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當時草書的文章，揭示了人們為事急所迫，在“臨事從宜”追求漢字簡易寫法的基礎上出現草書的事實。篆書的草寫就成了草篆（即古隸），化圓轉為平直，後來發展成漢隸，再增加波磔起伏就成了八分書。由古隸向漢隸衍化時的西漢前期的簡書，如《天漢三年簡》、《始元二年簡》，已有篆、隸、草相雜的現象。西漢宣帝時的《神爵三年簡》和成帝時的《陽朔元年簡》已出現比較成熟的草字，有人認為這就是純然的章草字（見侯鏡昶《論西漢書藝》）。此時正是漢隸向八分書衍化，八分書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由此可見八分書形成的同時，草書也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之中。這時的草書，單體字的筆法有簡易而疾速之勢，這是“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所形成的新書體，已有鉤連曲折的特征。東漢簡書裏已有章草書體的，如光武帝《建初十壹年簡》，明帝《永平十壹年簡》等。這說明新興的章草書是漢代下層書人在長期實用過程中形成創造出來的，它是時代的產物，並非是聖人和少數幾位書家所為，正如衛恒所說：“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根據史書，漢代善寫章草的書家有杜度、崔瑗、崔寔等，歷史上有章草創於史遊說、杜度說、章帝說等等說法，雖然與實際不符，但是像杜、崔這些書家在當時以草書著稱則是事實，他們在草書發展上所作出的貢獻是不能抹煞的。
草書應用之初，雖有章草之實而無章草之名，定“章草”稱，如張懷瓘《書斷》說：“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可能有壹定根據。但歷來說法不止於此。
漢晉之際寫章草的名家有杜度、崔瑗、崔寔、張芝、羅暉、趙襲、衛凱、皇象、索靖等。杜度、崔瑗、崔寔等的章草書，目前沒有原跡留傳。張芝《秋涼帖》，吳皇象《急就章》，晉
王羲之《豹奴帖》，索靖的《月儀帖》、《出師頌》等，大約皆出自唐人摹寫，不足為據。根據與他們同時代的有章草書的簡書來看，那時的章草書圓筆多於方筆，有明顯的波磔筆勢，字與字不連綴，成為“字字區別”的獨立狀態。章草書的書寫要“章務檢而便”，不像今草那樣放縱而多回旋。因章草帶波磔，所以書寫時重在“運其指”（索靖《草書勢》），與今草在書寫上也有很大區別。
草書由章草過渡到今草，歷來說是在東漢時由張芝奠定的，張懷瓘《書斷》說張芝：“學崔、杜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他的草書特點是“字之體勢，壹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其隔行。”改變了章草字字獨立的狀態，成為連綿不斷，氣脈貫通的今草形態，“若懸猿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這樣的今草，實際已開後來狂草先河。書寫今草用筆要求圓轉連貫，蕩氣回腸，所以索靖說張芝今草的書寫關健在於“回其腕”，點明章草與今草在筆法上的區別和不同特點。
草書發展到張芝，也是由實用性向藝術性轉化的時期。張芝對草書下過很大功夫，“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書斷》）這是作為藝術家沈浸於書法藝術的生動寫照，因此成為書學史上的美談。按趙壹說草書的本意是“臨事從宜”，但到張芝時，他書寫草書的經驗之談卻是“匆匆不暇草書”，作為藝術的創造，張芝的經驗是合乎藝術創作規律的。但在當時卻受到非難。東漢辭賦家趙壹《非草書》認為“草本易而速”，到杜度、崔瑗和張芝之時，草書“反難而遲”了。而且社會上興起了“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孔、顏焉”，“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雲適迫遽，故不及草”的現象。趙壹非草書，反映了草書由單純的實用性向
藝術性轉化的社會現實。他批評當時人們對草書“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壹筆，日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眾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劌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出血，猶不休輟”的現象，這正好反映了人們普遍喜愛草書，把寫草書當成壹種藝術創造，達到如醉如癡程度的事實，這正是使草書進入高度藝術境界的社會基礎。張芝這樣的書家正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完成草書由實用性過渡到藝術性時，有重大貢獻的人物，他被稱為“草聖”，正是人們對他在草書發展上所作出的貢獻的充分肯定。
章草自漢代形成，歷魏晉南北朝而日漸勢微，而今草卻自漢晉以來日益發展，到唐代達到高峰，出現了像張旭、懷素那樣的有高度藝術成就的大書家，壹直影響至今。