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的發明標誌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體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卷軸裝。由此可知，卷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壹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壹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唐、五代時期，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
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只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壹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壹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壹卷，最晚的為天慶年間（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壹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壹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從這些遼代北京的印刷品來看，多數為卷軸裝，也有蝴蝶裝和經折裝。有的書籍還經過染潢防蟲處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北京印刷品，紙墨、刻工、裝幀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圖畫，代表了我國古代書籍重視插圖的優良傳統。從遼代現存書籍的刻印、裝幀水平來看，北京的書籍出版印刷的歷史，似應再向前推移。
在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雕版印刷著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線條輪廓後，再用手工塗染成彩色。這是距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塗彩張貼掛圖。
公元1127年，金滅遼，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這裏成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設立秘書監和國子監，專門從事書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軍占領汴京後，又將那裏的大批書籍、印版運到北京，汴京的壹批刻版、印刷、裝訂工匠也來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裝力量又進壹步擴大，由於金政府的重視，北京出書的品種大大超過遼代。據統計，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書籍有經史子集。醫學、道藏和佛藏，總計超過200種。
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大約與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軸裝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經折裝，壹般書籍多用蝴蝶裝。蝴蝶裝是印刷術發明後新出現的書籍裝幀形式。有人推斷，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裝，但無實物留傳，還難以確定。北宋初年，所印經、史著作，都用蝴蝶裝，並很快在全國通行。從遼代開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裝，其進程大體和中原壹帶相當。蝴蝶裝的應用，是書籍裝幀形制的壹大改革。是書籍從卷軸、經折向冊頁的轉變，從而確定了壹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此後近百年間，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應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應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歷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歷、小歷、回回歷三種，印量達300多萬冊。由於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他們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壹般書籍，如政府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體方面則多選用趙體，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壹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壹書，開本為高416毫米，寬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寬200毫米，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壹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壹起，克服了壹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壹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折疊，配頁後，撞齊，訂口在書頁空白邊，用紙撚穿訂紮平，訂口外裁切，書背刷糨糊，貼上封皮後，裁切上下書口。壹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宮廷用書，則用紙裱以黃綾。元代北京印刷的《秘書監誌》壹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各壹錢，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這個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壹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壹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明代是我國古代出版印刷業最為輝煌的時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機構，都從事出版印書活動，而印書的內容按其職能各有側重，北京國子監主要印刷教育用書（如經史類書），欽天監以印歷書為主，禮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醫院、史局、兵部、工部、順天府等機構，也都從事過印書活動。有的部門還設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設立的司禮監經廠，是壹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其總人數為1200人。其中從事書籍裝幀的工匠就有700多人。
明代北京的民間印刷業也很繁榮，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幾家。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是歷代集大成者。書籍的開本大小、開本比例形式多種多樣，歷代的書籍裝幀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藝則更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書籍的裝幀形制，以經廠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經史類書籍，版面行格疏朗，字體楷書端正，大黑口、雙魚尾、註釋用雙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裝。藏書家多稱“監書天下第壹”。經廠印刷的《大統歷》，有兩種裝幀形式，壹種是包背裝，壹種是經折裝，印刷有墨印和藍印兩種。凡經廠所印的各種書籍，封皮用料有幾種不同的檔次，以黃綾裱紙包皮者，多供宮廷使用；以素色綾絹裱皮者，多供官員使用；以厚紙包皮者，可供壹般官員使用或向民間出售。經廠印裝的《大藏經》（北藏），為經折裝，長度約壹尺，封皮用硬紙裱以黃綾及各色彩綾，其裝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寫本書《永樂大典》，***11095冊，書高壹尺七寸，寬壹尺，為歷代開本最大的書，也近似於黃金比例。該書為包背裝，封皮裱以黃綾，是歷代書籍裝幀中最為壯觀者。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壹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壹種書籍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折頁、配頁、撞齊、訂紙撚、配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線、包書角等。明代線裝書的封皮，多數為紙面，選用較厚的紙，或幾層紙滾貼而成。較為考究的書皮，則在厚紙上滾以布、綾、錦、絹等織物，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以使其美觀堅固。有的書還有書根，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及卷次，以便於閱讀時查找。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書要壓實，線要拉緊。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要訂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
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只有書名和卷次，印或寫在長條紙上，貼於封面的左上角。扉頁所載內容較詳細，有書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詳細的出版情況，多印於書後。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還在書的第壹頁或封面蓋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經廠印刷的《大統歷》，不但蓋有政府公章，並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還包括函套，以便將壹部書的各冊包裝為壹個整體。函套多用厚紙板外裱以藍布（也有用綾錦者），隨書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兩種。壹種是四面包裹，露出書的上下口，稱半包式；另壹種是將書的六面全部包裹，稱全包式。除厚紙布面函套外，還有夾板和木匣兩種外包裝，夾板式是用兩片與書同大小的木板，夾於書的上下，再用布帶捆牢。木匣則是按壹部書的大小，制成木匣，將書裝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還有壹種書頁內襯紙的裝幀形式，這多用於較薄的紙張，有壹種羅紋紙，薄如蟬翼，透印嚴重，襯紙後不但克服了透印現象，也增加了書頁的強度。
由於刻版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書籍的裝幀藝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包括版面藝術、字體藝術，插圖藝術和文字的多色印刷。
明以前的印書字體，多選用顏、歐、趙等名家書體。明初開始，書籍用字壹改傳統風氣，改用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匠體字，這就是現在書籍常用的宋體字。宋體字萌芽於宋，由還不成熟而未能推廣。成化年間，國子監、經廠的版本中，開始使用宋體字，從而很快在全國推廣，字體的風格也有粗體、中粗體和細體幾種。這種印刷專用字體的廣泛應用，標誌著古代書籍版面藝術的新發展。我國古代書籍的插圖藝術，有著優良的傳統。唐代的佛經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圖，宋代有插圖的書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書籍的插圖藝術達到很高水平，在民間刻印的戲曲、話本中，使用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圖；官方出版的科技書、醫學書、方誌書中，也使用了較多的插圖，特別是宮廷使用的啟蒙讀物中，出現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圖。
出於書籍產量的大增，使社會的中下層人士也有讀書機會，從書籍的裝幀形式來看，也分成不同的檔次。就是經廠本，也分為不同的裝幀檔次，既有供上層使用的豪華本，也有供中下層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間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會壹般人士需要，從刻印到裝幀，也力求簡樸實用，成本較低，在開本上，既有較大的開本，也有中小開本。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為第壹。這代表了明代人對書籍裝幀的壹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這裏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出版印刷，並設立了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印刷的機構--武英殿。
康熙年間，集中了壹批知識分子，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並制造銅活字25萬個，印刷了這壹大部頭叢書。乾隆年間，武英殿在金簡主持下，又刻制棗木活字大小各壹副，***計253500個，乾隆皇帝親自將活字版定名為“聚珍版”。除用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外，還印了其他壹些書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書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較多的書籍，以《耕織圖》、《南巡圖》等質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壹大特點，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據統計最多時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在這些作坊中，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卷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和包背裝等，都有使用。卷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壹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采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壹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壹函，規模巨大。
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曾有壹本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以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壹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壹套***36315冊，為著名的寫本，***抄寫七部，***計254205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其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
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壹般的線裝書則力求“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封面多貼書簽，書本部較薄，壹部書裝於函套。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壹、二張白頁，其後才是扉頁，內容有書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點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書根字，寫有書名、卷次等。
從開本大小來看，清代則是多種多樣，政府出版物的開本都較大，民間出版物多為中小開本，有壹種稱為夾帶本的，是歷代最小的開本，約相當於今天的128開，字很小，但印刷裝訂都很精致。
清代出現了壹種連續性出版物，壹種是《晉紳錄》，壹種是《京報》，《晉紳錄》按季出版，內容為中央、地方官員的名錄，以紅紙為封皮，稱為紅皮書。《京報》相當於今天的報紙，但也裝訂成冊，每期二三頁或六七頁不等，封皮有白紙，黃紙不等，封面蓋有紅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兩種，由於有時限性，印裝都十分粗糙。但作為連續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從18世紀初期開始，西方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我國，近代出版印刷業開始興起。隨著新型印刷技術的應用，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則起源於我國的宋代，約公元14世紀，逐漸傳向西方。雖然在材料、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但其基本形式，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