的“真”。他用“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喻大勢已去;用“世事漫隨流水”象征人生如夢;“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壹江春水向東流”,用壹江東流之水喻愁緒,則把看不見、摸不著、度不清的抽象情絲化為永無窮盡的江水這壹具體可感的形象,以其奔湧的氣勢成為言愁的千古絕句。
清代常州詞派重要理論家周濟,他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有雲:“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易佳,粗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粗服亂頭矣。”[12]他已先指出,不論是嚴妝、淡妝,還是粗服亂頭,都是天下美婦之態。後主詞在看似語言粗亂的情況下,猶能表現出天香國色之美。其本色真香是以於無聲處響驚雷之勢震人心魄,這種境界較之溫韋更難能可貴。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作為血淚之軀的李煜早已與草木同朽,作為歷史從反面總結國家興亡得失的材料,課本上也只偶有提及。然而,作為文壇獨領風騷的詞宗形象,以及他的壹字壹珠的詞作卻永遠如新月淩空令人矚目。無論是前期詞的綺麗柔靡,優雅浪漫;還是亡國後的那些如歌如訴,纏綿傷感的悼亡詞作,都不加掩飾,直率真摯,血淚至情,使人感情傷懷,愁腸寸斷,終其壹代無人能比,堪稱絕代才人。
在文壇獨領風騷,前期詞綺麗柔美,優雅浪漫;後期詞如歌如訴,纏綿傷感。但這兩個時期的詞也有著***同之處,都表達了真性情,有赤子之心,主要是其詞所反映的生活之真、感情之真、語言之真。
關鍵詞:李煜 赤子之心 血淚 真
談詞,難免論及南唐後主李煜。晚唐五代,詞日趨成熟,花間派詞人居詞壇主導地位。他們“鏤玉雕瓊”、“裁花剪葉” (引自五代詞人歐陽炯(896-971)之詞,其詞見於《花間集》),內容狹窄,語言華靡,原先民間詞那種清新淳樸的泥土氣息喪失。李後主的出現,既承襲了花間詞風,又壹掃花間積習,以其清新疏淡,情深雅韻的獨特風格,在詞壇上獨樹壹幟,自成壹家,為宋詞的發展開辟了壹條道路。應該說,李煜並不具備作為壹代君王所應具有的果敢、堅忍、英明、果斷等氣質,歷史與命運的陰差陽錯,將這位“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1]的悲情之人置於皇冠寶座之上。由於不諳國事、剛愎自用、疏於治理,終使無限江山在其手中斷送。由帝王加才子式的奢華浪漫生活淪為國破家亡之後“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樂府紀聞》)的臣虜生活。詞人慘淡的際遇牽動著他每壹根敏感的神經,使他望月興嘆,感懷身世,無限悔恨,由極盛而至衰,由繁華而至荒蕪。壹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對李煜詞是極為欣賞的,他在《人間詞話》中寫道:“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
本文主要從王國維的評論切入,論述李煜詞之“真”。王國維贊賞李詞源於其“真”,他曾評價:“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之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也。”又說:“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後主正是因閱世淺而性情真,因性情真而感慨深,而以血書。這些都表明後主之詞透出壹個“真”字,而這個“真”字歸根到底是因為後主有壹顆“赤子之心”。所謂“赤子之心”,在《漢語大詞典》卷九中“赤子”的解釋為:壹是指嬰兒,《書?康誥》:“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穎達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另壹個意思則是比喻百姓、人民。《漢書?循吏傳?龔遂》:“其民困於饑餓而吏不恤,故是陛下赤子之兵於湟池中耳”。而“赤子之心”的意思則是比喻純潔善良的心地。《孟子?離婁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煜詞“真”表現為壹種單純,是壹種純真、放縱。
壹、李煜詞表現的生活之真
李煜在生活上,無論是前期還是後期,在詞中都是表現得極為率真任性的,無所節制,無所忌憚。
李煜前期“花月正春風”(李煜《望江南》),詞作多以“寄情聲色,而筆意自成馨逸”(吳梅《詞學通論》)的艷情詞為主流,不少人都認為李煜的前期詞是慵倦和淫靡,是糟粕。其實,李煜的前期詞雖然遠比不上後期詞的深邃,但也並不是最不可取的。
季特菲耶夫對貴族詩的評價說:“貴族的抒情詩並未提出較大的社會問題,但卻展開了人的內心世界,對自然的感覺和愛情經驗的最細致的情緒,這壹切都使讀者的精神世界更加豐富,更為提高,並且指示了新的審美價值,就是對社會有意義的價值。”[2]這段評論用來評價李煜的前期詞是很恰切的。李煜的前期詞雖然並沒有提出重大的社會問題,寫的只是豪奢的歌舞,真摯細膩的愛情和深沈的離愁,但卻提示了新的審美價值,豐富了人們的精神世界。所以李煜的前期詞也是具有壹定的社會意義的。特別是在表現生活上,極為真切,毫無掩飾。
如他在當上皇帝之前,就直抒追求閑情逸趣,向往清心寡欲的生活。貴族生活的優裕條件,未必就沒有令人憂慮的地方。相反,宮廷爭鬥及嫉賢妒能在李煜的思想上所留下的陰影卻是塗抹不掉的。據《十國春秋?後主本紀》記載:李煜因“廣額豐頰駢齒,壹同重瞳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禍,維覃思經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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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秦觀《浣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
[8]轉引自詹幼馨《南唐二主詞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2年,第198-199頁。
[9]詹安泰:《李瑕李煜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32頁。
[10]葉嘉瑩:《溫庭筠?韋莊?馮延巳?李煜》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149頁。
[11]高蘭、孟祥魯《李後主評傳》[M] 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第29頁。
[12]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第十九則)[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